给二十一世纪的预言

艾赛亚 波林

译者：从昏饭牛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狄更斯不朽名著《双城记》的开场白正是我们这个恐怖世纪的写照。人类互相残杀已有几千年。然而匈奴王，成吉思汗，拿破仑（他在战争中使用大规模杀伤）的事迹，甚至亚美尼亚大屠杀，相比俄国革命及其后续效应，早已褪色为无足轻重。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压迫，折磨和屠杀，其规模之大史无先例，应当归咎于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以及系统性信息造假造成的恐怖真相长期不能公布于众。这些不是自然灾祸，而是可预防的人为犯罪。不管信奉历史决定论的人怎样辨解，我始终认为它们是可以避免的。

我已经很老了，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说话难免带有特殊感情。我的生活一直安定有保障，想到世界上那么多的人经历过灾难我总感觉羞愧。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以权威的身份解释这些恐怖发生的原因，但我可以尝试。

以我的观点，这些犯罪并非源于人类普通的负面情感，如斯宾诺莎所称——恐惧，贪婪，种族仇恨，嫉妒，权利欲望，尽管这些情感扮演了邪恶的角色。在我们这个世纪，它们起源于思想，或者说一种特定的思想。说起来好像矛盾，一贯看重客观社会和经济实力而轻视思想重要性的马克思，通过他的著作改造了二十世纪，变化的方向一些是他希望的，一些则是他反对的。德国诗人海涅在一篇名文中曾告诫我们不要低估坐在书斋里的安静的哲学家。他说，如果康德不曾废黜神学，罗伯斯比尔也许不会砍去法国国王的头颅。他预言有一天德国哲学家（如费尔特，席勒，以及其他德国民族主义之父）的带枪信徒会在一场狂热的毁灭浪潮中摧毁整个西欧的丰功伟绩，让法国大革命逊色为小孩游戏。这样说似乎对德国形而上学哲学家不公，但他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纳粹的意识形态的确有德国反启蒙运动思想根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信完美是可以企及的，受这些人的言论和著述的影响，许多人屠杀和残害人民时良心静如止水。

 请听我解释。如果你确信总有某种方法可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只要人们采用必要手段便可建成一个凭空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你和你的追随者必定相信为了打开此类天堂的大门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简单又明确的真理一旦成立，唯有蠢人和恶人才会抵制。不同意见者必须被说服。如果不能被说服就制定法律来制裁他们。如果法律也不管用则采用强制手段，最后不可避免地持诸暴力，必要时恐怖，屠杀。列宁在读了《资本论》后便坚信这种理论，他持续教导其追随者说，如果通过他鼓吹的手段可以创建一个公正，和平，幸福，自由和富饶的社会，任何必须运用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是合法的。这种思想的基础在于相信人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自身无论以个体还是社会的形式所面对的生活根本问题。这种方法非但可行，还必须付诸实践。发明方法的人当然是领导人，他说的话就是法律。所有正确具体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想法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雅典的大哲学家，犹太人，基督教徒，文艺复兴时代思想者，巴黎的路易十四，十八世纪法国激进改革派，十九世纪的革命家全都声称找到了答案，尽管他们的答案 或发现答案的方式（杀来杀去的血腥战争）千差万别；唯有坏人蠢人才反对他们实践真理。 

这就是我要谈的主题。我要告诉你们这种思想是虚妄的，不仅因为不同社会思想学派给出的答案不同，你找不到任何方法演示其合理性，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人们在广漠的地域范围已经生存了无限久远的年代，他们的中心生活价值观不但不会普遍一至，也不会总是相互和谐，而是有同有异。人都渴望自由，安全，平等，公正，知识，等等。然而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互不相容。如果允许人们完全自由，狼便会自由地吃羊。完美的平等意味着人类自由必须受到约束，假如出现竞争，最有天赋和能力的人会被禁止超越那些注定失败的人。安全与自由也不能两全，人的安全岂能保持如果可以被他人自由地破坏。事实上并非每人都寻求安全与和平，否则无人因荣誉而参加战争或从事危险体育运动。

 正义从来都是人类思想之一，但是它和仁慈并非完全相容。创造性想象及自发思想虽然光彩夺目，却难与计划安排及谨慎可靠的推测并行不悖。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例如追求知识和真理，并不能和人们最渴望的自由与幸福完全和谐一致。知道自己患了不可治愈的疾患当然不会给我更幸福，更自由的感觉。我一生都在捡择，在平静与激动，认知与快乐的无知之间，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选择中舍一取一。 有什么办法来约束那些相信这样的价值观的胜利者？他们着眼于金色未来，有时非常疯狂，总是伤害他人，就像二十世纪的大暴君，无视千百万人的生命，自由和人权。

 很遗憾我没有完美的答案给你们。我只能说如果要在生活中寻求根本价值，为了不让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作出妥协，让步和条理化。要有极度自由就不能要求绝对平等；过分寻求安定便不能有太多个体自我表现；过度仁慈则没有完全司法公正。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价值观相互冲突。人类追求目标源于共同本性，但每个人的追求须有适度的控制。我再说一遍，自由与追求幸福不能完全相容。自由，平等，博爱之间同样如此。

 因此为了防止一种生活方式和与其对立的方式相冲突，我们必须掂量，权衡，谈判，妥协。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可以引领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青年男女愿意奋斗终身的大旗，它太温良，太理性，太小资，没有波澜状阔的情感。但是，你们必须相信我，人不能获得他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不但在现实中，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追求一种单一而包罗万象的思想 ---因为它是适用人类的唯一真理，高压统治将不可避免，接着是毁灭，流血。鸡蛋打碎了却不见鸡蛋饼上席，还有无数的鸡蛋---人的生命，在等着被敲碎。最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已忘了鸡蛋饼，只顾忙着打鸡蛋。

 我很高兴在接近我生命终点的时候人们对此已有了些领悟。理性，宽容在人类历史 中虽然罕见，却未被鄙视。不管怎样，尽管狂热的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这些现代社会最大祸害还有市场，自由民主正在发展，大独裁者一个个被摧毁，或将要被摧毁----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日子也不远了。我为在座的你们高兴，你们将看见二十一世纪，相比我经历的可怕世纪，我确信那是一个对人民而言更好的时代。我祝贺你们的好运气；很遗憾我看不到这个美好未来。散布了这些悲观情绪之后，很高兴我以光明结尾，许多理由让我相信这样说是公正的。

此文是艾赛亚  波林（Isaiah Berlin, 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二十年前，1994年11月25日，在多伦多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仪式上的讲话。

艾赛亚  波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俄国犹太裔英国学者，社会，政治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史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重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