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還剩多少好人？”

粉碎“四人幫”之後，胡耀邦同志掰着指頭對人一一估摸說：“反右派”和“反右傾”反掉過多少萬人？“大躍進”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會之後的“四清”運動又傷害了多少萬人？舉國上下大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聲遍野。每一次運動都說“壞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斷地整來整去，多少個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還剩多少好人？

“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

1977年3月底，胡耀邦同志被任命為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他對屬下回憶了戰爭年代與剛剛建國之際的人才濟濟。而後說：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這樣的社會還能談得上什麼突飛猛進？

這二十多年在經濟上，為什麼我們會落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後面，甚至連台灣、香港都趕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惡的界限搞混了，與我們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嘛！這是顧炎武說的。做夢也沒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

“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同志正式到中組部上班，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那時候，不但中組部大門前有許多上訪者，就在東城富強胡同六號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訪人。胡耀邦早對住宅守門人員打了招呼：“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打破“兩個凡是”，召開“疑難案例座談會”，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中年幹部高奇具體操辦。高奇面有難色，說：“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

胡耀邦對他說：“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我看游泳時就得時不時地突出鼻子！”

林彪當年搖晃着“小紅書”，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時，身為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就對一些人曾經說過：“他那種‘突出政治’就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時不時地突出鼻子！”後來個人迷信之風颳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動輒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胡耀邦又不止一次地對許多青年人說：“人能活到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我們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個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趙家排在第一位，我們能碰到姓趙的就磕頭嗎？”

“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

1978年9月，準備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之際，胡耀邦對協助起草講話稿的同志說：“我們永遠記住這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尤其在有關黨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更要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那種不講原則，“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氣，是同我們黨的性質水火不相容的。

大家之所以同意用“兩個不管”（“不管什麼時候、什麼人批的定的”都要實事求是）去針對“兩個凡是”，我想大概都有這樣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個人崇拜了。我相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歷史性決議：永遠永遠地嚴禁個人崇拜。因為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復辟。其危害之烈，莫此為甚！

 “要進行一次切實的檢查”。

1984年2月24日，就幹部配備問題，胡耀邦同志給中央書記處習仲勛、胡啟立、喬石和中組部宋任窮、陳野苹、李銳寫了幾句話：“仲勛、啟立、喬石並任窮、野苹、李銳同志：這件事值得高度重視。我的意見是要進行一次切實的檢查，凡屬①科研單位，②大專院校，③醫務部門和大醫院，④文化部門和大的演出單位，⑤大的文物單位和圖書館，黨委書記和行政負責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較低又不懂知識分子政策的，一律堅決調出來，換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紀較輕的去擔任。

這件事要辦堅決些，不許拖拖拉拉，能不能在1984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個省市區同志的態度如何，如果堅決，就能辦成，就能找到人，如不堅決，就會出現許多託辭而辦不成。

“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

1986年4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之際說：“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判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作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

“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1978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組部工作時，每天處理地委書記以上幹部的申訴信33封，主持召開六七次省市疑難案例座談會。在其主持工作期間，沉冤22年的50多萬“右派分子”獲得改正——後來，幾多老人跪在他的遺像前號啕：“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平反哪！”

平反冤假錯案自然不是胡耀邦同志一人之功，但他力挽狂瀾而殫精竭慮，卻是有目共睹的。

1979年1月至1985年7月，胡耀邦批閱人民來信兩千多件。他說：“每個領導幹部平均每天要看一兩封有典型意義的群眾來信，首長的秘書不能藉口首長而任意扣押！”

另：在胡耀邦同志逝世時，有媒體的大標題為《11億中國人為你送行》。據稱，這標題來源自河南籍著名詩人蘇金傘。他的詩歌《一個最勇敢的人》：“‘十一億人口日’，壓得人難以安靜；想不到今天一個人的死，竟使十一億人痛哭失聲。說是悲痛也是愧疚：十一億人竟不能使他活下來；不能再在會場上看到他，不能再到邊遠地區詢問貧苦群眾。一個偉人，不如一個最勇敢的人更使人尊敬：他曾迎着着冷風，推倒營築多年的圍牆，放出被枷帶鎖住的靈魂。現在人們方始悟到：與其揚手招來百萬人歡呼，不如穿上布底鞋，親切地走入人心。”當時，蘇金傘先生已經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