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狂歡與世界真相

群氓，是一股隨波逐流的世界洪流。

作者：清和  

來源：智本社

群氓，是一股隨波逐流的世界洪流。

他們跟風、盲從、焦慮、易怒、狂熱、縱慾，拒絕思考及放縱暴力，缺乏獨立意識與思辨能力，在追求“集體靈魂”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竊取私利（《群氓心理學》，古斯塔夫·勒龐）。

要命的是，“深諳其道的演說家在面對群氓的演說中常常利用這些特徵”。

他們常假以“公共利益”之名，借群氓非理性之勢，行私人野心與目的之實。他們給群氓提供的思想配方往往是國家、領袖、意志、暴力和強權至上論，以及“strength through unity”（法西斯最原始的口號）。

他們還假以自由之名，在廣場上以極度誇張及渲染的表演方式搖旗吶喊、混淆視聽，行渾水摸魚之實。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羅蘭夫人也被送上斷頭台，在臨行前她說出了那句震驚世人的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梁啓超譯）。

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寫道：他們既“能夠做出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和狂熱的自我犧牲，也能幹出最卑鄙的強盜行徑和最齷蹉的賣身勾當”。

百年之前，勒龐將歐洲近代狂熱、無序、非理性的運動及人群概括為“群氓”，並感嘆：“群氓的行為更易受到骨髓的影響而非大腦的影響”。

此後，這股洪流愈演愈烈，最終醞釀了一場人類史上空前的浩劫以及瀰漫半個地球的思想瘟疫。

歷史上，廣場上人的郁燥與廣場背後人的竊喜，折射了人類最無知與陰暗的一面。

話說“天不生牛頓，萬古如長夜”。然而，牛頓之後的高斯、愛因斯坦、斯密、洛克、哈耶克、勒龐、笛卡爾以及血淋淋的歷史教訓，都難以敲開群氓靈魂之門。群氓的行為與財富、學歷、知識無關，只與理性訓練、敬畏之心及教養修養有關。

如今，廣場上的人化身為網絡上的“俠”與“精”，製造了自媒體時代的群氓狂歡，被用於“多數人之暴政”而不自知，扭曲了市場與人性，遮蔽了理性之光與世界真相。

本文從思想市場、私人契約與制度經濟此經濟社會三大基石，試圖以探尋規律、剖析人性之方式正本清源：財富是如何創造的，經濟是如何增長的，社會是如何進步的，人類大規模協作是如何構建的，以及全球化時代人類是如何共處的。

本文邏輯：

一、思想市場：社會正循環演進之根基

二、私人契約：人類大規模協作之根基

三、制度經濟：經濟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正文1.3萬字，閱讀時間約40分鐘，請耐心閱讀，亦可先分享或收藏）

01思想市場

社會正循環演進之根基

公元八、九、十世紀，眾多虔誠的朝聖者，帶着狂喜之心，經過長途跋涉，無懼路途之艱險，源源不斷地湧入聖地耶路撒冷。

1009年，埃及法蒂瑪王朝的哈基姆獲得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權，他下令摧毀了聖墓教堂內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同時，封堵了基督教徒朝聖的道路，向每個朝聖者收取一個金幣。大量無力支付“買路錢”的朝聖者被滯留在城門之外。

當時，朝聖者人數正值高峰。所有朝聖者心中有一個寄託：十世紀，根據《啟示錄》中的千年走到了盡頭，世界末日將降臨，屆時耶穌會在耶路撒冷現身，評判人類。

隨着時間迫近，那些虔誠的朝聖者、盲目的或有罪之人，日益焦慮，陷入恐慌，他們拋下自己的家園、親人與工作，蜂擁到聖城等待耶穌的降臨。耶路撒冷城內城外人潮湧動、水泄不通。此時的聖城執政官土耳其人大為惱火，他們肆意盤剝、虐待、毆打朝聖者。

這時，一個叫彼得的政治投機分子出現了。他在意大利以極其浮誇的方式表達了朝聖者在聖城的遭遇。他的渲染、鼓譟成功激起了基督徒的憤怒與衝動。1095年，彼得在皮亞琴召開的宗教會議上，乘機向神職人員散布所謂的來自君士但丁堡密使的軍事機密：土耳其人正準備征服整個歐洲。

接着，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表了聖戰宣言：“願為我犧牲生命的，定得到生命。”信徒們群情激昂、摩拳擦掌，齊聲高喊：“神之旨意！神之旨意！”

在之後的將近200年間，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十”字標記的“耶穌基督的軍隊”，號稱“十字軍”瘋狂發起東征。這場曠日持久的聖戰，從最初的“解放聖城”演化成為一場被政治、利益及宗教裹挾的大劫掠。“十字軍遠征聚合了當時的三大時代熱潮：宗教、戰爭和貪慾”（《歐洲中世紀史》，本內特）。

當時，社會從上到下，都樂於加入或煽動這場戰爭：國王與教會透過政策，貴族憑藉其內心的不安與征服的樂趣，平民依靠宗教熱誠與兩世紀以來不斷被洗腦的虔誠。

19世紀蘇格蘭著名法學家查爾斯·麥凱在其《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中指出：

“每個時代皆有其特殊的愚行，有些出於貪婪之心，或是由於追求刺激，亦或純粹是模仿的本性，深植人性並鼓舞着大眾。若不是，也總會出現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狂熱。”

“十字軍不過是一群無知且野蠻的烏合之眾，受偏執妄念的鼓舞，殺出一片布滿淚水與鮮血的悲劇。另一方面，浪漫的文學卻以其閃耀且熱切的語調，讚頌着十字軍的虔誠與英雄主義，歌頌他們如何為自己贏得榮耀，彰顯基督。”【1】

倘若歐洲一直處在宗教控制的中世紀時代，定然無法萌生自由市場。十字軍東征這場漫長的浩劫，很大程度上反噬了教會勢力。

下來的14世紀，一場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鼠疫），以另一種極度殘暴的方式再度摧毀了歐洲。

歷史學家估計，這次黑死病大約造成2400萬人死亡，約占歐洲和西亞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詩人喬萬尼·薄伽丘的故鄉佛羅倫薩是重災區，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談》驚呼：“天主對人類殘酷到了極點！”

這場黑死病極大地打擊了天主教勢力。很多人開始不再相信祈禱能夠治癒，不在教會醫院等死，而是尋找更為有效的辦法。

1315年左右，羅馬天主教會開始逐漸接受了人體解剖作為醫學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市開展了第一例人體解剖的公開演示。人體解剖這刀下去，神學統治地位受到挑戰。

當時的解剖學家維薩里發現男人與女人一樣都是一側12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說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亞當的肋骨）。維薩里在其不朽著作《人體構造》中，準確地描述和繪製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系統及身體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經典插圖被稱之為“思考的骨架”。

到了16世紀，解剖學成為一種公共景觀，意大利及其它國家的一些醫學院紛紛建立起了解剖學“演示廳”。公開解剖類似於今天歌手開巡迴演唱會公開表演，門票不菲。（詳見《與死神邊際賽跑 | 我們勝算幾何？》）

1628年，英國內科醫生威廉·哈維在其著名的《動物心血運動的解剖研究》指出，心臟是“一切生命的基礎，一切的起源”。

14世紀“黑死病”肆虐後的300年間，維薩里的人體解剖、哈維的血液循環論、雷內克的聽診器等現代醫學，極大地打擊了天主教權威，促進了人們的覺醒。

16世紀，馬丁·路德等人在歐洲掀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這場改革打擊了天主教會的神權統治，世俗政府勢力開始崛起，打破了傳統宗教枷鎖，促進了自然科學以及醫學的發展。

從黑死病肆虐到現代醫學的進步，再到宗教改革，這300多年是歐洲從愚昧到覺醒的關鍵時期。正是思想解放、自由思想，為現代自由市場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經濟學家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後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他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了宗教改革對於資本主義興起的價值。

韋伯在書中提出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是新教徒”。【2】

事實上，今天歐美世界新教國家的經濟狀況普遍好於傳統天主教國家。韋伯在書中指出，在專門培養技術人才和工商業人才的學校，以及主要培養中產階級從業人員的學校畢業生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所占的比例也更少。而天主教徒熱衷於文科學校。他們較少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活動，很少參與經濟生活。

韋伯將這一差異歸結為馬丁·路德、加爾文推行的宗教改革。如果沒有宗教改革，沒

有新教思想，可能就很難出現現代科學與工業。

新教倫理出現的新的教義及思想，如現世禁慾精神、追求現實生活，與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務實進取高度契合。新教倫理誕生了一個副產品，這個副產品賦予了人們追求自我利益以合理的世俗目的，從而促使人們逐漸擺脫愚昧，為個人利益而努力。

新教徒選擇的是“吃的舒服”，追求今生之樂；天主教徒則寧願“睡得安穩”，苦修來世之福。

天主教認為，祈禱和聖歌是修道生活的最高境界。但是，宗教改革後，新教倫理顛覆了這一教義。新教徒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遵從上帝的旨意，把勞動當成人生的目的。”

新教徒奉行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他們還將勞動與祈禱在時間上分開。“上帝希望工作日時各司其職，以踐行他的意志，沉思則放在禮拜日。”

韋伯最終將資本主義市場興起的思想基礎概括為理性主義。西方理性主義思潮，推動了現代科學、自由市場及民主制度的全面興起。資本主義的興起依靠的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亞當·斯密的自由思想也源自宗教改革。他的學術思想主要來自斯多葛主義倫理學和他的老師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思想（新教）。

亞當·斯密推崇自然神學，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多年的講義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自然神學”，即斯多葛學派和哈奇森的基督教思想。其實，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的“看不見的手”也是自然神學的概念，即由神設計的市場自然秩序。

新教改革為現代科學興起提供了思想條件。牛頓對斯密的影響很大，亞當·斯密對牛頓宇宙觀推崇備至。在其臨終前，斯密命人將其全部手稿燒毀，但唯獨留下了一份關於他對牛頓天體理論的評價。

近代市場興起，以及市場理論的誕生，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自由市場的前提是自由選擇，自由選擇的前提是思想自由。任何有組織或無組織的群氓，都是自由市場的天敵。只有自由發達的思想市場，才能造就發達的市場與繁榮的經濟體。

然而，幾千年來，政治壟斷勢力及有組織的群氓，一直壓制着自由市場的發展。在市場興起之後，原有組織勢力及信仰的崩盤，有組織的群氓立即演變為無組織的群氓，這種股龐大而無意識的群氓力量，也是自由市場的威脅。

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西方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事情比法國大革命更偉大、更源遠流長，但又更盲目失控、無法預料。

1789年7月13日的巴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恐慌的巴黎民眾手持槍械，瘋狂地湧向巴士底獄，試圖搶奪火藥。

路易十六頭顱被砍後，法王“希望法國不再流血”的遺願不但沒有實現，相反的是，法國的斷頭台工作越來越繁忙。不到50天的時間，僅巴黎一地就處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羅伯斯庇爾被處死的時候，著名的劊子手夏爾桑松已經砍掉了2700個腦袋。

法國著名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群氓心理學》中指出：如果你認為民眾的暴戾之氣一旦被點燃，會被嚴格限於“人民的敵人”，那就太天真了。此時，“殺頭”是重要的愛國之舉，至於殺誰的頭則並不重要。【3】

從國王、王后、教士、貴族，到雅各賓黨人，紛紛被押上斷頭台。最後，砍頭的“榮耀”逐漸落到了平民身上，被砍頭的農民和工人就有近萬人。此後三年，被斬首的“反革命分子”，達7萬人之多，法國國內貴族被徹底剿滅。

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說：“法蘭西豈止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與其說法蘭西成為人類的災難與恐怖，不如說它幾乎成了屈辱與憐憫的對象。但是，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醜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詳見《悲情法蘭西 | 從巴士底獄烈火到巴黎聖母院失火》）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冷靜地發現：“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要改革的時刻。”【4】

“舊時的信仰搖搖欲墜，最終消逝古老的社會支柱相繼坍塌，群氓的勢力則不受任何力量的威脅，並且其威望正在不斷擴大。在這種力量的衝擊之下，個人的暴政為集體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後者是強大的，難以摧毀的。”【3】

世界的主宰者、宗教的開創者、帝國的締造者及政治投機分子，都是傑出的心理學家，他們對群氓的靈魂有着深刻的把握。

不管是有組織的群氓，還是無組織的群氓，都是一股無意識、非理性的洪流。一旦身為群體中的一員時，人的才智和天分被削弱，人性因而被磨平。異質性在同質性中淹沒，無意識的特徵占據主導地位。

這股“同質均一”的集體洪流，天然對市場的自由思想、獨立選擇加以干涉，甚至以群體暴力的方式剝奪他人自由及私產。

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古典主義者強調市場的均衡形態，對市場背後的關於人的思想及行為並未做太多探索。奧地利學派則從“人的行為”的角度出發，揭示了自由思想在市場運行中的邏輯。其中，集大成者為米塞斯和哈耶克。有趣的是，奧地利學派認為其思想淵源為傳統天主教思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捍衛自由市場，尤其是自由思想。他在其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說：“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

自由思想的真正內涵不是天馬行空、為所欲為，更不是跟風、從眾、焦慮、勢利、非理性之群氓，而是獨立思考、理性思辨。

所以，自由市場我們最終追溯到韋伯所概括的理性主義，或者叫思考、思辨。

群氓的致命弱點是拒絕思考，他們希望直接獲得答案，不關注推理及思辨過程。他們喜歡全盤接受絕對真理，或一概拒絕絕對謬誤。他們喜歡節省思考成本，習慣於逃避責任“搭便車”，以追求“集體靈魂”，以獲取安全保障。

這個世界，物質遵循“最小耗能”原則運動，自然生物懂得“趨利避害”，經濟社會按照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方式運行，但唯有思考，不能省力、偷懶。

因為若放棄思考，就意味被奴役。

02

私人契約

人類大規模協作之根基

在遠古時代開始，人類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群氓”狀態。

在與豺狼虎豹鬥爭的年代，個人無法獨立生存，只能求諸於集體力量。為了實現集體協作，人類絞盡腦汁地玩起了“政治”，發明了宗教、國家、城邦、部落、氏族、宗族等制度。

從理想國到烏托邦，從平均主義到天下大同，人類試圖利用集體之智慧實現美好之夙願。但是，哈耶克告誡世人：“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人們善良的意願鋪就的。”因為“那些放棄自由以期換取保障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會得到保障。”【5】

正如哈耶克所言，從遠古部落到農耕社會，人類放棄自由、讓渡私有權以換取生存保障，最終淪為被教義綱常、國家機器奴役的群氓。

直到近代市場興起，人們才摸索到一種既能擺脫奴役又能實現大規模協作的制度——市場制度。

為什麼說市場制度能夠擺脫奴役？

自由市場的前提是自由思想、自由選擇、獨立決策，是人與人之間一種自願合作關係。弗里德曼說：“自由市場是人類發現的唯一能讓多數人自願合作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它對於維持個人自由至關重要”，自由市場是一組組私人契約的集合。自由市場中人的行為完全是私人行為，而不是集體行為，也不是群氓行為。

參與交易有代價，即“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弗里德曼）；也有收益，即“自由市場最重要的一個核心事實是，除非雙方都能獲益，否則交易不會發生”（弗里德曼）。

市場是平等的、不被奴役的私人契約。哈耶克說:“錢是人類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因為“只有金錢才會對窮人開放，而權力永遠不會。”這句話道出了市場制度，與傳統的國家、城邦、部落等政治制度的根本區別。

亞當·斯密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在《國富論》中將市場行為界定為私人行為，即“交換及易貨系屬私利行為”。張五常在《經濟解釋》中着重強調這一點，經濟學討論的假設前提是個人選擇，這個前提對錯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應跳出這個前提。

市場制度與經濟學都聚焦於私人契約而不是公共契約，但是成千上萬個個體之間如何大規模協作？

市場制度是一種“神奇”的制度，所有人在“看不見的手”在指引之下，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結果居然整個社會福利都增加了。要知道，之前千百年來，人類都採用相反的邏輯，即使用仁愛、善良、同情心之精神療法感化世人心中之惡念，但依然事與願違。

人們從來沒有見過人人利己、還能利他的制度。比亞當·斯密更早的政治經濟學家曼德維爾曾經寫過一本《蜜蜂的寓言》。曼德維爾用蜂巢制度類比市場制度。他在書中描述，在抱怨的蜂巢中，蜜蜂利己，蜜蜂部落繁榮；蜜蜂變得善良和誠實，部落則衰落。【6】

曼德維爾得出一個很簡單直觀的結論：私惡即公利。私慾之“惡花”還能結出公共利益之“善果”？當時，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稱之為“曼德維爾悖論”。

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打破了千百年來人類“善良意志論”和“理性設計論”。在曼德維爾看來，試圖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懷來建立一種充滿美德的繁榮社會，只是一種“浪漫的奇想”，因為私慾和私慾支配的個人惡行恰恰是社會繁榮的能源，離開了這個能源，公共利益將是無水之源，無本之木。

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是自由市場及經濟倫理的思想基礎。自該書發表後，人類對構建大規模協作制度有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路徑。

當時，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私惡即公利”的思想，稱之為“曼德維爾悖論”。時至今日，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群氓，依然牴觸這一思想，並將其意識形態化。

勒龐在《群氓心理學》中寫道：“群氓的推理能力屬於低劣的範疇”，“群氓的邏輯有兩個特徵：一是將只有表面關聯的不同事物聯繫起來，二是迅速概括歸納特殊情況。”【3】

因此，群氓對市場的認知容易浮於表象，想當然地從“自利”推導出“惡果”，從而否定市場和交易。更要命的是，“深諳其道的演說家在面對群氓的演說中常常利用這些特徵”，打着“公共利益”的旗號煽動群氓運動，從而滿足演說家之個人野心。

當然，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曼德維爾以及後來的亞當·斯密都沒有深刻洞悉市場按照“自利原則”運行的內在邏輯，如自由思想、私有產權及價格機制等。

後來，奧地利學派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補充。在上個世紀20年代，米塞斯為了防止學術辯論落入意識形態的爭議，選了一個巧妙的角度——科學，來解釋自由市場尤其是自由主義思想。

米塞斯想強調的是，自由市場存在的科學性，即符合客觀規律及人性。比如經濟學中的價格機制、供求定律、邊際效用遞減，不僅符合規律，還符合人性。又如，我們有正常說話的自由、行動的自由、娶妻生子的自由、獲得和放棄財產的自由，這些自由顯然讓我們更快樂，更有激勵性。這是符合人性的。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強調：“我們唯一的主張是：保障一切勞動者的自由，保障使人類創造出最高勞動效率的勞動制度”。【7】

米塞斯將市場落實到個人行為之上。米塞斯將經濟學視為“人的行為”之科學（《人的行為》，米塞斯）。米塞斯非常重視私有制，他將私有產權視為一切自由主義的前提。

市場交易，其實是權益與風險的轉移。私有產權是自由交易的前提，擁有產權意味着擁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只有具備這些權利才具備交易的條件。這是最基本的市場交易要素。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私有產權是一種激勵制度。勞動所得屬於個人，自然更能夠激勵自己創造。試問誰願意純為他人賣命賺錢？試問誰願意與他人共享財產，共享伴侶呢？

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一句經典的話：“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最為浪費；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

米塞斯苦口婆心地告知當時德國、俄國及歐洲大陸的群氓：“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經營活動，才能確保人類勞動達到最高的效益。”米塞斯還說，如果取消私有制能夠創造更高的效益，他也會贊成消滅私有制。

不過，張五常從英國999年的使用權轉讓制度中獲得啟發，認為所有權不是最重要的，轉讓權才是合約的關鍵。999年使用權利用了人類有限預期的缺點，畢竟大多數人都不會關注999年之後的事情。根本上說，使用權的解決方案其實是捨近求遠之法。但是，不得不說，這種制度的出現也是歷史演變與自發秩序的結果。

反過來看，為什麼群氓運動、理想主義、平均主義及大同社會最終都會走向失敗？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制度及行為違背了經濟規律與人性。

從人性的角度，每個人都為他人或集體而努力，結果卻是人人都想搭便車、磨洋工、占他人便宜，生產力無比低下。這種打着道德高尚的旗號出發，其行為卻極端自私和惡劣。這種制度具有“劣幣驅逐良幣”的功能，驅使人們擁擠，哄搶，占便宜，吃公家的狼吞虎咽，用自己的卻極度小氣自私。

在經濟規律來看，米塞斯和哈耶克創建了一種理論叫知識分散理論。知識分工在哈耶克看來“至少是與勞動分工同等重要”的問題。哈耶克認為，知識都分散在每個人的腦子裡，任何個人、企業及政府都無法掌控所有的信息。

既然無法掌控所有信息，就無法實現統一的計劃和經濟計算。如此，群氓的集體干預行為其實是“致命的自負”，這種集體經濟訴求註定無法實現。反過來，尊重個人自由，實施私人契約，其實順應了市場知識的分散性規律。

既然知識是分散的，那麼市場如何將知識集中起來，並實現高效配置？

亞當·斯密沒有揭開這一面紗，反而用“看不見的手”之隱喻將其神化了、黑箱化了。後來，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用價格理論把市場的邏輯說清楚了。與弗里德曼相比，哈耶克的解釋更加的細膩：

“從根本上講，在一個有關相關事實的知識由眾多個人分散掌握的系統中，價格能夠幫助不同的個人協調他們所採取的彼此獨立的行動，就像主觀價值可以幫助個人協調他所指定的計劃的各個部分一樣。”

美國密歇根州一位名叫倫納德·里德的實業家，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鉛筆》。在這篇文章中，里德使用了第一人稱來描述了以鉛筆製造為核心的複雜而有序的社會分工、大規模協作及市場交易的過程：

“我，鉛筆，是種種奇蹟的複雜的結合：樹，鋅，銅，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這些大自然所顯現的種種奇蹟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非凡的奇蹟：人的種種創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萬微不足道的實際知識，自然地、自發地整合到一起，從而對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應，在這個過程中，竟然沒有任何人來主宰！”

讀了這篇文章後，哈耶克稱讚倫納德：“他還是一位深刻獨到的思想家，不露痕跡地把他的深刻結論融入家常用語”。

弗里德曼曾經在其電視專題節目及同名書《自由選擇》中引用過倫納德這個故事。他讚嘆這篇文章既闡明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在沒有強制情況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義，也闡明了哈耶克強調分立的知識和價格體系的含義。

通過“鉛筆的故事”，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更加深入理解市場的邏輯：

一、市場是一個陌生人之間的大規模協作制度，價格機制將無數分散的知識有機而高效地組合在一起；

二、這種大規模的協作沒有一個中央機構，完全是自發的、自願的，市場的結構是分布式的，市場的主體是個人；

三、市場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無數個）一元錢即可指揮成千上萬的人為無數人生產鉛筆。

弗里德曼說：“每次我們到商店購買一支鉛筆，我們都是用我們的一丁點勞務，來換取投入到鉛筆生產過程中的成千上萬人中的每個人提供的極小量的一些勞務。”

這句話概括了市場的價格機制、商品交易、迂迴生產、分工協作以及自由行為市場所有的內涵。

市場最終歸結為私人契約之上，契約內容包括私人產權、個人權利、行為及思想自由，其中私人產權是私人契約的核心。

公共契約，與市場的私人契約天然獨立。群氓主張的任何公共契約、集體利益，都與市場相對立。在市場中，公共契約越擴張，群氓打着公共利益干預市場，都會扭曲市場價格，洗劫他人財富，製造競爭不公，導致市場效率及社會福利損失。

03

制度經濟

經濟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不過，凱恩斯則強調，政府應以“公共利益”之名對市場進行干預。

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爭論，起源於凱恩斯在1923年發表《貨幣改革論》。此後，二人爭論一世，亦敵亦友，成為20世紀經濟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的大論戰，是政府干預主義與自由市場思想之間的巔峰對決。這場論戰延續至今，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之間的較量依然激烈。

在有形之手這端，常以“公共利益”之名，借有組織群氓之勢，行權力控制之實。假公濟私侵犯了私人契約，扭曲了市場價格。

在無形之手這端，常以自由之名，借無組織群氓之勢，行利益壟斷之實。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羅蘭夫人也被送上斷頭台，在臨行前她說出了那句震驚世人的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梁啓超譯）。

哈耶克對放任自流、極端自由主義持否定態度。哈耶克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鬥士”，很多人誤以為哈耶克堅持放任主義。事實恰恰相反，他認為，放任自流是對自由最大的誤解。哈耶克在任何一本著作中都極力反對，亞當·斯密繼承者所倡導的放任自流的自由思想。

哈耶克倡導的自由主義，是服從於法律的自由。哈耶克早年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與政治學博士，他對法律的推崇容易被人忽視。

哈耶克在美國期間寫作了一本著名的《自由憲章》。在這本書中，哈耶克強調法律之於自由的作用。他將自由定義為“服從於法律，而不是任何人，那就是自由”。他引用了約翰·洛克話說，“何處無法律，則亦無自由。”【8】

哈耶克還提醒世人追求自由需要付出代價——“我們尤其必須認識到，我們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時也是可憐的，自由並不意味着事事皆好，自由的確可能意味着忍飢挨餓、鑄成大錯或捨命冒險”。這恰恰是自由市場最公平之處，自由與風險、收益與代價並存。

在思想市場中，自由言論也是受法律限制的。謠言惡語、誹謗詆毀，是思想市場中的假冒偽劣產品，具有負外部性——個人效用大於社會效用。通過法治（而不是庇古稅、政府之手）才能促使社會效用與個人效用均等，從而實現帕累托最優（《福利經濟學》，庇古）。

概括起來，哈耶克主張用法律約束自由市場、私人契約及私有權力，同時也認為，法律之約束亦適用於政府的公權力。

政府的權力邊界在哪？

哈耶克認為，一個自由社會不但只要求政府對強制行為有壟斷權，而且還要求政府的壟斷權只限於強制行為，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應該在與任何其他人一樣的條件下行事。

比如，法院、警察、稅務、行政等，哈耶克認為這些是民眾授予政府具有強制性的壟斷權。除此之外，政府應與私人一樣無特權，價格管制和供給管制不能與自由市場同在。

這裡着重要強調的是法治經濟與宏觀調控的區別。哈耶克認為，凱恩斯以及凱恩斯主義者導致政府調控經濟的隨意性大大增加，從而忽略法律對經濟管理的嚴肅性和長期性。政府宏觀調控擴大化，對私人契約干預越多，法律的準繩越難得到伸張，市場自由就會受到限制。

凱恩斯強調政府有明確的經濟目標及干預政策，而哈耶克主張“國家的無目標性”，儘量用法律約束調控之手。

哈耶克認為，現代政府“普遍的、無目標的抽象行為規則取代了共同的具體目標”。什麼意思呢？

哈耶克認為，國家這一強制性力量與過去的部落統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必要再為整個共同體制定統一的目標併集中財富去實現這一目標。政府也不需要設立GDP之類的經濟目標，只要建立公平的抽象規則，“實施這些抽象規則，以此保護個人的自由領域不受他人的強制或侵犯”。

在經濟調控方面，政府之手僅限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被作為獨立機構的央行掌控。行業性政策、公共性政策都被“法律化”，不能作為逆周期調節經濟的手段。

實際上，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之後，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阿羅的社會選擇理論、波斯納的法與經濟學，都是強調通過法律來共同約束公權力與私權力擴張，以保護自由市場。斯密發現了無形之手，凱恩斯發現了有形之手，哈耶克、布坎南等人發現了制度之手，共同制約有形與無形之手。

與這股思潮同時興起的是，拉爾夫·納德領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詳見《消費維權史 | “每個車主都該感謝他”》）

弗里德曼當時在其電視專欄節目上說：“許多人希望政府出面保護消費者。然而，當務之急是，保護消費者免於政府的侵害。”不過，弗里德曼依然從自由市場的角度解決消費者侵害問題。他說：“保護消費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國內的自由競爭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貿易。”

納德及美國立法者則拿起立法之利器，推出一系列包括汽車召回、天然氣管道安全、控制輻射、家禽衛生、食品與藥品安全等法律。這些法律約束了市場私有權的擴張，也約束了政府公權力的濫用，尤其是防止諸如環保政策等用於宏觀經濟調控。

但是，如何制定法律呢？

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

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洞察到了社會的真諦：

“一個民族不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內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會條件。……當不平等是社會的通則的時候，最顯眼的不平等也不會被人注意；而當所有人都處於幾乎相等的水平時，最小一點不平等也會使人難以容忍。”【9】

有組織的群氓與不平等的社會規則，無組織的群氓與相對平等的社會規則，幾乎是完美匹配的。前者通常看起來國泰民安，而後者經常因一些“小事”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在社會規則的設定上，通常有兩種主張，一種是精英主義，另一種是自發秩序。

群氓習慣於放棄思考或搭便車，依賴於精英設計制度（村長說了算），這相當於寄希望於放棄權利與自由以換取所謂的平等和保障，但結果通常都是以悲劇收場。

弗里德曼《自由選擇》敏銳地洞察到：“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兩者兼得。”【10】

自發秩序的主張或許更符合經濟規律。哈耶克在其《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指出，所有的社會秩序及制度，都是自發的，都是無數的個人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模仿的習慣及理性的分析逐漸形成的，而不是某個偉人、先知設定的。

在《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中，哈耶克通過自發秩序理論將自由與秩序、個體與整體，個人與國家相結合在一起。他引用了亞當·弗格森的名言，“民族或國家乃是因偶然緣故而形成的，但是它們的制度則是實實在在是人之行動的結果，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

只有自發秩序，才能建立一種有可能把自由賦予所有人的制度，而不是要建立一種把自由僅僅賦予“好人和聰明人”的制度。如此，才可能避免國家政權被少數人壟斷、獨裁。

根據知識分散理論，市場是一組自發程序，市場制度理應是自發形成的秩序。信息、權利原本分散在每個人手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掌握所有信息設計出“最大公約數”的制度。只有每個人分享出信息、出讓一部分個人權利，然後集合成為公共秩序和公共權力，才能保障每個人都享有更多的自由。

不過，在市場中，有一種契約非常特殊，那就是貨幣契約。貨幣是一種自發形成的公共契約，而不是私人契約。如何形成一套公共制度，約束貨幣公共契約，成為了當今世界的難題。（詳見《我們距離經濟危機有多遠？》）

在市場中，所有契約都是私人，唯有貨幣是公共契約。貨幣，猶如經濟世界的“參照物”，它是市場價格的標尺、市場交換的媒介以及財富儲存器。後者依賴於前者，人們之所以存儲貨幣，是因為其具有最好的流動性可以用於交換；貨幣之所以能夠交換，是因為其價格穩定。價格穩定，可用於交換，即是貨幣的價值所在。

因此，貨幣這一公共契約，其天職且唯一的職責，便是維持價格的穩定，別無他求。但凡對貨幣職責的擴張，如增加就業、為股市兜底、刺激經濟，都是以此公共契約殺傷私人契約。

弗里德曼說：“通脹是未經法律許可的稅收”。就連凱恩斯的《貨幣論》，也是貫穿着貨幣價格穩定的思想。他認為，通縮和通脹都對經濟不利，物價波動，會引起財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階級得益，而另一些階層受損。恪守鑄幣原則，才能避免鑄幣權被濫用於經濟控制與假公濟私。

貨幣這單一而嚴謹的天職，符合貨幣作為公共契約的本質，亦符合自發秩序之法律。根據美國《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8款明確規定：“鑄造貨幣，調節其價值，並厘定外幣價值”。弗里德曼認為，政府並未成功地履行被憲法賦予的責任。

貨幣作為公共契約，更需要自發秩序來構建一種約束制度。以自發秩序之法律約束貨幣公共契約，避免鑄幣權被宏觀調控擴大化，避免假以逆周期調節、公共利益之美名而濫用。

然而，正如勒龐在《群氓心理學》中所說的：“制度和政體都是種族的產物”，“形成一種政體常常需要數百年，改變這一政體也需要數百年”。

在過去千萬年，群氓以自發秩序的方式選擇了集權制度，將鑄幣權上交給了統治者。當這舊勢能抵達臨界態時，群氓往往以極度暴力的方式砸碎了舊制度和舊世界。然後，砸碎舊制度容易，構建新世界難。

勒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在制度中尋找深刻影響群氓的靈魂的方式。制度的確作用於群氓的靈魂，但是群氓靈魂的開竅才是自發秩序形成的根本。群氓運動的激盪往往是一些國家的歷史宿命。

所以，哈耶克很矛盾，市場、民主與自發秩序都必須建立在自由思想之上，而不是群氓之上。但是自由思想又不是天然形成的，更何況千百年的群氓勢能猶如基因遺傳般頑固。正如龐勒所言，群氓式運動往往具有一定的英雄主義色彩，固化的社會需要這種衝擊。

拿善於思辨的德意志來說。“德意志，這個強悍的民族，也是經過煉獄般的洗禮，最終明白了人類文明的真諦及靈魂的歸宿。”（詳見《鋒芒畢露四十年 | 一條煉獄般的大國崛起之路）

不過，哈耶克似乎找到了一條捷徑。他將自發秩序擴大化到國家制度及國際規則上，國際開放性反過來敲開群氓靈魂之門。

他認為：“自由經濟的政體是任何國際組織得以成功的必要條件。”同時他也指出：“廢棄民族國的主權而創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法治的秩序，是自由綱領的補足條件與邏輯結果。”【11】

國家制度，是個人權利對外讓渡，演變為公權力及公共規則的結果。全球化，則是國家權力不斷對外讓渡，進而形成規則通行規則的過程。1952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是歐洲第一個對外讓渡國家主權進而形成的國際組織。如今，這一組織已發展成為我們熟悉的歐盟。

歐盟內部成員國讓渡了關稅主權、鑄幣權（歐元）以及部分財政主權。

一些開放性的國際金融城市實行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政策，從而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其實是國家貨幣主權的對外讓渡，卻符合國際經濟規律（三元悖論）。

這些開放性的國際金融城市，其治理結構及司法體系具有國際化特徵。比如，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市的公司，其董事不少由外籍人士擔任。又如，一些金融城市的司法體系中也有一些外籍法官及官員。這種制度安排，其實是讓國際社會及投資人對金融城市法治的可靠性、中立性更加有信心。

2009年世界經濟還處在危機之中，英國政府任命了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經濟學家馬克·卡尼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這是英國央行318年歷史上首位外籍行長。

外國人掌控本國的鑄幣大權，英國一些保守派對此還是經過了一番思想掙扎。但是，倫敦金融城將這一任命評價為“一陣清風和一種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英國政府“對外來事物持開放態度”。

作為一個國際性的開放金融城市，全球化“共治”成為主流趨勢。馬克作為外籍行長，可以避免捲入英國內部的政治及經濟勢力糾葛，更好地堅持貨幣政策的中立，不會陷入要麼強硬、要麼溫和的教條主義。國際投資者對這種開放性的態度及制度更加歡迎。

這就是全球化市場形成的國際自發秩序。這也是當今世界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及意識形態的人，參與國際大規模協作的有序法則。

參考文獻

【1】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查爾斯·麥凱，大牌出版；

【2】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三聯書店；

【3】群氓心理學，古斯塔夫·勒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4】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商務印書館；

【5】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商務印書館；

【6】蜜蜂的預言，曼德維爾，商務印書館；

【7】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米塞斯，商務印書館；

【8】自由憲章，哈耶克，商務印書館；

【9】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商務印書館；

【10】自由選擇，弗里德曼，商務印書館；

【11】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哈耶克，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