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掌權七十四年,獨裁者和集體皇帝循環出現:(1)列寧獨裁(1917-1924),(2)列寧死後的集體皇帝(1924-1926),(3)斯大林獨裁(1926-1953),(4)斯大林死後的集體皇帝(1953-1957),(5)赫魯曉夫獨裁(1957-1964),(6)赫魯曉夫被廢黜後的集體皇帝(1964-1991)。
中共掌權七十年,也是獨裁者和集體皇帝循環出現:(1)毛澤東獨裁(1949-1976),(2)毛死後的集體皇帝(1976-1987),(3)鄧小平獨裁(1987-1994),(4)鄧病重後的集體皇帝(1994-2018),(5)習近平獨裁(2018-)。 這種循環的原因是:(1)獨裁者不願意培養具有威脅性的繼承人,更不願意移交部分權力給具有威脅性的繼承人,造成死後或病重後沒有獨裁繼承人;(2)獨裁者死後或病重後,只能由黨的最高層繼承,成為集體皇帝;(3)集體皇帝中權力鬥爭的大贏家成為新的獨裁者。 下面將蘇中各時期對照着介紹,以便看出上述原因。 1. 列寧獨裁和毛澤東獨裁 1.1. 列寧獨裁 列寧雖然長期重病,但沒有培養具有威脅性的繼承人。 列寧死前麾下的六個政治局委員是:這些委員是:托洛茨基(革命軍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的前身)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員會(部長會議的前身)副主席兼勞動與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斯大林(組織局主席兼書記處總書記)、李可夫(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國際工會委員會總書記、中央執委會(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前身)委員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前三人。斯大林名望不高,但掌握着處理日常黨務(特別是幹部管理)的組織局和書記處,權勢不輸於前三人。 列寧病休時指定的主持政治局會議和人民委員會會議的是加米涅夫。 1.2. 毛澤東獨裁 毛也是雖然長期重病,但沒有培養具有威脅性的繼承人。毛或許願意讓沒有威脅性的太太江青甚至是侄子毛遠新做繼承人,但他們資歷和名望實在拿不出手。 毛死前麾下的四個政治局常委是:華國鋒(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王洪文(黨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常委)、葉劍英(黨中央副主席兼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但四五事件後被毛命令病休)、張春橋(副總理、軍委常委、總政主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會主任)。此外,政治局委員江青有毛夫人的特殊身份。還有七個軍委常委是:陳錫聯(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汪東興(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第一書記兼中央警衛團政委)、劉伯承(政治局委員兼軍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蘇振華(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海軍第一政委)、徐向前(軍委副主席)、聶榮臻(軍委副主席)、粟裕。其中最有實力的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數年的葉劍英,雖然病休半年,但沒有被撤職,依然得到軍方多數高層的擁戴。其次是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並掌管國務院和公安部的華國鋒,但華與軍方高層沒有什麼密切關係,也不是軍委常委。 2. 列寧死後的集體皇帝和毛死後的集體皇帝 2.1. 列寧死後的集體皇帝 列寧1924年1月病死後,政治局委員看到他的“政治遺囑”。其中沒有指定繼承人,對他們都有褒貶,意思是都不是理想的繼承人。這樣,政治局委員就成為集體皇帝。 2月,政治局推舉的人委會新主席是對其他政治局委員威脅性較小的李可夫而不是列寧指定的代理主持人加米涅夫。5月,俄共(布)十三大召開,政治局推舉補上政治局中列寧遺留空缺的是布哈林(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真理報》主編)。 同年秋,政治局委員中最有名望和實力的托洛茨基接連發表小冊子《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1917年》的序言),提出不斷進行世界革命,意在獨裁者大位。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合謀打擊托洛茨基。斯大林發表《論列寧》和《論列寧主義基礎》,指責托洛茨基“篡改歷史,歪曲列寧形象,詆毀列寧主義,抬高自己的身價,妄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頂替列寧主義,改變黨的路線”,支持布哈林“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主張,提出"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會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論,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指責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給予最嚴厲的警告。蘇維埃中央執委會決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職務,由加米涅夫接任。托洛茨基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至此,托洛茨基被批倒批臭並且被剝奪實權。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 托洛茨基被趕出最高權力中心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反目。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索柯里尼科夫(財務人民委員)等人結成被稱為“新反對派”的聯盟,斯大林則同布哈林和李可夫結成了聯盟。9月,中央全會上兩派的鬥爭公開化,季諾維也夫批評新經濟政策和布哈林得到斯大林支持的“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論斷。12月,聯共(布)十四大上,加米涅夫作了一次公開演講,強調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不能把書記處凌駕於政治局之上,要求斯大林離開黨的總書記職位,但演講被代表的怒吼聲打斷。會後加米涅夫只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也被免除。政治局委員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衛軍”:莫洛托夫(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伏羅希洛夫(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加里寧(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 1926年,季諾維也夫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結為同盟,被解除政治局委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職務並開除出黨。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被解除政治局和中委職務及兼職,1927年被開除出黨。 至此,斯大林及其“近衛軍”占據了政治局7席中的四席,斯大林成為新的獨裁者。 2.2. 毛死後的集體皇帝 毛1976年9月病死後,沒有留下列寧那樣的“政治遺囑”,政治局常委就成為集體皇帝。 10月,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合謀抓捕了毛派最極端首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和毛遠新等人。在葉劍英的提議下,華國鋒升任黨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開始了葉劍英為幕後老闆而華國鋒為小夥計的“葉華體制”。 此後,黨內高層(特別是軍方高層)有些人希望鄧小平第二次復出。 在剩下的兩個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反對鄧小平復出,而葉劍英的態度比較曖昧。時任中調部副部長熊向暉的女兒回憶,熊向暉向葉提出,讓鄧復出。這代表了部分老幹部的希望。葉的答覆是,鄧小平擅權,不甘寂寞,要等華國鋒穩定大局後才能復出。實際上是說,要等我和華國鋒穩操大權後,才能讓喜歡爭權、擅自越權和自我擴權的鄧小平復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員中,汪東興、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陳永貴反對鄧小平復出,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不反對或支持鄧復出。 鄧小平給華國鋒和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寫了兩封長篇效忠信,表示承認錯誤,只希望再為黨工作幾年。 主要是由於葉劍英的推動,鄧小平獲得了復出。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央副主席、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長職務。政治局決定,鄧小平在國務院分管科學、教育和解放軍,權力較小。 8月的十一屆一中全會推出的政治局常委是: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掌管全國人大常委會)、鄧小平(在國務院分管科學、教育和解放軍,掌管總參)、李先念(在國務院分管經濟)、汪東興(協助華國鋒處理日常黨務,類似於書記處常務書記,掌管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中辦、中央警衛局、中央警衛團)。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由葉劍英推舉第二次復出的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第二副校長,1977年12月兼任中組部長),組織撰寫、修改和發表了兩篇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以毛的遺旨拒絕給老幹部翻案,獲得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等人的支持。1978年11月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委員陳雲(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等老幹部,以上述武器,猛批汪東興和華國鋒。會議延長到一個月,鬥垮了汪和華,華作檢討。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增補為中央副主席(兼任新設的中紀委的第一書記)。此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免去汪東興所有兼職(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長、8341部隊政委和黨委書記、毛著編委辦主任),讓他靠邊休息。此後汪又被免去所有黨內職務(副主席、政治局委員、中委)。汪和華的挫敗,也是幕後老闆葉劍英的挫敗。 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前,政治局常委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達成共識,免去華國鋒的中央主席、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建議,葉劍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葉年過八十,不會接任,希望葉因此提議他接任。葉劍英回答,我不當,勸你也不要當,讓胡耀邦當。陳雲打圓場說,不要爭了,就是你們兩個矮子(鄧小平和胡耀邦)當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軍委主席,鄧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接任耿飈的軍委秘書長。鄧小平的人馬趙紫陽接任總理。 此後,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這四個“老一輩”的政治局常委繼續作為集體皇帝。葉劍英的首席皇帝地位逐漸弱化,1985年辭去黨政職務,1986年10月病死。 1987年11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新任總書記趙紫陽按照鄧小平的命令,提出口頭議案,仿照毛澤東1940年代初的自我授權故事,授予鄧小平黨內最後決定權,中委鼓掌通過。由此鄧小平成為新的獨裁者。 3. 斯大林獨裁和鄧小平獨裁 3.1. 斯大林獨裁 1927年12月,聯共(布)十五大召開,政治局委員新增兩名“斯大林的近衛軍”:古比雪夫(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和魯祖塔克(人委會副主席)。 1928年,蘇共老二布哈林因對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持不同看法而受到批判。布哈林堅持蘇聯應以發展農業為主,建設成一個農業國,發揮蘇聯的國際經濟比較優勢,大量出口農產品。他反對斯大林的國家高速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主張。1928年至1929年,他與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結成聯盟,提倡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實行農業集體化。 1929年1月至4月,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兩次會議上,斯大林嚴厲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斯大林說:“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的路線,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衊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後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用任何外交辭令,用任何關於只有一條路線的狡猾聲明等等都掩蓋不了的事實。” 4月,布哈林被解除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職務。11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員和《真理報》主編職務。 1930年6月,聯共(布)十六大召開,托姆斯基未能連任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衛軍”:卡岡諾維奇(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柯西奧爾(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基洛夫(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 1930年12月,李可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員和人委會主席職務。斯大林的格魯吉亞好友奧爾忠尼啟則(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接替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員職務,莫洛托夫繼任人委會主席。至此,列寧病死時的六個政治局委員,除了斯大林,都被趕走了,連列寧死後四個月新增的政治局委員布哈林也被趕走了。 這六個老政治局委員的死法是:托姆斯基,1936年8月22日為避免被蘇共審判處決而自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25日被蘇共槍斃;李可夫和布哈林,1938年3月15日被蘇共槍斃;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家中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務刺殺。 斯大林對於其“近衛軍”也是不斷清洗,例如槍決了1930年代大清洗的兩個奉旨屠夫——內務部長雅戈達和葉若夫。內務不相當於中國的公安部,很多時候管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國家安全總局,後者的前身是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也是克格勃(國安會)的前身。 到了1950年代,斯大林準備清洗其“老近衛軍”莫洛托夫(政治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長)、卡岡諾維奇(政治局委員兼部長會議副主席)、伏羅希洛夫(政治局委員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貿易部長)等。他以陰謀暗殺蘇共領導人的罪名抓了莫斯科一批猶太人醫生,把莫洛托夫的猶太人太太也抓起來了。 1952年,斯大林召集蘇共19大。不再設總書記,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政治局)中設立核心的五人小組,成員是斯大林(部長會議主席兼中央書記處書記)、馬林科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兼中央書記處書記)、貝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內務部長)、赫魯曉夫(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布爾加寧(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防長)。斯大林之外的四人都是“新近衛軍”。 斯大林的死亡很搞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沒有按常規在上午10點左右走出臥室,卻沒人敢進去。到了夜裡11點多,才有個僕人冒着生命危險壯着膽子以送文件的理由進去看看,發現斯大林躺在尿泊中,氣息奄奄。後來知道斯大林是腦溢血了,而從手錶摔壞停走的時刻來看,是早上6點多昏倒的。 僕人們不敢動斯大林,報告蘇共中央主席團五人小組的其他四人。 四人到場後,也不敢動而且不想動斯大林,開始討論他們是否達到了處理此事的主席團(政治局,25人)執行局(9人)的多數,結論當然是沒有達到。 僕人和重臣們不敢動尿泊里的紅色沙皇,是因為斯大林動不動就抓人殺人。好醫生都送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里去了,留下的差醫生也救不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倒下,就該殺“老近衛軍”了。兔死狐悲,前途兇險,重臣們當然不想搶救斯大林。 斯大林腦溢血,主要是因為酗酒。中風前很長時間,他一般隱居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別墅里。晚上大多召來幾個大臣長時間飲酒,看大臣下賤地逗自己開心。每次選一個大臣當作賤的主要對象。這樣的娛樂方式,在中共官場的酒席上是一樣的。 3.2. 鄧小平獨裁 在鄧小平成為獨裁者之前不久還是首席皇帝的1986年,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中國出現了民主運動,始於1986年的學生運動。1986年學運始於合肥,蔓延到北京等多個城市。與學運呼應的是知識界的請願公開信聯署活動。1986年學運和知識界請願活動,遭到鄧的嚴厲打壓。 鄧借刀殺人,把學運和請願用作權力鬥爭的快刀,與中共其餘兩位皇帝陳雲和李先念密商決定,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罪狀,罷免軍機處首席領班大臣即總書記胡耀邦,清洗葉劍英-胡耀邦派系部分人馬。前中共首席皇帝葉劍英1985年因病辭職,1986年病死,讓鄧小平沒有了清洗葉-胡派部分人馬的投鼠忌器。 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辭職,鄧還要追殺,布置鄧派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等開會批鬥胡耀邦。 胡耀邦1989年突然病死,悼念活動成為大學生和知識界反對獨裁者鄧小平的開端。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一,是自稱不懂經濟而從不參與經濟決策的鄧成為獨裁者後,1988年命令趙紫陽搞“價格闖關”,就是取消對計劃經濟內產品的價格限制,把計劃經濟內外的價格雙軌制一舉合併成計劃經濟外的價格自由浮動制,導致物價飛漲。到1989年,通脹最高飆升到23%。這威脅到普通民眾的生存,引起恐慌和怨恨。大學生原來對經濟不敏感,到了物價飛漲的時候,大學食堂的菜價飛漲,也引起恐慌和怨恨。面對人禍及政敵陳雲及李先念的可能反撲,鄧命令趙紫陽承擔責任,出面在中央會議上檢討。趙紫陽雖然服從照辦,但地位岌岌可危。李先念原以為華國鋒之後的總理位子該輪到自己了,沒想到鄧推薦趙紫陽成功上位,因而對趙紫陽恨之入骨,此時對鄧提出罷免趙紫陽。做替罪羊的危險後果,讓趙紫陽從鄧的忠心親信變成有心無力的政敵。 中國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亡的國內因素之二,是民眾把物價飛漲歸咎為高管家族倒賣計劃經濟內的物資購買批文。高管家族拿到官方批文,以計劃經濟外的高價賣出,大賺與計劃經濟內的低價之間的差價,這被稱作“官倒”(高官家族倒賣)。高官子女充斥的新興國有貿易公司,主要就是幹這個的,被稱作官倒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開辦的康華公司。鄧小平次子鄧質方從美國混了個博士回國,後與首鋼書記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等在香港合辦首長四方公司。89學運初起時,大學生根據傳聞,反官倒首先指向康華公司和趙紫陽的兩個兒子。趙紫陽等軍機大臣決定調查民憤洶湧的康華公司等幾大公司。 89民運遭到鄧小平的血腥鎮壓,然後是政治清洗。陳雲-李先念派系的軍機大臣(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姚依林等把政治清洗擴展到經濟領域,批判經濟開放改革。這引起了鄧的強烈不滿和警惕,因為歷來搶功勞的鄧小平,早已把經濟開放改革搶奪為自己的功勞。1992年,鄧模仿毛澤東1971年乘火車向南旅行一路警告林彪的故事,警告江澤民等,還在深圳召開軍事會議作出威脅。江澤民等投降,經濟開放改革得以倖免。 鄧小平患上帕金森症,1994年年中病重無法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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