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元思維到多元思維

——思維方式現代化初探

相傳中國古代有一個人在市場上出售自己製作的矛和盾，他在介紹矛時，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的矛無堅不摧；在介紹自己的盾時，繪聲繪色地演示自己的盾百“矛”不侵，結果當場有人計上心來，讓他用自己的矛刺自己的盾，以此校驗矛的無比鋒利和盾的無比堅固，這就是漢語矛盾一詞的由來，也是成語“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出典。

長期以來，我們認同和接受了矛盾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即矛盾是二元對立不可調和的，如果其中一元是合理的，那另一元必定是不合理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十八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對矛盾的傳統內涵提出了挑戰，他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哲學概念。通俗一點說，二律背反是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形成的兩種觀點是矛盾的，卻又是各自成立的、各自合理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列舉了在宇宙認識論問題上的四組二律背反：1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無限的；2 世界上的一切是由單一的不可分的部分構成的。世界上沒有單一的東西，一切都是複雜的和可分的；3 世界上存在自由。世界上不存在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4 世界有始因，世界無始因。

康德1804年就與世長辭了，兩百多年前，在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身還相當膚淺，認識手段認識工具還相當匱乏簡陋的情況下，他就提出了這四組二律背反的概念，涉及到人與自然人類自身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不得不令後人驚嘆和仰慕。

二律背反概念的提出，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認識方式和思維方式與真正科學的認識方式思維方式究竟存在多少距離，其意義不下於一場認識方式思維方式的革命。

我們關於是非、美醜、善惡等的價值判斷、我們關於真假、有無、大小、近遠等的事實判斷，基本上都是二元對立的，這就產生了兩個重大問題，第一是這種二元是否已經窮盡了人和自然的全部？第二是這種對立的二元是否可能都是合理的？

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索爾仁尼琴說過一段非常深刻的話——善與惡的界限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擺動，在最善的心中也存在着惡的陣地，在最惡的心中也存在着善的角落。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聖人，有時接近魔鬼。

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中國人，對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南霸天這幾個名字應該是“如雷貫耳”的，這幾個名字幾乎是中國農村地主在這幾代中國人腦海中的全部記憶。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問世以後，出現了白嘉軒這一全新的地主形象，人們心中自然會產生了一系列的疑惑——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地主富農中的主流究竟是劉文彩這一類，還是白嘉軒這一類呢？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農民中的主流是楊白勞、吳瓊花這一類，還是阿Q（《阿Q正傳》裡農民形象）、鹿三、白興兒（俱是《白鹿原》裡的農民形象）這一類？在中國農村，究竟是白嘉軒還是白興兒代表着文明進步和發展方向？

一些人之所以成為富翁，另一些人之所以淪為赤貧，那個剩餘價值秘密是否已經窮盡了所有的秘密？遊手好閒、生活無節、出賣良知、抵押尊嚴（有太多人的人生經歷表明：一個人有沒有尊嚴，要不要面子，更粗俗一點說，就是要不要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這個人的人生走向。所以杜月笙講的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人面、情面、體面，其實蘊含着一定的哲理）是不是沒被充分發現或者沒被深度揭示的另一種秘密呢？

利己和利他看上去也是二元對立的，可是亞當·斯密在堪稱西方經濟學聖經的《國富論》指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但如果這種經濟活動不受干預，經“看不見的手”引導，人不僅可以實現利益最大化，還會增加公共利益。通俗的說，就是主觀上利己，客觀上利他。利己和利他是二元對立的，但不是非此即彼的，他們都是存在的，他們都是合理的。

“納什均衡”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提出了挑戰，通過“囚徒困境”這一著名案例，“納什均衡”引出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一個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損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培根有一句名言：商人不可能既是成功的，又是正直的。這句話會使很多成功的商人很不爽，可不幸的是，這句話非常接近真相。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就是資本的原罪。

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這就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巨大功績。

美國著名影星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電影《伸冤人》的主人公麥考爾面對俄羅斯黑幫死亡威脅時有一段台詞——我過去做過一些壞事，一些並不光彩的事。我曾向一個我很愛的人保證，我再也不會變成以前的我。但對你，我要破一次例。你問我看你時，看到了什麼？你看我時，看到了什麼？

這段台詞很有意思，借一個前特工的嘴，道出了一些人對他們過去不光彩經歷的某種懺悔、對他們心中正義的頑強堅守以及“己諾必誠，不愛其軀。”的獻身精神。

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海盜行徑、殖民地掠奪、黑奴買賣、移民對原住民的殘酷迫害、用侵略戰爭來拓展世界市場、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爭奪、反恐和國家利益的需要，一些國家在一段時間裡扶植和支持了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以至於養虎遺患，不得不動用巨大國家資源一次次打虎，在有的國家還間接地引發了人道主義災難等等，難道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有時候我們要做出錯誤的選擇，才能到達正確的地方。”（電影《伸冤人》台詞）嗎？

值得慶幸的是，從二十世紀後期開始，一些國家開始了反省和懺悔，進行了道歉和賠償，這無疑是人類正義的巨大勝利。

另外一些國家則長期沉迷在幻覺之中，覬覦和爭奪世界老大的位置，制止和鎮壓了另一些國家的反政府活動、又支持和資助了另一些國家的暴力推翻現政府活動，同樣也間接地引發了某些國家的人道主義災難。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1922年12月30日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二戰結束後，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開始了幾十年的冷戰和局部的熱戰，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發生的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中都能看到兩大陣營角斗的清晰陣勢。

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拍了一部反映美蘇冷戰的電影《蛇》，影片中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戴維斯和假投誠的蘇聯克格勃上校弗拉索夫有一段極具冷戰特色的對話（弗拉索夫和戴維斯分別由上海著名配音演員衛禹平先生和富潤生先生配音演繹）——戴維斯：“用俄國人的坦克來建設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嗎？”弗拉索夫：“對，45年也是俄國坦克摧毀了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從而給捷克人帶來了自由。”戴維斯：“弗拉索夫先生，難道68年，你們還在摧毀希特勒的法西斯軍隊嗎？”弗拉索夫：“有時候一種藥能治很多種病，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首先是個戰略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新邊疆，我們為它在戰爭中犧牲了兩千萬人。你們不是也有你們的新邊疆嗎？你們在豬灣登陸，不也為保衛你們的生活方式嗎？我們不要彼此挑剔了。”戴維斯：“弗拉索夫先生，既然你們的新邊疆這麼完美，你幹嘛到這兒來？”

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蘇之間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就逐漸分裂了，毛澤東就曾說過中蘇要論戰一萬年，減少一點，也有論戰九千年，在1968年甚至爆發了中蘇邊境武裝衝突。

鄧小平1989年5月對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並非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決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發生的問題提供現場的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解決他去世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場答案。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左傳》引古逸周書中說：“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可慎始不易，敬終更難。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有趣的歷史現象，在走了很長一段路程之後，居然說不清當初為什麼出發、從哪裡出發的？相傳中國古代有年輕人走着走着迷了路，看見一顆大樹前坐着一個老道，就上前問路，老道問道：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個年輕人怎麼也答不上來了。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兩個人兩群人爭了好長好長時間，結果發現爭論的竟然不是同一個問題！

公元826年，唐代詩人劉禹錫在返回洛陽途中與另一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揚州初逢，同樣命運多舛的白居易與劉禹錫惺惺相惜，在筵席上寫了一首詩《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相贈——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寫了《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回贈白居易——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伴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爛柯”一詞典出南朝 梁 任昉《述異記》卷上，原文存錄——“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飢。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白居易的贈詩和劉禹錫的回贈詩以及爛柯人的典故至少會讓一部分人思緒萬千回味無窮……

憲政民主自由國家和非憲政民主自由國家，價值觀念截然不同，連話語體系也大相徑庭。有些非憲政民主自由國家的領導人就曾公開抱怨過：我們同你政府談判成功後，怎麼國會議會還要插一槓子？那麼我們今後究竟只是同你政府打交道呢？還是必須同時與你國會打交道呢？這種認識差異，絕對不是幾個電話、幾次會談能達成諒解的。這是一種二元對立，你或許可能就事論事地作出一些價值判斷，你可能輕易地簡單地對雙方的任何一方做出整體的價值判斷嗎？

即使是這種二元對立，由於同在一個地球上，雙方能“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嗎？我們以前說過，神性只是靈光，人性就是利益。資本都是逐利的，這個地球上，只要存在比較優勢和相對成本，通商貿易就是合則兩利，離則兩傷的大局，所以對立雙方的交往交易是無論憑誰的主觀意志都難以完全禁止的。對立雙方都是存在的，就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人既不是上帝，他人也不都是地獄。

多元思維方式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非此即彼非對即錯的，任何人也不是非好即壞非善即惡的。要提倡中正平和，要反對劍走偏鋒（楊小樓代表的武生藝術、余叔岩代表的老生藝術、梅蘭芳代表的青衣藝術是被京劇界和觀眾聽眾公認的京劇藝術最高峰，所以被譽為“京劇三大賢”。楊小樓講究的是“武戲文唱”，京劇武生戲不是武術，更不是雜耍，要塑造人物，有情感情節，要身段優美、邊式漂亮，乾淨利落；余叔岩梅蘭芳藝術的最大特點是沒有特點，含蓄圓潤，唱腔讓人餘音繞梁，身段讓人餘味不盡）；要提倡納什平衡，要反對零和博弈；要提倡行方思圓，要反對任性率性；要提倡外圓內方，要反對咄咄逼人；要提倡厚德載物，要反對睚眥必報……

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過：要想生活好，必須向前看；但只有向後看，才能理解生活。

近代西方三大理性主義哲學家之一的斯賓諾莎說過：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這兩位哲學大家的這兩句箴言也許會對我們思維方式現代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