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曾有這麼一個“奇葩”老同學

 我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有個同窗6年的老同學，外號“曾八”。他一手毀了兩個人的人生，先是誘姦了一個農村姑娘；後來又構陷了一個本班同學，本文暫稱其“廣州人”。身犯“誘姦”與“誣陷”雙罪，曾八非但沒有被繩之以法，還逃脫了道德譴責，安然從北京大學畢業。以後幾十年，他雖然遠稱不上飛黃騰達，卻也混得順風順水。奇葩此人，堪稱我60年來所見過的，最卑鄙齷齪的人。

我趕上了“瞎折騰”的年代

1962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好不容易考進去，自然希望好好讀書，學點兒本事。誰知事與願違，命運不濟，我趕上了那個“瞎折騰”的年代。“瞎折騰”的事件接二連三，第一件就是改學制。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老的一所國立大學，其傳統學制是4年畢業。但學制在1950年代開始變來變去，僅數學系裡就曾有3年制、4年制與5年制的學生。撲朔迷離，非我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無關的擱置一旁，單說我入學那年，北大各系學制就不一致，粗說就是文科5年，理科6年。數學力學系言明6年畢業，據說是為了“向莫斯科大學看齊”。陸平校長曾信誓旦旦，要把北京大學辦成“北京太學”，意思是比大學“多一點兒”。不到一年，陸校長的話言猶在耳，當局一道通知下達：數學力學系中的數學專業和計算專業，學制改為5年；而力學專業仍維持6年不變。學制，對於任何學校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我無從曉得，北大數學力學系學制為什麼說改就改？但我知道，那個年代“政治掛帥”，政治運動等等遠重於學制。當局有權者一句話，學制說改就改了。

這是當年北京大學“瞎折騰”之一例。我之所以講這個例子，是因為將要敘述的故事，就是在那不停頓的“瞎折騰”之大環境中，產生的罕見怪事，是以正常思維邏輯，無法理解的怪事。

以強凌弱，始亂終棄 

1964年，中國大鬧“四清運動”，據說是要“整”農村的基層幹部們“貪污盜竊、多吃多占”等等“資本主義傾向”。照理說，這與北大學生何干？不知哪位高層腦筋一轉，下令大學師生一律下鄉參加四清運動，藉以接受教育、改造。於是北大停課近乎一年，各系師生紛紛下鄉。我們全班被派到河北省正定縣，參加當地幹部組成的“四清工作隊”。工作隊裡北大師生之主要任務，就是核查生產隊的賬目，向村民宣讀並解釋黨中央文件等等。我小學時學的打算盤，此時派上了用場。沒事兒時，我就和生產隊的會計比賽打算盤。那會計本是我查賬的對象，他除了記賬不夠正規，其實沒有什麼大毛病。 

時代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咱言歸正傳。就在正定參加“四清”期間，曾八不守規矩，以教唱歌為名，一步步接近乃至誘姦了一個農村姑娘，生產大隊長的女兒。該大隊長是四清運動的重點被審查者。曾八，工作隊隊員；姑娘，“四不清”幹部女兒；二者強、弱地位懸殊。曾八趁人之危，以強凌弱，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原宥的惡劣行為。他理所應當地受到了處分－被“開除工作隊隊籍”。我曾看到，已被工作隊隔離審查的曾八，被禁閉在一頂軍用帳篷內，灰溜溜地趴桌上寫檢查，乖乖地承認錯誤。我從帳篷門前經過時，曾八抬頭看見我，露出一臉猥瑣、羞慚。

北大師生在參加工作隊前，曾接受集訓。學校和工作隊的領導者，三令五申“工作隊紀律”，並申明：若犯錯被“開除工作隊隊籍”，即等同於“開除學籍”。換言之 ，在正常情況下，已被“開除工作隊隊籍”的曾八，從正定回北大後，等着他的相應學校處分，就是“開除學籍”。

然而情況不正常，更大的“瞎折騰”文革運動鬧起來了。天下大亂，各級政府紛紛“躺到”。北大亦然，管理癱瘓，運轉脫軌。全校不務正業，不分晝夜地批鬥黑幫分子陸平校長等等“大人物”，就沒人顧得上處理道德敗壞的小流氓曾八了。除此之外，曾八後來也受到了“紅五類造反頭頭兒”的包庇，此一節暫且按下不表。

至於文革中，曾八怎樣如泥鰍般滑溜溜矇混過關，容我後面細說。因為我也是在47年後，直到2013年，才知道原委真相的。

卻說那被曾八誘姦的姑娘，天生麗質，本來有個現役軍人“對象”。姦淫事件發生後，她慘遭“對象”拋棄。可憐那姑娘，孤零零跑到北大尋找曾八。這個流氓居然翻臉不認人，猥瑣躲避。曾八始亂終棄，毀了那姑娘的一生。

當初，四清工作隊決定開除曾八隊籍，其實是從輕發落，考慮到“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動了惻隱之心，寬大為懷，沒有把曾八一棍子打死，僅以“道德敗壞”、而未按“妨害軍婚”罪移交有司衙門，司法論處。 

清華大學“走門路” 

文革中到處皆一片混亂，我們哪能繼續讀書、完成應有的學業？1968年同學們，包括敗類曾八，統統稀里糊塗地算作“畢業”，打發到各地，或廠礦、或農場，美其名曰“接受工農兵再教育”。自此，我北大同班同學如鳥獸散，各奔東西。我和內子則被發配甘肅，先在山丹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後來再分配到臨夏教中學。文革過後，受華羅庚先生向清華大學劉達校長舉薦，我夫婦終於回到故鄉北京。之後，我通過了教育部當年規定的“留學資格”考試，“公派自費”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SB)攻讀博士學位，後分別在加州和清華大學教書。這是我離開北大後的經歷，幾筆簡要帶過。 

1996年，我協助同事、華裔學者陳樹柏教授，在美國硅谷創辦了國際科技大學（ITU），回京辦事。曾八輾轉知道了，找上門來。這廝慣於歪門邪道，找我的之目的原來是為他剛剛考上清華大學的兒子，利用我，在清華“走門路”；還懇求我容許他兒子，居住我在清華的宿舍。對這個道德敗壞的流氓，我一向內心鄙視。他滿臉堆笑上門，我違心敷衍而已。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提出荒謬無理的請求，當然被我拒絕。這是離開北大後，我和他打過的一次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