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渊评：读我的历史语言文章的朋友最近愈来愈多，今后必然还有更 多的人会认同我的见解。民族是人类学的群体分类，而民族本身则又 有“血族”和“语族”两个层面，不过血缘上纯之又纯的人类群体已 经很少了，大的民族如汉族、藏族、蒙族大都表现为语族的形态。下 文我以“梼杌”一字来求证上古黄河流域流行的语言是今日之蒙古 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我以为北方汉语是在这些底蕴语言上融合而 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而鲜卑、蒙古、回纥、突厥、女真等“夷 狄”则是从中原出走的。蒙古人种有共同的“血根”和“语根”未必完全没有科学的意义。
朱学渊旧文：以“梼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上古时代，人类部落里就有专人背诵祖宗的谱系，这就是人类之初的 口传历史。当然，后人不免会在其中添油加醋，但更多的则是遗忘疏 漏，因此在这些传说中还是有许多真人真事。而等到有了文字后，人 们把史事刻在龟甲、竹简上，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所谓“甲骨”、 “竹书”、“金文”，书面历史也就开始形成了。 ·梼杌是历史 中国最早把史书叫“春秋”，得以传世的是《鲁国春秋》。但《墨子》 说东周王朝和燕、宋、齐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春秋》，因此东周一代就 被称为“春秋”了。然而，“历史”还有其它的名字，《孟子》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即是说《乘》、《梼杌》、《春秋》都是历史。古今以书证书的学者们， 都认了春秋是“春去秋来”如流逝岁月的理，却没有人说得清：为何 “乘”（chin）和“梼杌”（tao-wu）也是“历史”？ 司马迁的见识很广，他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说：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 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 周封其后于宋，齐愍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 之，有本纪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 纪言。 原来，成大业的殷、周、秦三代有“本纪言”，没有气候的陈、杞、宋 等国也有“世家言”；“本纪”和“世家”都是一回事，不过是以成败 论英雄。 《史记》中的《本纪》和《世家》，大都是从各代各国的《乘》、《梼 杌》、《春秋》中取材集成的，因此内容相当准确。然而，司马迁独独 不提夏代有“本纪言”，那是因为夏代没有文字，当然就不会有书面的 历史，这也难怪〈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有强烈的传说色彩了。 ·梼杌是弱智儿吗？ 梼杌也是古代的人名。〈五帝本纪〉说： 昔帝鸿氏（即黄帝）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 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这是说伟人也有不肖的儿子，民间把凶恶的叫“浑沌”，无信的叫“穷 奇”，不会说话的叫做“梼杌”。换言之，“梼杌”是不会说话的弱智 儿。其实，司马迁也没有搞清楚这些人名的由来，“浑沌”、“穷奇”、 “梼杌”未必有凶恶或残疾的意思，譬如《国语·周语》说“商之兴 也，梼杌次于丕山”，这个“梼杌”也只是一般的人名而已。 然而，宋代大文士苏洵又为“弱智儿”之为“历史”做了一个发展性 的圆通，他在《嘉佑集·史论》中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 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 他认为历史是为忧世而作，以“梼杌”命名历史，是以恶人的名字来 惩诫后人。这种将弱智儿说成恶人，并用来惩戒后人的说法，是荒诞 而且不近情理的。 ·梼杌是蒙古语的“历史” 为什么“梼杌”是历史？翻阅一本《英蒙词典》，却不经意地解决了这 个疑惑。原来，蒙古语的“历史”是“屠兀何”（tuuh），楚国历史 “梼杌”显然是用蒙古语的这个字来命名的。楚国语言有蒙古语成分 还不止一例，《汉书》作者班固在说到自己的姓氏时，说：“楚人谓虎 ‘班’。”而现代蒙古语的“老虎”恰恰是 bar。 史学家岑仲勉也曾经注意到《离骚〉中的突厥语成分，楚国语言的戎 狄语言特征，可能有两种形成的原因。其一，楚国中心所在的地方 （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的远古居民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其二， 楚国统治部落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前一原因无法排除，后一原因 却有显然的依据，〈楚世家》说：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 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这是说楚王室的先人是周文王的部下，因为他早死，后人就被周成王 打发到偏僻的蛮夷之地去了，而且还不予封位，楚国的王位是他们自 封的。 楚部落的先祖曾经追随文武，而〈周本纪〉记有伐纣大军“荷罕旗”、 “虎贲三千”的雄姿，前面说过“罕”是“可汗”，“虎”是蒙古语 “强壮”一字“虎思”（hus），“贲”是蒙古语的“人”字“浑” （hun）,“虎贲三千”即是“壮士三千”。武王麾下像是一枝说蒙古话 的游牧民，他们的后裔将“历史”称“梼杌”，将“老虎”称“班”， 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中原汉语有蒙古语源并不是希罕的事情。如“新”、“旧”二 字，蒙古语里分别是“新呢”（shine）和“忽陈”（huuchin），而“忽 陈”又可略做“陈”，内蒙“陈巴尔虎旗”就是“老巴尔虎旗”。汉语 里“新生事物”的“新”和“陈年的酒”的“陈”，都与蒙古语有关。 可是一说到蒙古的事情，有人就会说“那是成吉思汗带进中国来的”。 其实夏历中的“申”、“亥”两字的“猴”、“猪”之意，在蒙古语里恰 为 sam 和 hai，因此四千年前的“夏部落”，可能就是说蒙古话的。 司马迁的〈楚世家〉，无疑就是重撰了的《楚梼杌》，它开卷就背诵历 代祖宗的名字：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 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 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夏之时……殷之时……季连生附 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 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 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而《蒙古秘史》和〈楚史家〉读上去的味道差不多，也是背诵家谱起 头： 成吉思合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他的妻子豁埃 马阑勒一同渡过了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 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子塔马察，塔马察子豁里察儿篾儿干，豁 里察儿篾儿干子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子撒里合察兀，撒 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挦锁赤，挦锁赤子合出儿。 说来《楚梼杌》和《蒙古秘史》都是循了一种中原古族的历史体例。 ·人名“梼杌”出自族名“屠何” 要体认“梼杌”作人名的一面，须先了解古代中原人名特征，现在看 来它们很多是北方民族的族名或部落名。如“虞舜”是“乌孙”，“句 践”是“女真”，“墨翟”是“勿吉”等等。楚人亦循此矩，如〈楚世 家〉人名“卷章”和“吴回”，当是“女真”和“回纥”。这种现象说 明，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是同源的。 人名“梼杌”可能是古代族名“屠何”或现代族名“达斡尔”。把它记 为“梼杌”，只是巧合，“达斡尔”与“历史”可能没有关系；“梼杌” 是“弱智人”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而“梼杌”之为历史，是以恶人之 名警世的说法，就更荒谬了。 事实上，“浑沌”、“穷奇”也是族名演变成的正常姓氏或人名。“浑 沌”就是戎狄族名“乌潭”（或成地名于阗、和田、Khotan）；“穷奇” 则与匈牙利姓氏Gyöngyösi（读如“穷觉希”）一致，大家都知道匈牙 利人是从东方迁徙到欧洲去的。而常和“浑沌”纠缠在一起的“盘古 开天地”的“盘古”，就是族名“仆骨”。 ·“贤为屠耆”的解释 关于匈奴语言，中国历史只有若干词汇的纪录，其中 一 个很令人费解 的是“屠耆”。《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 以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字面上看“贤”有聪明能干或乐于助人的意 思，但我以为“屠耆”是蒙古语“历史学家”tuuch，，“左贤王”、“右 贤王”则与中原“左史”、“右史”相当，即单于随时咨询的“贤人”、 “史官”，匈奴民族进入权力社会，就任人唯亲，单于两侧都换上了亲 生儿子。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人文、语言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南蛮”语言的影响下，具有汉藏语言特征的“雅言”开始形 成，这就是“汉语”的前身；而原本中原古族使用的土著语言，则被 出走北方的部落保留了下来，而成为了“戎狄”的语言。 至于，为什么象司马迁这样的伟人也会出错呢？那是因为在他的时 代，雅言形成已久，司马迁对这些上古人名的由来，已无语言线索。 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在伟人的延长线上，又走过了两千多 个年头，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重新检视人类的既往，自然应 该有高于古人的见解。而仅以“梼杌”一字，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寻 根。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修改 原载《文史知识》二○○五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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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尚书》中的蒙古语成 分”一说，违背历史
朱学渊先生擅长民族语言考古，但其“《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 文，却有越界之嫌，显得失了方寸。其荒谬程度就像是说：“希腊罗 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 语成分”一样。
上述“《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说，完全没有顾及民族及其语言生 成的先后顺序，没有顾及文献记载的事实依据。相反，作者只是凭借 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联想能力，搜集一些现有的民族语言，去印证中国 古籍（如《尚书》）中的词句。殊不知，这种方法颇有些“刻舟求 剑”的味道。他忘记了，民族语言本身是变异的“河流”，它本身就 处于川流不息的演变之中，不可能像古代典籍那样固定下来。用后出 的民族语言，去论证先前的古代典籍，怎能不落入“刻舟求剑”的误 区呢？
如果说，在古代典籍和民族语言之间真的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如果 排除了偶然巧合、望文生义的误解之外，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先前 的古代典籍影响了后出的民族语言，至少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而不 是相反，不是现在的或晚出的民族语言“先验地”影响了古代典籍。 如果有人说，荷马史诗和西塞罗的演讲中有许多词汇可以和现代欧洲 语言拿出来比较，人们要么说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古的共同语之分叉， 要么说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民族语言，但绝不能说： “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 分、意大利语成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作者却按照“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 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的思路，得出了“《尚书》中的 蒙古语成分”这一先后颠倒、顺序不分的荒谬想法。其实照这样推 演，《尚书》将不仅出现“蒙古语成分”，还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语成 分、朝鲜语成分、越南语成分。按照“《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 文的逻辑推演下去，竟然得到了如此离奇的结论：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 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 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 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 古字。”
人们不禁要问问朱学渊先生：这个“有据可查的蒙古字”（‘虎 贲’），是什么时候记录下来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之前 呢？还是之后呢？显然，只能是之后，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蒙古人 还没有出现呢。但是如果蒙古人晚于“虎贲”一词的出现，又怎么能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呢？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不仅对于热爱中 华文化的人们会是一个极大的感情伤害，而且也不合事实。照理说， “译文”是相对于“原文”而言的，如果按照朱学渊的说法追寻下 去，《尚书》如果真是孔子从三四千篇并非华夏语言的“原文”中辑 出的几十篇，那么，这些并非华夏原文在哪里呢？莫非像是摩门教的 经书一样，仅仅“存在”于想象和神话中？
现在，没有这个虚无的“原文”作为证据，那么“译文”一语又从何 而来呢？
朱学渊的“《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不仅缺乏历史常识，而 且缺乏思考逻辑，以至于放言“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为 “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我们知道，秦始皇家族可能并非出身中原，但这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被 随意戴上“蒙古”、“女真”等帽子。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出身 湖南乡下，而湖南在古代是苗族的大本营，就直接断言毛泽东具有苗 族血统，并举证说“‘毛’就是‘苗’的谐音”，并据此得出结论 说：“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杀人如麻，是因为他出身苗蛮，对中原 人民怀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所以他在民族政策上也偏袒少数民族，极 力摧残汉人的脊梁。”
按照一般的思考逻辑，说“古代人是后代人的祖先”是可行的，但不 能说“古代人（秦始皇）就是后代人（女真人）”，更不能说“这个 古代人（秦始皇）属于那批后代人（女真人）”。但是“《尚书》中 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打破了思考的逻辑、表达的体统，硬说秦始 皇就是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女真人”，这个秦始皇甚至 口操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蒙古话”。
至于说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赞语，朱学渊的解释也是 不对的。
原文如下：“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 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 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 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 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 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 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译文大意为——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 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 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 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 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 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 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 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 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 《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 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 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 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 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 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 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 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 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这里根本没有朱学渊所说的“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更不存 在朱学渊所说的“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司马迁所谓的“百家 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意思并不是说荐绅先 生看不懂这些文字，而是说看懂了，但因为其内容不规矩、不雅驯， 而觉得难以启口。中国先秦史上失传的著作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听说 有哪一部失传的著作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当然更不可能是用当时 还没有出现的蒙古语文或是女真语文写的。
由此可见，朱学渊所进行的以下“判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还是 可以判定，它（古代典籍）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 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朱学渊先生学富五车，为了研究民族语言，他可是 不辞辛苦，作了大量的研究，总不能全盘否定吧？”
我想指出，正是为了挽救朱学渊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才写作此文，意 图在合理的推测与明显不合理的“判定”之间，画出一道界限。望学 渊先生把握之。
2010年6月11日 回访另一个主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