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到23年，在我国最火的外国电影不是复联系列的大片，也不是《碟中谍》，而是一个讲诉科学家的《奥本海默》。我知道奥本海默比较早，那是90年，我读大学期间。一篇讲曼哈顿工程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不是讲“奥本海默研制原子弹的心理历程”，它讲的是“为什么选奥本海默做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由此，引出一个概念—科学的管理。不是科学性质的管理方法，是科学研究—这门工作的管理方法。

在曼哈顿工程杰出的科学家名单里是没有奥本海默的，也就是说，奥本海默的科研能力一般，但是他善于交流，可以有效把天才（科学家）的想法与政府（投资者）的目的沟通起来。你可以想象“让费曼—这个在中国不是坐牢就是进精神病院的天才（杨振宁语）做管理者的情形”。给天才充分的资源，让他们去做他想做的事，让能辨别谁是天才的懂行人，能说服投资者投钱的科学家做管理，是科学管理的要点。

每年的诺贝尔奖评选期间，都是中国人的悲情时刻。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清北几万人出国留学后不愿回来？为什么屠呦呦等当不了院士？为什么许晨阳等回来了又走了？为什么Open Ai不是诞生在中国？为什么硅谷25万华人宁愿在美国碌碌无为，也不愿回国？（施一语）……甚至新华社都不禁要问“每年5000亿的科研资金哪里去了？”。日本媒体也羞答答地公布了一项数据：日本的高端外国人才66％来自中国，在外来国籍的人当中排第一。原先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待遇太低吸引不来人才，现在我们的年薪随便也能上百万，著名学府的教授资产都在2亿以上，但是，我们发现根本不是钱的事，斯坦福、麻省等世界性学府教授年薪平均也不过20多万刀，折合人民币也不过150左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有个博士悲伤地讲自己年迈的导师、著名的教授低头哈腰地面对一个财政部的科长；有个业内人士，无奈地讲诉学阀们分配国家课题的过程；我们看到发表2、3000论文的院士；我们看到成绩斐然的夫院长、妻教授；我们看到挤满了校长、书记的院士院……。

这些年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当然是美国，其次是日本。我们来和人家对比一下互相的差距。搞科研第一是什么？当然是钱！我们缺吗？应该不缺！第二？人才！我们缺吗？虽然我们最优秀的去了美国不回来了，但我们每年还有1000万的本科、100万的研究生、10万的博士。我们缺“奥本海默”，为什么我们缺“奥本海默”呢？因为我们的奥本海默不但是管理者，还能成为理查德.费曼、恩利克·费米、欧内斯特·劳伦斯、爱德华·泰勒、冯·诺依曼、尼尔斯.玻尔似的“天才”。

我们是集中制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是：在集中制度下，个人的自由度不可避免的被降低，所以创新性就缺乏。因此，open ai不可能诞生在我国，不过，在它的基本理论清晰之后，如果仅仅是参数多少的事情，那可以预见，不久咱们就可以象高铁、盾构、电力设施、军工等一样赶超美国。因为咱们不缺算力，不缺数据。其实现在的诺贝尔奖的理论创新并不高，当今的科学大厦的架构基本稳定，大家只是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我们完全有可能象日本那样，获得很多诺贝尔奖的。为什么没有呢？这就要说到集中制一个致命的问题—腐败，特别是人事的腐败。在集中体制下，行政官员不但可以决定谁来干，还能决定成果属于谁。如果行政官员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所有的诺贝尔奖早就都是我们的了，但可惜，大家都是有需求的“人”，因此“公仆”变成了可以决定你一生的“主人”。高智商的人常常低情商，其实不是，只是他的骄傲，使他不在意人与人之间的蝇营狗苟。所以那20多万的华人，宁愿碌碌无为、甚至自杀也不愿回国。毕竟能堂堂正正做人，为什么回来当狗呢？即使你成为一个所长、系主任，还不是你上级的狗。

体制是无法改变的，但情况是可以改善的。集中制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一刀切”。如果我们统一规定：所有校长、书记、系主任、院长……等行政职务者不得在任何成果上著名和获得利益。行政职务者的奖金由他所领导的机构的总体成绩觉定。让他们真正成为管理者（奥本海默），而不是兼任研究者。人是有长短的，不是所有的博士都适合研究工作，让情商高的去做管理，让那些神经病去做研究。让年长、有资历的去做管理，让年轻、有活力的去做研究。我相信情形会好很多。

大家不要以为我痛恨集中制。相反，我认为在现有情形下，中国只有在集中体制下才能避免被别人鲸吞。只是要充分发挥集中制优越性太难了。第一种情况是有象教员那样有理想且雄才伟略的领导者，这太难了，谁没有家人，谁不吃饭？象陈行甲那样的党员有几个，他也不是不得不辞职吗？“接收人民的精神贿赂”这帽子扣的有水平，就凭这句话，他的领导确实比他很有水平！第二种情况是战争期间，战时，人私心较少，毕竟那时生存第一，提拔一个不合适的人，拿了不该拿的钱，是要死人的，不仅他死，可能连累你、大家都死。苏联卫国战争、我国抗美援朝、冷战时期的苏联航天、军工、我国前期的原子弹等都可见集中体制的威力。可惜呀！当权者是不愿致自己于死地的，否则，我们其实是可以模拟战争时期的，每个课题对飙外国，胜则升官发财，败则卷铺盖滚蛋！

上世纪九零年代，中央一台，出了个当时轰动一时的新节目—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有个子节目—东方之子。一次介绍一位中科院院士，忘了主持人是白岩松还是水均益了。几个回合下来，主持人就觉得不对劲，于是诺诺地问了一句（我猜他心里有坏坏地一笑）“你老一直在做行政工作？”，当事人这时也感觉有点不对劲，稍有点犹豫，但还是说“是的！”。这位领导是个老革命，解放前的大学生，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跟着我党北上南下，解放后，作为党内不多的有大学生墨水的人，被分管科研工作，成为一名院士，我觉得不过分，奥本海默不也是院士。发现胰岛素的班廷不也和资助他的麦克劳德分享荣誉？只是这事不能太普遍了。顺便说一句，1965年，我们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牛胰岛素的壮举，如果这个成就是美国的，可能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吧！……唉！初心不在呀！

注解：狗的说法源自东北一个医疗案，一个大爷，癌症，一个月的费用一百多万，方子上一天要输一顿液体，最关键的是死了。开方的大夫被查后委屈地说“我们就是科主任的一条狗”，不仅工作听主任的，还需帮主任接送孩子。也可以借鉴范雪峰关于博士为什么四年以上才能毕业的解释。90年代，在大学期间，读了一本书《斯巴达克斯》，那位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三次成为奴隶，三次成为罗马公民。这使我深深感觉鲁迅的一句话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人都是奴隶”，女人是男人的奴隶，百姓是官员的奴隶，小官是大官的奴隶，大官是皇帝的奴隶，皇帝是体制的奴隶。人人被吃，人人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