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清代治學脈絡，源頭是兩位著名大學家：黃宗羲和顧炎武。因為從順治到康熙的二十年中，清初沒有湧現出新政下的學者，這兩位學術精深廣博大學家成就於明末，而影響至民國。筆者在下文將試着理清這兩條治學脈絡的特點和傳承情況。
黃宗羲學識淵博，大凡天文、歷算、音律、經史百家，釋道、農工等無不深究。治學以捍衛“陽明心學”自任，力主誠意慎獨之說。黃宗羲也精通天文曆法，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閻若璩等人考證古文《梅頤尚書》為偽作震動當時學界。他還對照《國語 (書)國語》，認為古文《尚書 湯誥》是後人“誤襲周制以為《湯誥》”。並得結論“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黃宗羲依靠歷算方法對“武王克殷”的確切年代加以研究，寫有《歷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確切生辰日期，並論證了周正建子和周曆改月。
黃宗羲是“民本主義”的開拓者，他提倡仕途要“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和他親歷明末清興動盪時代不無關係，說他是中國自由民主的啟蒙者也不為過。黃宗羲有兩位學生後成為清代著名大學者，全祖望和章學誠皆以史學出名，後來形成“浙東學派”，它的地域在浙江錢塘江以東地區，整個學派體系龐雜著作繁多，其重要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章學誠的學術成就是《文史通義》，後道光年間成書編入《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文史通義》是因為校讎《漢書 藝文志》而起，為了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念，給九十年後的民國時代出現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就是“六經皆史”的原意，他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和成系統的觀念。日本近代漢學體系深受“浙東學派”影響，胡適年輕時讀到內藤湖南所著《章實齋先生年譜》深受刺激，“第一位為章學誠編年的竟是日本學者。”全祖望雖英年早逝但著作等身，阮元的評價簡潔恰當“嘗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其《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炎武《日知錄》相增。”
清代“乾嘉學派”規模遠大於“浙東學派”，它的治學源頭是大學者顧炎武。和黃宗羲不同，顧炎武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他認為信奉程朱理學“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和實證研究，他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因而提出以“樸學”代替“理學”。他提倡“多學而識，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顧炎武開一代新學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這就是清代學者不大着力於詩歌文學而專攻樸學的治學思想，顧炎武學識淵博但被後人繼承的還是他的經學研究，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他認為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限於闡述義理，而首先把經典考據清楚再闡述義理，這樣一個客觀研究經典之學風和方法正是清考據學發端，後來分出很多門類，音韻學，地理學，金石學，訓詁學等。
至乾隆年間形成聲勢浩大的乾嘉學派里分有幾個小派，比如較傾向於考訂漢代古文經的吳派，代表人物是惠棟，惠棟學承顧炎武，主張治經學務必重視古音訓詁從古文字入手，對漢儒易說搜輯鈎稽而不遺餘力，雖“凡古必真，凡漢必好”思想略顯固執，但求古而不問是非風氣成為吳派經學的重要思想特徵。惠棟公開撐起漢學旗幟而對壘宋學，他認為：“漢有經師，宋無經師，漢儒淺而有本，宋儒深而無本，有師與無師之異，淺者勿輕疑，深者勿輕信，此後學之責。”著作有《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註》、《九經古義》等。惠棟的治學格局雖不能算大，但其後來者中誕生了一位漢學大人物錢大昕，這位史學，語言學集大成者影響後三百年漢學奠基和發展。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以顧炎武之歷史考據方法，拾遺規過最享時譽。與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史學三著。錢大昕也是音韻學開宗定規人物，在之前研究古音者眾多，但都只注重古韻，真正注意到古紐問題者當推錢大昕，所謂“古紐”即先秦兩漢時期古漢語的聲母。他提出古紐四個要點：“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曉匣雙聲”。錢大昕還著有閱讀筆記《十駕齋養新錄》，民國史學家陳垣評論：“《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但非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可見此書的學術價值。
乾嘉學派的另一個小派為“皖派”，創始人是江永，後來皖派出現了一位集大成者戴震。戴震創立音韻學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乾隆中葉，戴震傾注十年研究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為其正本清源。晚年著《孟子字義疏證》質疑宋學，徹底否定程朱思想。戴震培養出如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著名清代文字學家。梁啓超稱“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而樹立，蓋未可知也”，皖派稍晚於吳派，並不特別尊崇漢儒，“主張反覆求證，不主一家”。
“揚州學派”是集大成的學派。它略晚於吳派和皖派，而在前兩個流派的學術基礎上壯大起來。張舜徽著《清代揚州學記》概括得好：“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揚州學派就是將吳皖兩派的治學之風綜合起來，在前輩學者建立起紮實的漢學構架上演繹，他們把輯佚，校勘，注釋等方法綜合利用還兼顧訓詁和義理，代表人物是焦循，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汪中和阮元等。焦循少年學算學，中年攻《易經》完成“易學三書”後晚年治《孟子》著成《孟子正義》。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訓詁學頗有成就，《清史稿》對清學訓詁學傳承描述全面：“初從休寧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其於經，熟於漢學之門戶，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書韻表》亦見及此，其分至、祭、盍、輯為四部，則段書所未及也。念孫以段書先出，遂輟作。”可見由戴震至段玉裁至王念孫脈絡清晰地奠定了“漢學訓詁學”。
在乾嘉學派之外，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派”和追求古文創作研究的立於方苞，成在姚鼐的“桐城派”亦有一定格局。姚鼐文章簡潔清淡紆徐要渺，有宋歐陽修曾鞏文風。他著編《古文辭類纂》被譽為是“文章正宗”、“閱此便知為文之門徑”，廣受學界重視。清代治學最後一位大師當屬俞樾，著《古書疑義舉例》是今人讀懂古文的工具書。 晚清學者皮錫瑞曾概括清朝之漢學演變：“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之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轂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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