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 對萬維博主【一個文明—架構視角的總論】網文的回應 本文原意是對博主網文的評論，由於長度出乎預料，都可以成為博文了。只能以博文方式發表。 又到政治哲學思辨訓練時。 文明是個好東西，如果提到文明哲學層面，那更好，因為既有文明又有哲學的討論已經很稀缺。 在對網文作出回應前，例行先對原文做一些自以為是的重點摘錄。 -------------------------------- 本文是為了回應昨天網友對我上一篇文章的評論。 我的文章一直以來都是在遵循着： 從“中國敘事”躍遷到“文明哲學” 牢牢站在： • 結構 • 功能 • 連續性 從“預測未來”轉向“限定未來可能性”。 沒有回答： • 中國會不會民主化 • 會不會崩潰 • 會不會稱霸 中國是什麼？——一種以秩序持續性為核心目標的文明系統 從歷史經驗看，中國並非以信仰真理、擴張疆域或個人權利最大化為文明核心，而是以在巨大人口規模與資源約束條件下維持長期社會秩序為首要目標。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亡並未構成文明斷裂。相反，政治結構的周期性崩解與重組，成為文明自我修復與再集中能力的體現。政權可以覆滅，但文明的治理邏輯得以延續並不斷制度化。 ---------------------------------------- 在對網文回應前先做一些必要的話語背景和概念鋪墊。 如果要對中國做一個極為簡明地表述，我認同張維為的說法：一個文明型的大國。至於文明內核是什麼，那涉及到另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後面只能簡要談談，因為篇幅太小。 當我談論中國的時候，我所指代的就是文明型的超大中國。 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界，文明型大國並不是只有中國。 以現代為例，我認為還有美國和前蘇聯，最近俄羅斯也自認為文明型大國。另外，眾多歐洲國家組成的歐盟正在努力結成一個文明型的大國。成敗未知。 關於中國是否是一個以秩序持續性為核心目標的國家，我以為這無需討論，因為不言而明。我認為世界史上的任何國家，無論大小都是以秩序持續性為核心目標，而不是相反，至於目標能否達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至於文明型中國並非以信仰真理、擴張疆域或個人權利最大化為文明核心，那與文明型中國的生存方式有莫大的關係，後面會談。 文明型中國是否會面臨崩潰那樣重大的問題，網文拒絕回答，令人費解。也許作者認為分分合合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常態化的天下大勢，王朝興亡並未構成文明斷裂”，因此可以預期文明型中國總能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因此並不重要。 但是在我看來，分分合合的王朝興亡並不外在於文明型中國，不但是結構性文明型中國的一部分，還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國之大事，不得不談，特別是在現代性時代，分分合合的王朝興亡也不一定能化險為夷，否極泰來。 同樣是奉行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前蘇聯，就是因為在一次突如其來的現代性的政權更替（王朝興亡）中翻車崩潰，而失去了作為一個國家的資格，這值得後來者，特別是常態性出現政權更替的文明型中國引以為前車之鑑。 當然，無論長專化的前蘇聯的現代性政權更替（王朝興亡）的結果如此令人震驚，我們如何也不會說長專化的前蘇聯是一個不以秩序持續性為核心目標的非文明型大國。 或許長專化的前蘇聯的崩潰是因為它的地緣政治生態太過惡劣（與北約和歐盟太過相鄰），或許因為是現代性政權更替的緣故，導致期無法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導致政權更替（王朝興亡）成為現代長期專政國家崩潰之根源，滅國之神器。 長專化的文明型中國就將長專化的前蘇聯的崩潰視為難得前車之鑑。 回到博主的問題。 問題1，“預測未來”轉向“限定未來可能性”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可以互相轉化，因此無需特意的轉向。因為如果你限定了中國未來崩潰的可能性，也就預測了未來的中國不會崩潰。反之亦然，同義反覆。 問題2，中國的結構性問題。 我也一直關心和深挖文明型中國的結構性問題。最終發現這個問題與三個中國人的名言有莫大的關係。 其一是毛澤東的名言“中國百代皆行秦政”。 其二是黃炎培在“窯洞對”中提及的，《左傳》作者左丘明的名言：‘其興也浡，其亡也忽’。 其三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如雷貫耳的名言：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以上這三個名言涉及的都是文明型中國數千年不變的結構性問題，也是研究中國未來走向繞不過去，必須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除之之外都是枝節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數千年不變的歷史性來衡量文明型中國的三大結構性問題。其第一重要的是毛澤東的中國百代皆行秦政。秦政追求的是以專政府的長期專政，來達成國家的長治久安，國家秩序的長期穩定。 如果以現代性的語境來定性，秦政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命根子，我稱之為文明型中國的生存方式，簡稱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因此在我看來，秦政和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是同義反覆，可以互相指代。 其第二重要的結構性問題，是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派生出來的，“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性長期專政府更替方式。 其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是“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性長期專政府更替派生出來的，天價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 以上三者形成文明型中國獨有的，百代皆行的文明核心。這個文明核心以專政府長期專政達成國家長治久安，同時具有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國家分分合合代價的生存方式-秦政。我稱之為文明型中國結構性的文明核心，天價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由於秦之後兩千多年的文明型中國百代皆行秦政迄今，秦之後的文明型中國都具有長專化文明特徵，其歷史主要的也是圍繞着長專化文明而展開，因此可以視為長專化的文明型中國史。 當然，說天價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是秦之後文明型中國的核心文明，是我們以現代性的價值標準看出來的結論，是一種因不同地緣政治經濟生態，不同的時代背景得出得不同的結論。古典中國並不如此看。因此我們在評價一種國家生存方式的代價的時候，不能忽視一種基於不同地緣政治經濟生態，不同的時代背景而產生的不同的評價標準，不同的結論。中國的大帝、人傑和智者，都以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中勝出，以能夠三百年長期專政，長治久安為豪，哪怕是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專制暴政也在所不惜（如清朝的削髮屠城，新中國餓死三千萬饑民），秦始皇、朱元璋、順治和毛澤東是其中的佼佼者。天翻地覆慨而康，管他死亡人口是三千萬還是四千萬都值得。 我們知道自春秋戰國之後，文明型中國歷史上有一種持續兩千多年的大一統情結，也就是哪怕是獨裁專政的秦政下的大一統，哪怕是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下的大一統，只有是為了大一統，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都認為是值得。這並不是他們認為獨裁專政的秦政下的大一統，和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下的大一統太美好了，太幸福了，而是他們只能二選一，要不是獨裁專制，天價的大一統，要不是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戰亂。他們更害怕五百年春秋戰國戰亂。 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他們的心聲。 不說戰爭時期，就說建國之後的和平時期，據說（因為政府從來沒想過去證實）長專化文明型新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次大饑荒，就餓死三千萬饑民，長期專政府連道歉都沒有一個。 荒謬吧？一點都不！這是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常態。六十年之後長專化文明型新中國才進入盛極時期。可憐的三千餓死基民成了專政化文明型新中國盛世前糞土不如的墊腳石。代價有點殘酷吧？一點都不。因為不經官方證實的歷史，就不是歷史，連一個簡易紀念碑都沒有，全埋地下了。最多是有人不着邊際干吭兩句：我們當下所享受的歲月靜好,就是因為前人在替我們負重前行,遮風擋雨。多有感情的散文詩，但不如我們那些埋被埋在地下的悲慘的墊腳石立一塊簡易紀念碑。虛偽嗎？是的。常態化嗎？不錯。 儘管國家的分裂和重建要付出天大的代價，但獨裁專制的大一統再不濟，也會給國家帶來或長或短的休養生息盛世期，這總比五百年戰亂不停的春秋戰國為好。這是一種在獨特的地緣政治經濟生態下產生的一種獨特的，好死不如賴活的卑微情結-不管代價如何能大一統就好，這也是秦始皇能以獨裁專政的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一統春秋戰國，然後中國百代皆行秦政的根本原因。這歷史有錯嗎？不好說。這歷史偉大嗎？這要看歷史是誰在言說。這種荒誕歷史觀延續了兩千多年迄今。 這源於專政化的文明型中國不以信仰、真理、個人權利最大化為文明核心的原因。因為信仰、真理、個人權利是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天敵，擴大化的信仰、真理、個人權利，更絕對是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超級殺手。這也是一種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結構性問題。 所以，我特能理解文明型舊中國，為什麼不以信仰、真理、個人權利最大化為文明核心的原因。他們不想搞文明自殺。 當然，我也更能理解為什麼文明型舊中國樂於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對於長期專政府而言，有些東西看不見又想不到不是更安心嗎？ 那是兩種異質的生存方式的衝突。 當初長專化文明型舊中國末期的清朝時期之所以出現亡國危機，就是因為專政化的文明型中國，被情不願，心不甘的推入了現代性時代，推入異質生存方式衝突的現代性漩渦，然後發現長專化的文明型舊中國，難以適應追求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現代性需求。長專化文明型中國又到了二選一的歷史性選擇時刻。這也是我認同現在的中國是文明型的新中國的原因。 但現在我發現，我忘了給文明型新中國加上一個定詞，一個頭銜。因為嚴格來說，新中國的全稱應該是：長專化的文明型新中國。因為新中國雖然進入了新的現代性時代，但是卻保留了長專化文明型舊中國的核心文明-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儘管它以現代性話語來包裝。例如全過程民主，追求中國人經濟發展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等等。這些是新中國與舊中國的區別的現象，但是核心文明-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不變。 人們都說，歷史發展不會是線性的，這絕對有道理。 現在的長專化文明型新中國，並不是近現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初衷，也不是初出民主革命茅廬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青年毛澤東最初期望的結果。因為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初衷一直在變形。現在我們回頭看中國的民主革命，也許會比參與者看得更清楚一點，因我們是事後諸葛亮。 回頭看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是長專化文明型中國心頭大患。 中國民主革命在推動長專化文明型舊中國進入和適應現代性時代時，只有兩個基本選項。 一個選項是化解長專型文明型中國對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生存性依賴，也就是在廢掉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同時，也廢掉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這個長專化文明型中國的心頭大患，以非長期專政生存取而代之。 第二個選項是如果不能化解長專化文明型中國對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生存依賴，也必須將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從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化解出去。 孫中山選了第一個選項，但以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做為抓手，國民黨到了台灣走的也是孫中山的三步走，在台灣這個小地方通過化解台灣對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生存性依賴，同時解決了天價政權更替這個文明型中國的心頭大患。但是如果將台灣小地方的經驗移到大陸這個大地方，導致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大變，三步走這個抓手未必行得通。 建立了長專化文明型新中國後的中年和晚年毛澤東選的是第二個選項。 毛澤東以民主監督作抓手，第一步實行的是“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的民主監督，不但很快就是失敗，還實行非民主的，獨裁專制的反攻倒算。，最後一步是歷經三年的全民民主監督的文革，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接班的鄧小平以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為前提，實行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繼續推動長專化文明新中國更深的參與現代性時代的變革，但廢除了民主監督這個化解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的抓手。原因是民主監督不但不能將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化解出長專化文明型新中國，反而加速天價周期律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降臨。反而是弄巧成拙。變成以民主監督亂黨亂政亂國，加速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這個黑天鵝的降臨。 這證明了在現代性時代，自由民主及其言論自由是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超級滅國殺手。也證明異質生存方式衝突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有你無我。而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又是最新的證據。 問題來了。自秦始皇以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大一統春秋戰國之後，百代皆行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百代皆行的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勢。已經成為文明型中國賴以生存的靈魂、血脈和筋骨，渾然一體，成為文明型中國的結構性文明根基，已經無法割裂分解出來，只能一要都要，一不要都不要。 當初以長期專政，長治久安為目的秦始皇大一統中國的那一刻，就已經埋下了天價改朝換代，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勢，區別只是改朝換代的周期律有多長而已。長期專政期越長，長治久安越久，專政府的獨裁專制權力就越大，壓迫力越強，專政府的權力腐敗越嚴重，直到國家和社會不可承受，最終引爆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這也符合權力越大越腐敗，壓迫越大，反抗越烈的人性共識。 總結。 在長專化文明型中國曆兩千多年歷史上，大帝、偉人、人傑，智者層出不窮，數不勝數。他們都在絞盡腦汁，在堅持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前提下，試圖在政治經濟文化道德風俗信仰各領域上，全面性的預防、排解和封殺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力圖斬盡殺絕，將之趕出長專化文明型中國，結果不但都是無用之功，還留下了閉關自守的困境，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依然滾滾而來，川流不息。留下滿目蒼夷，苦難不斷，分分合合的長專史。 因此我自問，如果長專化文明型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的大帝、偉人、人傑，智者歷兩千多年，不但未能解決長期專政越長，權力越大越腐敗，壓迫越大反抗越烈，必然引發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得惡瘤，反而讓惡瘤憑着長專史的歷練，演變成結構性的長專文明型中國得文明核心。現在得我輩何德何能，可以神奇般在數十年之內解決它？荒謬啊。 在當今的現代性時代，還在想繼承長專化文明型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的大帝、偉人、人傑，智者歷兩千多年未竟的烏托邦幻想，解決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內生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這個肆虐長專化文明型中國兩千多年的惡性腫瘤，不但是沒有天理，也毫無人性，更是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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