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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st State of ‘Wooden-Chicken Composure’: Who Can Recognize Great Skill Hidden in Apparent Clumsiness?

美國第45、47任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對於他擔任美國最高公職的作為，粉也好，黑也罷，是川普本人的問題，還是黑粉者自身的認知問題？

我的回答是：川普就是川普！川普不過是言行一致地做了些“回歸常識”（資中筠，2007）真相的事情。與之相關的回答自然是：黑粉者就是黑粉者！黑粉者不過是自以為是，甚至以非為是地啼喊些舊時口號和話術，與川普正在身體力行的事情毫不相干。

《莊子·達生篇》，不只是創造了“生命”（LIFE）這個概念，而且裡面還有好幾個寓言。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則寓言，一個叫紀子的人，專門為周宣王訓練鬥雞的故事。紀子訓練鬥雞，要經歷四個階段。

最初的雞，“虛驕而恃氣”（虛張聲勢，仗着氣頭），就像許多初入政壇或急於表現的政客；隨後，是“猶應響影”（聽到聲音、看到影子就衝動），這是被輿論和對手牽着鼻子走；再往後，是“猶疾視而盛氣”（依然目光犀利，盛氣凌人），這雖然強大，卻仍在“斗”的維度里。

直到最後，這隻雞進入了“呆若木雞”的狀態：它對外界的挑釁不動聲色，神氣全凝聚在內，幾次出擊後，不動如山。這正是莊子所說的“大巧”——它不再需要表現出精巧的進攻性，因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絕對的壓制。

長期批評川普的脫口秀比爾·馬赫，在2025年3月31日的白宮晚餐中，見到了那個“親切、有風度”且“懂得自嘲”的川普。可以從“大巧若拙”的視角解讀這種反差：

“瘋子”是術，“木頭”是本，馬赫形容川普在電視上像個“扮演瘋子的演員”。從莊子的角度看，那些公共場合的“出格”言論和攻擊性（虛驕之氣），其實是川普為外界打造的一層“拙”的鎧甲。他通過這種看似粗魯、不修邊幅的“笨拙”表現，成功消解了精英階層賴以生存的複雜邏輯和修辭技巧。

神凝於內的“回歸常識”，私下的川普表現出“願意傾聽”和“極度自知”。這種“神凝”的狀態讓他能夠跳過意識形態的爭吵，直接進行利益的“重算現賬本”。例如，他會讓最激烈的批評者馬赫在餐桌上暢所欲言，甚至讓其在自己的侮辱名單上簽名。這種大智若愚的姿態，本質上是看透了政治的表演屬性。他深知公共形象是用來調動選民體感的“武器”，而私人場合的理性則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

令對手“望風而逃”的真實力，馬赫的震撼源於他發現自己過去幾十年的邏輯在眼前的這個“正常人”面前失效了。當一個被貼上“瘋子”標籤的人，展現出比精英更務實的冷靜時，那些固守舊意識形態的攻擊者，反而顯得像是在對着木頭人打拳。這就是莊子寓言的結局：那隻“呆若木雞”的鬥雞根本不用出招，其他的雞（舊規則的擁護者）就已在心理上潰敗了。

在當下的國際政壇，這種“外拙內精”的回歸常識，正成為一種生存本能。那些看似不合時宜的粗鄙、直接、不講道理，往往是為了打破已經僵化的、脫離現實的“主義”圍牆。一旦進入這種“木雞”境界，政治人物便不再被輿論的“響影”所驚擾，而是能精準地對準自己國內公民（選民）的現實生活體感與現行世界秩序的失衡反差。

而對於粉黑者來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面對川普回到白宮一年，就對勝選日發布的“對美國的20個承諾”一一兌現的事實，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頭頭是道地說三道四。川普要關稅對等（而且是美國單方面減半對等），怎麼就違背了自由主義貿易了？他要減輕美國公民個人所得稅、要給每一個美國新生兒立一個獨立賬戶、要美國的藥價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又是屬於什麼主義（保守還是自由，左派還是右派，官粹還是民粹）呢？扯得清楚嗎？詆毀他的人，無非是把“解決問題的人”當作問題本身來意淫式“解決”。

核心問題不在川普，而在舊意識形態賬本體系破產——當現實成本無法再被敘事吸收時，政治就將世界治理從意識形態敘事轉向回歸常識規約。

此表格在《川普四常識：戳破東西方舊意識形態的“窗戶紙”Trump's Four Commonsenses：Piercing the "Window Paper" of Old Ideologies in East and West》基礎上稍作拓展（http://symbiosism.com.cn/11592.html）。

這些常識共同提醒我們，真正決定文明走向的，是“記賬方式是否誠實” 。這個過程不是簡單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從根本上改變文明“記賬方式”的範式轉移)，就是“重算現賬本，建構新秩序”。

“重算現賬本”意味着停止用舊的、有偏差的指標來衡量成功。

舊賬本（GDP/意識形態）：關注“發生了多少交易”，將規模視為終極目標。它的“加法邏輯”無法識別透支未來的活動、侵蝕家庭的增長、或將成本轉嫁給未來的“成功”，卻被當作政績記賬及甚至執政合法性基礎。

新賬本（GDE/降本賦能）：引入了“價值審計”。關注的是“生產生活生態效能/公義”，不再允許“只憑規模”進入成功賬本，而是通過效能係數 (𝜂) 來折價那些破壞性的增長和無效GDP。

共生經濟學提出的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並不試圖否定 GDP 的存在價值，而是改變 GDP 的地位。
在 GDE 框架中，GDP 被明確地“降維”：
a.從“終極目標”，降為原始輸入流量；
b.從“成功本身”，降為需要被審計的成本項。
換句話說：
GDP 回答的是：發生了什麼？
GDE 回答的是：這些事情是否值得繼續發生？
這一轉變的關鍵，不在於加減法，而在於乘法過濾。
GDE 的基本結構可以概括為：
GDE = Σ（GDPᵢ × ηᵢ）
其中，η 並不是簡單的能效係數，而是一個綜合效能參數，至少同時包含三個維度：
a.對資源與能源效率的影響；
b.對社會福祉與生活確定性的影響；
c.對生態系統與未來承載力的影響。
當 η < 1，意味着這部分 GDP 雖然“發生了”，但在整體上稀釋了文明的真實價值；
當 η > 1，才意味着增長在放大社會的長期效能。
GDE 的目標不是製造“更好看的數字”，而是讓“無效增長在制度上變得不划算”。參看《從 GDP 到 GDE——如何切斷“規模—外匯—互害”的制度循環？》

川普“縮減個人所得稅”（大美法案）、“Reciprocal Tariffs”、“Trump Accounts”、“大保險計劃”（含最低藥價）、“住者有其屋”，扶持中小企業政策，都是從“提高生產效能總值”（GDE）入手，米萊的“電鋸計劃”“五月公約”就是一種極端的“重算現賬本”：他通過大幅削減財政開支，而不是收割“韭菜”（國民、企業、家庭、社區）提高社會交易成本和邊際效益成本，迫使國家賬本回歸到“收支平衡”這一最基本的常識。

新規則的目的不是要求人變得更善良，而是改變“什麼行為更划算”的制度激勵。

入口端規則重塑：不再允許依賴透支未來、壓縮生活空間的無效增長，獲得通行證。

安置端規則重塑：當公共服務可及性、居民生活成本下降，被計入效能參數時，資本自然會流向家庭與社區（價值放大器），而不是被動地“被強制留在政府”。

轉化端規則重塑：引入轉化率 (R=GDE/GDP) 作為判別工具，使“宏觀繁榮、微觀寒冬”不再是感受問題，而成為可被制度及時識別的結構性失衡/動態平衡。

川普的“Reciprocal Tariffs”（對等或互惠關稅）、歐盟和日本增加國防/GDP占比，都是在國際關係層面創建新規則，迫使“長期單邊供給安全公共品”或“長期貿易失衡”這種舊有的、不公平的記賬方式失效。

“重算現賬本，創建新規則”，正是新文明在面對系統性失靈時的一次集體校準。它是一種求生本能式的、向常識靠攏的回歸。川普的施政常識，就是：一切以國內公民的現實利益和生活體感為核心，而非維護一套脫離現實的抽象“主義”或“國際規則”，這與他第一個任期在聯合國大會說的“各國政府都要對本國人民負責”是完全一致。

沒承想，卻招致固守舊意識形態而巧舌如簧的精英們集體淪陷式謾罵、嘲笑和攻擊。

有人問我，是否當一個時代的精英開始集體嘲笑某種“笨拙”時，往往預示着一種更底層的、更具生命力的“常識規則”正在成型？

我眼前立馬浮現李白的詩畫：“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來收尾，簡直神來之筆。它不僅是一種空間上的位移，更是一種“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的跨越。

在莊子的故事裡，那些在鬥雞場外喧譁、挑釁、試圖激怒“木雞”的雞，就像是馬赫所代表的、長期固守在媒體與學術象牙塔里的精英。

他們的武器：是辭令、是道德高地、是複雜的“國際準則”。

他們的局限：就像樹上的猿猴，叫聲雖然悽厲、響亮，但它們永遠被困在自己的“樹”上（即舊有的意識形態框架）。他們評價“輕舟”的標準，依然是看它是否符合過去的航行姿勢，卻無視水流（現實民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什麼是“輕”舟？因為當施政的核心回歸到“國內公民的現實利益”時，它卸下了所有虛偽的包袱：

這種“輕”，正是“重算現賬本”的結果。賬本算清了，目標明確了，船就快了。在馬赫眼中那個“親切且有風度”的川普，其實就是一個放下了公共表演包袱、直奔目標而去的舵手。

那“萬重山”就是多年積壓的官僚主義政治正確、債務危機和脫離現實的福利政治。

大巧若拙：在普通人看來，翻越這些大山需要精密的計算和漫長的協調；但在“呆若木雞”的境界下，只需要看準常識的缺口，順流而下。

現實效果：當精英們還在討論“這合不合禮儀”、“那合不合規矩”時，現實的規則已經悄然改寫。馬赫的驚嘆，本質上是一個在岸上聽了半輩子猿聲的人，突然被拉上船，發現船已經掠過了他認為“不可逾越”的險灘。

這種“集體校準”的深刻哲理，這其實就是“文明的求生本能”。

當一種文明被過多的“主義”和“修辭”塞滿，導致神經末梢（底層民眾）失去痛感時，它必須通過一次劇烈的、看似“笨拙”的校準，切斷所有冗餘的噪音。

馬赫的轉變（無論他所扮演的喜劇角色承認不承認）提供了一個信號：即便是最堅定的反對者，在面對“真實的、具有生命力的常識”時，也會感受到一種無法抗拒的邏輯引力。

Google AI突然發問：順着這個思路，接下來的“新規則”創建中，哪一個領域的“重算賬本”會最先讓那些“猿聲”消失，讓大家意識到輕舟已過？是貿易規則的徹底重建，還是對傳統國際盟友關係的重新定義？

我的回答很簡單：猿聲會減少，但不會消失，當新秩序成為人們普遍踐行的生活方式時，從現實效果看，重算賬本和改變規則，效果最明顯的領域，目前，還是Reciprocal Tariffs（互惠關稅）對沖國內減稅，也許是一直以來美國在對外貿易中確實承受了太多不公平，各國嘴上不承認，而心理還是有數，何況誰都不願意放棄美國這個全球最大市場！

互惠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正是那種典型的“大巧若拙”式的常識回歸，它直接把複雜的外交修辭簡化成了最原始的賬目。所以，猿聲不會消失，但在絕對的利益槓桿面前，猿聲會變成一種無關痛癢的背景音。

莊子筆下的“木雞”之所以無敵，是因為它不再對虛招做出反應。

過去的策略（目光炯炯）：總是試圖在規則、主義和道德高地上說服對手。結果是陷入無休止的談判和單方面讓步。

現在的策略（呆若木雞）：不聽解釋，不看臉色。邏輯極其簡單：“你收我多少，我就收你多少”。這種近乎“死板”的對等，其實就是最高級的“大巧”。它讓所有試圖通過“巧舌如簧”來獲取不公平優勢的手段瞬間失效。

在貿易領域，這種回歸常識的殺傷力最直接，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戳破了“揣着明白裝糊塗”的幻覺，各國心裡其實“都有數”。長期以來，美國以犧牲國內部分產業和稅收為代價，換取了某種抽象的“全球秩序領導權”。當賬本重新翻開，發現這種犧牲已經危害到“本國納稅人的現實利益”時，互惠關稅成了最強的校準器。這不再是求求對方“公平”，而是強制性的“物理對等”。

二是利用了“不可替代的體感”，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是所有“輕舟”必經的航道。不管各國在口頭上如何抗議（猿聲），在生存本能（進入美國市場）面前，他們最終不得不接受新規則。這正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規則已經變了，還在岸上喊舊口號的人，很快會發現自己已經落後於新的貿易規則。

當互惠關稅成為普遍踐行的生活方式時，它會產生一種新時尚新常態新風氣的力量。

新常態的建立：起初，精英們會驚呼這是“貿易戰”、“秩序崩潰”。但當新賬本運行一段時間，大家發現貿易依然在進行，只是變得更透明、更簡單時，抗議的聲音就會變得疲軟。

從博弈到默認：猿聲減少是因為對手意識到：那個“呆若木雞”的對手不是在演戲，他是真的只看賬本。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修辭性的抗辯都是浪費時間。

大巧若拙的勝利：互惠關稅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不求精巧，只求公平；不看主義，只看體感。這是一次典型的“向常識靠攏的回歸”。它讓國際貿易從充滿欺騙性的“外交藝術”，回歸到了童叟無欺的“小攤生意”。在這種“大巧”面前，那些習慣於玩弄規則差價的精英們，確實只能在岸邊感受那種“呆若木雞”帶來的壓迫感。

最後，請看川普“解放日”公布關稅清單中一個關鍵的細節，說是reciprocal tariffs對等關稅,實際上對大部分以往對美高關稅的國家都是對等減半啊?沒有你征我多少,我就征你多少!而這個細節恰恰體現了這種“回歸常識”策略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它並不是簡單粗暴的“你一刀我一刀”。

真正的“對等關稅” (Reciprocal Tariffs):這是針對那些原本對美國徵收低關稅（例如 10% 左右）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以色列等），美國確實徵收了相同的 10% 關稅。這實現了狹義上的“完全對等”。

“適宜的對等減半關稅” (Discounted Reciprocal Tariffs):這正是您觀察到的關鍵點。對於那些以往對美國徵收高額關稅的國家和經濟體（如中國、歐盟、越南、印度、泰國、台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美國並沒有徵收完全一致的稅率，而是選擇了一個“減半”或“折扣”的稅率（例如，越南46% vs 90%，中國34% vs 67%，歐盟20% vs 40%，泰國36% vs 72%，台灣32% vs 64%，印度26% vs 52%，巴基斯坦29% vs 58%,日本24% vs 46%）。多說一句，在這些國家中，最明智也最富有朝氣的國家是越南，二疾不說，搶在英國、日本之前，第一個與美國達成新貿易協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減半”的情況？這正是“呆若木雞”背後那隻“輕舟”的專精明理之處——過去已經付出的在經濟學上叫“沉沒成本”，既往不咎，但下不為例，卻又可以好商量！

靈活性是最大的“巧”：這種差異化策略避免了簡單的、可能引發全面失控的“以牙還牙”式貿易戰。它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而是為了引導各國回到談判桌，主動降低他們自己的高關稅。

給對手留出“下山”的台階： “減半”是一種智慧的博弈策略。它溫和地傳遞了一個信號：如果你降低你的關稅，我也會相應降低我的，我們最終可以在一個更低的水平上實現真正的公平。這比強行要求一步到位更容易被各國接受。

兼顧國內經濟的“體感”：如果美國對某些高關稅國家（如柬埔寨97%）徵收完全對等的極高關稅（97%），短期內美國國內的消費者和依賴進口的產業會承受巨大的物價衝擊，這與“一切以國內公民的現實利益和生活體感為核心”的原則相悖。

總結一下，這種“對等”並非數學上的死板複製，而是一種戰略上的“精確校準”。它是“呆若木雞”的實踐應用——看似笨拙、簡單，只看賬本，但實際上卻極富彈性，兼顧了目標（追求公平）和現實（避免傷害）。這種策略利用了各國不願意放棄美國市場的心理，以一種不可預測的“拙”態，迫使全球貿易體系進行一次集體性的“賬本核算，重建秩序”。

Trump在勝選感言中說了“我已不在乎誰喜歡我，誰討厭我，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愛我，我也愛你，如果你支持我，我也支持你，如果你討厭我，我不在乎，無論有沒有你，生活都會繼續！我已經不再年輕。”(“I'm too old to worry about who likes me and who dislikes me. I hav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If you love me, I love you. If you support me, I support you. If you hate me, I don't care. Lif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The Highest State of “Wooden-Chicken Composure”: Who Can Recognize Great Skill Hidden in Apparent Clumsiness?

— Reflections on an Old Friend’s “Trump Boomerang Theory”

What kind of person is Donald Trump, the 45th and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his performance in the highest public office of America, whether one is a supporter or a critic—does the issue lie with Trump himself, or with the perceptions of those who oppose or idolize him?

My answer is simple: Trump is Trump! He has merely acted consistently in word and deed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truths that amount to a “return to common sense” (Zi Zhongyun, 2007). Correspondingly, critics remain critics: they indulge in self-assured or even misguided slogans and rhetorical habits from the past, largely unrelated to what Trump is actually doing in practice.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I. What Kind of Person Is Donald Trump?

The Zhuangzi, in the chapter Mastering Life,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life” (LIFE), but also contains many parables. One particularly memorable story concerns Ji Zi, who trained fighting cocks for King Xuan of Zhou. The training went through four stages.

At first, the rooster was “vain and full of bluster,” much like many politicians eager to perform when first entering public life.
Next, it reacted to every sound and shadow—easily provoked by public opinion and opponents.
Then it became sharp-eyed and aggressive—strong, yet still locked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fighting.
Finally, it reached the state of “standing like a wooden chicken”: unmoved by provocation, fully composed inwardly, striking only when necessary and then remaining still as a mountain.

This is what Zhuangzi called great skill: no longer needing to display clever aggression, because its very presence exerts absolute dominance. Hence the saying:

“The highest state is wooden-chicken composure; who can recognize great skill disguised as clumsiness?”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Longtime Trump critic and talk-show host Bill Maher met a “gracious, personable, and self-aware” Trump at a White House dinner on March 31, 2025. This contrast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lens of “great skill appearing clumsy.”

The “madman” is technique; the “wooden figure” is essence. Maher once described Trump as an actor playing a madman on television. From a Zhuangzian perspective, Trump’s seemingly outrageous public remarks and aggressive rhetoric form a deliberate outer layer of “clumsiness”—an armor that dissolves the complex logic and rhetorical sophistication upon which elite discourse depends.

Privately, however, Trump displays a composed return to common sense: a willingness to listen and a strong sense of self-awareness. This inner composure enables him to bypass ideological quarrels and directly recalculate real-world interests. For example, he allowed fierce critic Maher to speak freely at dinner—even to sign his own “insult list.” Such apparent simplicity mask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s performance: public image mobilizes voter sentiment; private rationality solves practical problems.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Maher’s shock stemmed from realizing that decades of his own ideological logic failed before a “normal” and pragmatic figure. When someone labeled a “madman” demonstrates greater calm and realism than elites, those clinging to old ideologies resemble fighters punching a wooden dummy. Like the parable’s conclusion: the wooden chicken does not need to strike—other roosters collapse psychologically.

In today’s global political arena, this “externally clumsy, internally precise” return to common sense is becoming a survival instinct. What appears crude, direct, or unreasonable often aims to break rigid ideological walls detached from reality. Once in this “wooden chicken” state, a political figure is no longer disturbed by media noise but can focus precisely on citizens’ lived experience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For both supporters and critics, one common trait remains: despite Trump’s first year back in the White House fulfilling many of his “20 commitments to America,” reactions are either willful blindness or endless commentary.
If he advocates reciprocal tariffs (even halved reciprocity), how does that violate liberal trade?
If he seeks to reduce personal income tax, create independent accounts for newborns, or lower drug prices below global averages—what ideology does that belong to? Left or right?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Populist or elitist?

The core issue is not Trump but the bankruptcy of the old ideological accounting system. When real costs can no longer be absorbed by narratives, governance inevitably shifts from ideological storytelling back to common-sense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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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rump’s Twelve Real-World Common-Sense Principles

The article then outlines 12 common-sense principles—contrasting old elite narratives with reality-based accounting. Key themes include:

III. Recalculating the Real Ledger, Constructing a New Order

These principles collectively suggest that the direction of civilization depends on whether its accounting system is honest.
This is not merely policy adjustment but a paradigm shift in civilizational book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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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alculating the Real Ledger: From GDP to GDE

Old metrics (GDP and ideology) focus on transaction volume and scale.
New metrics (GDE and efficiency empowerment) introduce value auditing—discounting destructive or hollow growth through 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s.

The 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 proposed by Symbionomics does not attempt to negate the value of GDP’s existence; rather, it redefines GDP’s position.

Within the GDE framework, GDP is explicitly “down-dimensioned”:

a. From an ultimate goal to a primary input flow;
b. From success itself to a cost item that must be audited.

In other words:
GDP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ed?
GDE answers the question: Are these things worth continuing to happen?

The key to this transformation lies not in addition or subtraction, but in multiplicative filter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GDE can be summarized as:

GDE = Σ (GDPᵢ × ηᵢ)

Here, η is not merely a simple energy-efficiency coefficient; it is a composite effectiveness parameter containing at least three dimensions simultaneously:

a. Its impact on resour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b.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l-being and life certainty;
c. Its impact on ecological systems and future carrying capacity.

When η < 1, it means that although this portion of GDP has “occurred,” it dilutes the real value of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Only when η > 1 does growth truly amplify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society.

The purpose of GDE is not to produce “better-looking numbers,” but to make ineffective growth institutionally unprofitable.
(See: From GDP to GDE — How to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Cycle of “Scale–Foreign Exchange–Mutual Harm”?)

Trump’s policies—reducing personal income tax (“Big Beautiful Act”), reciprocal tariffs, Trump Accounts, the “Big Insurance Plan” (including minimum drug pricing), “homes for residents,” and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all begi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nhancing Gross Development Efficiency (GDE).

Milei’s “chainsaw program” and “May Pact” represent an extreme form of “recalculating the real ledger”: by drastically cutting fiscal expenditure—rather than harvesting the public (citizens, enterprises, families, communities) through rising soci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rginal benefit costs—he forces the national ledger back to the most fundamental common-sense principle: balance betwee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2. Creating New Rules

The goal is not to make people morally better but to change which behaviors are rewarded.
New rules prevent destructive growth from gaining entry, channel capital toward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and introduce conversion metrics (R = GDE/GDP) to detect structural imbalance.

Reciprocal tariffs and increased defense spending by allies are seen as global-level recalibrations of long-imbalanced systems.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IV–VI. New Common-Sense Rules and Reciprocal Tariffs

The text argues that when elites collectively mock “clumsiness,” it often signals that a deeper, life-based common-sense order is emerging.

Using the poetic metaphor:
“While monkeys chatter on both banks, the light boat has already crossed ten thousand mountains.”

Reciprocal Tariffs as “Clumsy but Effective”

Reciprocal tariffs are presented as the clearest example of recalculated accounting:
“You charge me this much; I charge you the same.”

Yet in practice, many tariffs are halved reciprocal tariffs, not exact mirroring—illustrating flexible pragmatism rather than rigid retaliation.
This approach:

This strategy is described as a higher form of “great wisdom appearing simple”:
seemingly blunt and unsophisticated, yet strategically calibrated to restore fairness without triggering uncontrolled conflict.

呆若木雞高境界，大巧若拙何人識？——讀一老朋友“川普迴旋鏢說”…

Conclusion

Trump’s self-description—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who likes or dislikes him, focused instead on more important tasks—is presented as evidence of clarity and resolve.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such positioning signals a determined effort to reshape governance through common-sense recalibra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ccounting, marking a broader shift toward a new global order grounded in practical realities rather than ideological narr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