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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發動二十周年的時候，湖南省文革中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而陷獄十年的楊小凱（後來成為留美經濟學家）發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這一年的經濟災難是世界經濟史上極罕見的。當時餓死的兩千萬人數超過了中國近代史上每次戰亂中的死亡人數。……一九六一年，劉少奇、陶鑄、周恩來這些在一九五九年積極支持毛澤東路線的人，都一致向右轉，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史稱七千人大會）不敢違抗潮流，不得不承認五八年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劉少奇以力挽狂瀾的態勢，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線，並公開聲稱‘彭德懷同志很多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對此懷恨在心，開始籌劃反撲，從強調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八屆十中全會，到社教運動，接着又是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培養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運動，毛澤東企圖扭轉局勢的急切心情使他顯得越來越沒有理智。……到後來，毛澤東在五八年所犯的錯誤越來越明顯，黨內外有識之士都心懷不滿，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澤東理虧和羞怒的心情發展到不能自控的狀態，他於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對其路線的諷刺和挖苦，而且難於忍受。……他當時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楊小凱的這一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開的文字表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經濟路線徹底失敗，遭到劉少奇等高層領導的集體抵制和黨內公開的批評，受到黨內外有識之士的不滿甚至嘲笑，毛澤東自知理虧又難於忍受，發動文革是他反撲和扭轉局勢的一種努力。其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態有不理智的一面，這包括因為劉少奇為彭德懷翻案而懷恨在心，因為有人嘲笑、諷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惱羞成怒。這種恨、羞、怒的心理發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紅旗”有關是顯而易見的。然而，１９８１年官方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的解釋對此卻隻字不提，是很耐人尋味的。楊小凱在海外發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一文沒有言論禁區的約束，毫不含糊地說明了毛澤東維護“三面紅旗”，不是什麼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死不認錯。

到了文革結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理論家，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在“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一文中沿着楊小凱的上述思路對此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他從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一案入手，指出“毛澤東手裡其實並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給劉少奇定‘反革命’罪的。這一點，毛澤東難道不清楚？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說？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蓄意羅織罪狀。”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澤東如此仇恨劉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澤東發動‘文革’，一定有隱秘的動機。要探查出這個隱秘的動機，就要弄清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真實原因。”確實，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說辭最難以解釋的問題之一。

王若水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枝節”，相反，而是以此為出發點來揭示毛澤東的“隱秘的動機”，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只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為了使中國趕上蘇聯，毛澤東需要創造奇蹟，需要做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這樣才能確立中國的強國地位和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這就是毛澤東發動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原因。不料，大躍進搞糟了。毛澤東從此有塊心病，那就是，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像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一樣來算這一筆帳？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觸痛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毛澤東立即將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傾”，把他們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進一步蓄意誣衊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由於廬山會議的轉向，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一套政策沒有得到糾正，使得中國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導致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在饑荒中餓死。這樣嚴重的後果，使得原來在廬山會議上站在毛一邊的劉少奇等人開始同毛澤東拉開距離。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對大會的書面報告所做的口頭說明中說了一些毛澤東不能容忍的話，例如“有的同志說，人民公社辦早了。不辦公社，是不是更好一點？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最使毛心驚肉跳的是劉少奇這樣的話：“關於‘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作出結論。”這些話使得毛認定劉少奇會像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後清算斯大林錯誤一樣，等到自己死後來算帳。與此同時，林彪抓住機會說了一番迎合毛澤東心思的話，替毛解了圍。王若水推斷，毛澤東是在這時下了決心用林彪換掉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他為此作了四年的準備，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文革來實現他的計劃。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還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對劉少奇的“蓄意羅織罪狀”，這就明確地把毛澤東這個人的政治品質問題放到歷史的審判台面前。他也具體指出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作出了罷黜劉少奇的決定。

高文謙（周恩來研究專家）在他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先發制人之舉。”高文謙所說的毛澤東的“恐懼感”同王若水所說的“心病”根源是一樣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蹟，與蘇聯一爭高低。”然而“大躍進”惹出亂子，毛只得退居幕後，而把劉少奇推到一線收拾爛攤子。而毛澤東的恐懼感也由此而生，因為劉少奇採取的緊急調整舉措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受到了普遍的擁戴。而且劉本人也有針對毛澤東及其失敗的“三面紅旗”冒犯的言論，如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甚至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使毛澤東覺得劉就是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繞，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同王若水一樣，高文謙也認為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已經在認真考慮解決劉少奇的問題。

從楊小凱到王若水、高文謙，他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同所謂“追求完美的社會主義”這一類理想主義、神聖目標無關，而應該從五十年代開始的毛澤東同劉少奇以及其他高級幹部在治理和建設國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紅旗”）分歧中去探求。這種觀點同官方說法可以說是大相徑庭。

認為毛澤東有追求理想社會動機的論者多是根據毛澤東自己的一些言論和在他指示下發表的官方講話和文章。這種觀點假定毛澤東的言論都反映了他的真實內心思想（其實未必），因此除了引用毛的話以外，他們未見做很多深入研究。

（雨村摘錄2026.6.11，原標題《關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研究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