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20周年有獎徵文　

 作者：老七

  (一）

　　小時候看過一個連環畫故事叫《七把叉》，至今記憶猶新。

　　故事說的是在一個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有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終日在外流浪，經常吃不飽肚子。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一次吃飯大賽，在最短的時間內吃下了最多的食物，力壓群雄勇奪冠軍。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在各級吃飯比賽中所向披靡，罕遇對手。他的真名已無從知曉，但因為他比賽時同時用七把叉子吃東西，所以大家都叫他“七把叉”。七把叉從此不但吃得飽飯了，而且成了社會名流。之後七把叉一路過關斬將，殺到全國總決賽。在巔峰對決中，遭遇一個巨無霸。瘦削的七把叉面對強手，奮起手中大叉，血拼到底。最終巨無霸支持不住，俯首稱臣。在大家的一片歡呼聲中，七把叉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卻又轟然倒下，結束了悲慘的一生。

　　記得我是咽着口水看完七把叉的故事的。

　　當時《兒童時代》雜誌有一個固定欄目叫“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採用的是連環畫對比的手法。社會主義這邊經常畫的是五保戶王奶奶受到黨的關懷，樂得見牙不見眼。資本主義那邊畫的是一個孤苦的老人，死在公寓裡，屍體腐爛了很久才被人發現。社會主義的祖國花朵們在黨的光輝的照耀下茁壯成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孤兒要麼象七把叉一樣不得好死，要麼就是“可憐的孩子被抓進了監獄喲，判刑九十九年。”當時全國正實行“嚴打”，我有點納悶，資本主義國家判刑時間怎麼這麼長，幹嗎不把他直接槍斃算了？

　　我們小學有一面很長很長的牆，上面幾乎沒有空閒的時候。平時要麼刷上“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的勵志標語，要麼就是“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與時並進的口號。忽然有一天，上面的標語換成了“一定要解放台灣！”最後那個斗大的感嘆號尤其觸目驚心。不久前我們剛學過課文“祖國的寶島—台灣”，知道台灣美麗富饒，那裡有個阿里山，還有一個日月潭。

　　這時我忽然接到一項特殊的任務 — 給台灣的小朋友寫一封信。據說是為了配合解放台灣的軍事行動，要把我的信跟其他千萬封信一起放在漂流瓶中，投入大海，漂到海峽對岸，作為政治攻勢的一部分。我是班上乃至年級里作文寫得最好的同學，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可以在解放台灣的事業上貢獻自己的力量，心裡不由得產生一種自豪感。當然也有些得意，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得到這樣的榮譽的。

　　說任務艱巨，並不是因為寫作文難。這個根本難不倒我。《兒童時代》上有的是現成的詞句，稍加拼湊組合就寫成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台灣的小朋友，我知道你們生活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而我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裡，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我們要解放台灣，把你們從水深火熱的生活中解救出來，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並融入社會主義的大家庭。

　　信寫好之後我交給老師看。老師很滿意，一個字也沒改，但是她同時下達了一項艱巨的任務：把全信用繁體字再抄一遍，因為台灣小朋友是寫繁體字的，有可能看不懂簡體字。這下可苦了我了！我從小到大沒寫過繁體字，只知道它們在《新華字典》的括弧里。但是政治任務已經下達，我只有不折不扣地完成。晚上回家後我開始查《新華字典》，找出一個個簡體字旁邊括弧內的繁體字，一筆一划地抄起來。繁體字確實煩，一不留神就抄錯了，整張紙只有作廢重來。我做作業從來不熬夜，但那天晚上我卻弄到很晚，抄到後來我直後悔那信不該寫得那麼長。

　　第二天把信交給老師後，我鬆了一口氣：總算交差了。但是之後就沒了下文，我不知道自己辛苦了一夜的成果有沒有被裝進漂流瓶。

　　不久, 那個“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標語連同那個巨大的驚嘆號從牆上消失了，換成了別的標語。

　　台灣沒有被解放，資本主義的空氣卻已經在社會主義大陸的上空瀰漫了，最先飄過來的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因為當時條件有限，家裡沒有錄音機，我沒有聽過鄧麗君的歌，只能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我猜想靡靡之音大概和電影裡國民黨女特務的聲音差不多，其實我覺得那軟綿綿的聲音有一種特殊的誘惑力。

　　上初中時我們正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清除精神污染”。忽然有人揭發說一個女同學在聽鄧麗君的歌，而且在筆記本上抄歌詞，其中有一首居然還是“何日君再來”。我們這些富有正義感的同學都覺得應該自覺抵制這種精神污染，因而對那個女同學另眼相看，弄得她很長時間抬不起頭來。只是我沒想到多年以後，自己來到澳洲，忽然就莫名地泛起一股鄉愁。無法排遣之際，屁顛屁顛地跑到唐人街的中文書店，翻來復去地挑，最後選了兩盤鄧麗君的歌碟，買回去又翻來復去地聽了許多遍，終於在近二十年後被靡靡之音嚴重腐蝕，不可救藥地被徹底精神污染了。

　　這邊我們忙着清除精神污染，那邊的污染源卻越來越多了。1984年的春晚，張明敏一夜成名。大陸人驚訝地發現，在資本主義的香港人也有一顆“我的中國心”。而港台明星們同樣驚訝地發現，不僅他們的磁帶在大陸出奇地好賣，而且連他們蹩腳的普通話也有人模仿。

　　港台歌曲帶來的不僅僅是靡靡之音和愛國情懷，同時也讓我們增長了不少見識。比如說從奚秀蘭那裡我得知台灣不但有個阿里山，而且“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壯如山”。以至於我後來還在上海看到了“阿里山瓜子”，上面標明“原產地台灣”。台灣阿里山上下來的瓜子，身價自然與大陸土產的瓜子大不相同，價格自是不菲。但我很懷疑那是“阿拉大陸里廂的山寨貨瓜子”。

　　上高中時我們一邊背誦“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一邊嚮往着那自由之地，想親眼目睹一下帝國主義腐朽到什麼程度。在大學裡我們一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邊拼命地背托福、GRE詞彙，為的是有朝一日踏上資本主義的土地去見證一下那裡的自由化程度。

　　有人說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猶如有一股出國的浪潮，你即使不想出去，大潮也會把你衝出去。我身處其中也未能免俗，托福、GRE的書各買了一本。先翻了翻GRE書，覺得實在太難，不忍卒睹，就先放棄了。托福書覺得還可以看下去，翻來復去看了幾遍，終因沒有動力而把它放到一邊去了。當時寄到國外的一封信光是郵資就要十幾塊錢，一張去美國的機票足以讓我家裡破產，對我來說，美國是不可望、也更是不可及的了。

　　（二）

　　上海的出國浪潮沒能把我衝出國門，我於是選擇了自我放逐，去了由幾百年前的蠻荒之地搖身一變而成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州。雖然離美帝國主義更加遙遠，但資本主義香港卻已近在咫尺了。而且我也沒想到自己很快就有了去香港的機會。

　　挾着張明敏們的餘威，1995年的香港依然很“香”，而且伴隨着“九七”腳步的臨近，香氣似乎更加濃烈了。對於我們一行十幾個第一次踏上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的人來說，香港是新奇的。那一幢幢高樓矗立在彈丸之地，象山上密密麻麻的毛竹。走在香港的街頭，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在維多利亞港旁的郵局，我們興奮地把一疊明信片和書信塞進郵筒，為的是上面可以蓋上香港的郵戳，滿足一下自己和收件人的虛榮心。我們在據說是李嘉誠開的“惠康超市”買來油鹽和方便麵，在住處填飽肚子之後，拿着省下來的港幣補貼開始穿梭於周大福、周生生和謝瑞麟。

　　店員們似乎已經不再對大陸客冷眼而視，開始熱情地操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話給我們介紹金項鍊的成色，我們也用剛剛學會的蹩腳的粵語砍價。這種近乎雞同鴨講的交流居然十分成功，結果是我們的港幣到了店員的手中，店員的金器到了我們手上。當店員笑容可掬地把金項鍊、金耳環、金戒指遞到我們手上時，我們有一種完成任務的滿足與解脫，覺得那些黃貨格外金光燦爛，連它們的紅底黃邊的小包裝袋都顯得熠熠生輝。

　　有了第一次，很快就有了第二次。幾個月後我又一次踏上了南下香港的列車。雖然已經沒有第一次的激動，但我還是想再多看個究竟。由於此次行程突然，旅遊社倉猝之下給我們訂了一家位於紅燈區的旅館。在我看來，這家旅館與其他地區的旅館並無二致。我也好奇地注意了一下有沒有濃妝艷抹的女子出入，但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帶隊的老總是個嚴謹的謙謙君子，住在那裡覺得渾身不自在。在他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只在紅燈區住了一晚就搬出了那個是非之地。

　　從紅燈區搬出來，老總心情大好，聯繫了一下自己的中學同學、現居香港的黃先生。當天晚上，黃先生就派車來接我們。轎車帶着我們在狹窄而有秩序的街道七彎八拐，進入一個十幾層的建築物，在裡面又繞了無數次之後才終於停下來。我這才知道，這個建築是一個專門的停車場，而我在大陸只見過擠滿自行車的停車棚。

　　托老總和黃先生的福，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到了正宗的港式海鮮。說實話，我覺得味道偏淡，可能是香港人追求原汁原味、少加佐料的結果。黃先生對我們很熱情，不是北方人那種乍乍呼呼的熱情，而是煦若春風的那種，跟我們老總有點類似，可見物以類聚。黃先生與老總用粵語拉着家長，不時用普通話照應我們一下。

　　上了十來道菜後，侍者輕聲地對黃先生說：“差不多了！”黃先生就示意不要再上了。這也是我第一次見識在餐館吃飯夠量就行、不要浪費，全然不象在國內，不剩一大堆菜就不算熱情待客。

　　黃先生六十年代來到香港，闖蕩多年成為一名小有名氣的風水師，同時兼做生意。他當時做的一單生意是廁具，他專門提到一個叫“陶陶(TOTO）”的牌子，說我們吃飯的那家酒店的廁所就是用的這個牌子。席間上廁所時我專門留意了一下小便池，果然就是他說的那個牌子，而且被擦得光亮如新。聯想起大陸公共廁所里令人掩鼻的骯髒，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巨大差距。

　　等我心情沉重地從廁所回到座位，黃先生卻說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話。他對老總說：“就制度而言，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好！”他是用粵語說的，我卻聽了個真真切切。黃先生看到我迷惘的神情，以為我沒聽懂，又用普通話重複了一遍。我很是驚訝，但想以黃先生的為人，以他闖蕩多年的經驗，以及他在兩種制度下都生活過的背景，他絕對不會是信口開河。

　　帶着對黃先生的話的疑問，我回到了廣州。這時一位同事正好去了香港科技大學讀書，他來信慫恿我也去申請一下。不知道是他的攛掇起了作用還是出於對黃先生的話的好奇心，我開始準備申請了。入學條件中有一條是托福成績，我只有臨陣磨槍，把大學買的那本托福書又拿出來看了一下，做了兩套模擬題就匆忙上陣了。

　　托福557分的爛成績要去美帝國主義顯然是痴心妄想，好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入學門檻比較低，我居然被錄取了。考托福時可以填上三個申請院校，我想乾脆來個一石二鳥，順手填上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沒想到南洋理工也認為我是個可造之才，也給我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懷着自己成了香餑餑的激動心情，我把決定權交給了老婆。老婆是天生具有領導素質的人，做決定只抓最最主要的問題：“能不能帶老婆去？”我就奉命去打探了一下，回來匯報說香港回歸在即，國家政策規定配偶不能去香港陪讀；新加坡是外國，好像沒有這個限制。老婆一錘定音：去新加坡。

　　新加坡，顧名思義，就是“新近加在地上的小山坡”，上面蓋滿了叫“組屋”的房子，其他的地方一律鋪上草皮。組屋比廣州的樓要高，但比香港的樓要矮。我在那裡住了三年多，一直沒有弄明白那裡到底是算社會主義還是算資本主義。這對於想弄清楚資本主義腐朽本質的我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和發泄對新加坡拒簽永久居民的不滿，老婆開始再次動手填寫永久居民申請表，不過這次申請的對象不再是新加坡，而是澳大利亞。

　　（三）

　　澳大利亞顯然不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新加坡那樣重男輕女，老婆順利地拿到了澳大利亞永久居民簽證。我作為主申請人的家屬也成為了澳洲永久居民，條件是我必須在主申請人入境之後方可踏上澳洲的土地。

　　在老婆手持澳洲簽證過了悉尼機場的海關幾秒鐘之後，我作為附屬申請人也順利通過了海關閘門。

　　真正的資本主義終於被我撩開了她那神秘的面紗。

　　好萊塢大片中主人公剛到一個地方的鏡頭通常是：他一下飛機立即鑽入一輛豪華轎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而過，然後經過一座雄偉的大橋。這時拉遠景，扭得象麻花的立交橋盡收眼底，在輝煌的燈光下無數汽車如同螞蟻一般在麻花上蠕動。再拉近景，主人公下車昂首進入一幢豪華酒店，從此開始了輝煌的冒險之旅。

　　而我們一下飛機，推着八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出了機場。四處張望，好不容易才找到機場中巴停車處，開始等車。2001年的6月，在北半球已是盛夏的開始，但在南半球寒冬卻剛剛拉開序幕。在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待了幾年後，我們顯然喪失了原先對寒冷的僅有的一點抵抗力。儘管我們用厚厚的衣服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卻仍然在冬日的清晨簌簌發抖。

　　上了中巴，我們開始在路上顛簸。道路兩旁很空曠，沒有想象中的高樓大廈，倒是有點象鄉下，以至於我有點懷疑我們是不是搭錯了車。似乎過了很長時間，我們才總算看到一些高樓，進入了我們今後稱之為“city（城裡）”的地方。七彎八拐之後，中巴在一間兩層樓的破舊建築物前停下，司機對我們說“到了”。我們這才如夢初醒，把八件行李搬下車，跟司機揮揮手，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在資本主義的冒險生涯。

　　我們落腳的旅館位於一個叫King's Cross的地方，裡面的住客大多是年輕的背包客，我們這對正式夫妻當數裡面的異類。我們後來才知道，這裡是悉尼著名的紅燈區，有個很威風的中文譯名叫“英皇十字街”，至於當年英皇有沒有帶十字軍流連於此就無從考證了。

　　在這裡，資本主義向我們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和吃人的本質。

　　旅館破舊而且陰冷，我們多要了一床被子還覺得冷，只有又要了一個取暖器才覺得可以勉強睡得暖和。我幾乎就要責怪老婆來澳之前的研究工作不力了。礙於她是主申請人的面子，我只有忍氣呑聲，轉而控訴資本主義的罪惡：“這種條件還要五十塊澳幣一晚，太不合算了！”

　　到外面公用電話亭想打個電話，一看四毛錢才能打一分鐘，往插幣口扔錢時手不免有些發抖，說話的速度也不自覺地加快了。三言兩語說完之後掛上電話，想起在新加坡時一毛錢一個電話，而且不限時，心中不覺一陣惆悵，對“失去了才覺得寶貴”這句話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在旅館裡吃了兩天方便麵和餅乾後，我們覺得有必要撫慰一下飽受委屈的腸胃，決定到外面打一頓牙祭。一天晚上我們外出覓食，經過一個燈紅酒綠的門口，一個健碩的老外沖我們喊：“來，看一下！”是用中文喊的，發音還挺標準。我愣了一下，抬頭看了一下招牌，上面寫的是“真人秀”，估計是紅燈區的正宗夜店了。我們當時正餓得前胸貼後背，哪有心思看什麼夜店。於是我們朝那老外揮一揮手，沒有留下一塊澳幣。

　　在一家號稱泰國風味的小吃店，我和老婆一人要了一碗麵，十塊錢一碗。端過來一看，裡面就是一點面外加一點蔫菜葉子和菜邦子。放在平時，那菜恐怕早就進垃圾桶了, 現在我們居然狼吞虎咽，囫圇着塞進了肚子。

　　肚子被稍稍填平了，心中的不平卻油然而生：我們在這裡饑寒交迫，體驗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非人生活；而社會主義祖國卻有人來考察紅燈區，而且市場需求強勁，弄得老外都要用中文吆喝了。

　　我不免又想抱怨一下來發泄心中的不滿，但轉念一想就心下釋然了：早在小學的時候你就知道資本主義的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現在自投羅網，怨不得人家，還是在這裡好自為之吧。

　　（四）

　　到澳洲象到了鄉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很多第一次到澳洲的人都有同感。除了市中心高層建築比較密集有點象城市外，其他地方就象中國的鄉下了。以前聽到過出國是“洋插隊”的說法，仔細回味一下，覺得果然是過來人的親身體驗，不由得嘆服。

　　住在鄉下也自然並非全無是處。我們很快發現在澳洲只要你有錢，就可以買一處帶地的房子。對於我們這個對土地有特殊感情的民族來說，擁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將是畢生的追求。於是我們剛找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申請貸款買房子了。老婆更是只看了三套房子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訂金。當我們搬進剛買下的房子時，第一次有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感覺，雖然我們知道今後還要當牛做馬還銀行的貸款。我們這兩株在社會主義成長的苗終於要在資本主義的土地上生根發芽了。

　　資本主義的生活完全不象在社會主義那麼豐富多彩。這裡沒有飯局、酒局，七大姑八大姨也遠在北半球。日子過得清靜而無聊。我們每天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還不能息。公司里的人際關係也遠比中國單純，簡單的生活讓我們徹底喪失了人情世故上的應對能力，人也似乎變得呆傻了。中國人習慣地稱澳洲當地人叫“澳憨”，以顯示我們中華民族是優等的民族。殊不知，久而久之我們自己也淪為澳憨了，真是環境造就人哪。

　　有一次附近的一所房子外面豎了一塊牌子，上面寫着“OPEN HOUSE" （開放參觀）。我正好經過，就順便進去看了一下。一看屋裡的陳設，我就覺得這所房子的主人十有八九是華人，但還不是很確定。當我轉到旁邊的一間活動室時，我的猜測被完全證實了。活動室中央擺着一張標準乒乓球檯，抬頭看去，牆上赫然貼着一張鼓勵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巨幅海報，頂上八個大字格外醒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房主顯然已經有了兩次插隊的經歷，一次是在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一次是在資本主義“洋插隊”。或許是文革期間插隊的經歷實在難忘，也或許是那位當年的知青想把插隊精神在資本主義繼續發揚光大。房主把這個房子賣出去，是不是要在更廣闊的天地去大有作為呢？

　　這個問題似乎很快就有了答案。

　　之後我就在中文報紙上頻頻看到“回國急讓”的廣告：“本人慾回國發展，現廉價急讓電冰箱、電視機......”估計當時的二手貨市場應聲下挫、慘澹經營。洋插隊的當代知青們似乎拿到了可以回城的政策，一窩蜂地奔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大潮而去。我看了之後也心潮澎湃，思量着要不要加入他們的行列，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添磚加瓦。沒想到剛跟老婆說了個開頭，她就把我的進步思想無情地扼殺在搖籃里了：“想回去包二奶呀？你這種人我最清楚，一點抵抗力都沒有，回去准玩完。你呀，還是老老實實在這裡待着吧！”老婆最了解我，知道我不是柳下惠。中國也不是十年前的中國，我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應該繼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她的監督下進行勞動改造。

　　為了進一步體驗插隊生活和徹底杜絕我包二奶的可能性，2007年我和老婆決定再一次自我放逐，舉家從悉尼搬遷到更具鄉村氣息的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也有一個中國城，雖然沒有悉尼的那麼大，倒也有兩塊中文匾額，擺在那裡是那麼個意思。逢年過節我們有時也會去那裡湊一下熱鬧。城裡當然也少不了慕名而來的中國遊客。剛到布里斯班時，有一次我正在那裡看牌子上布里斯班華人的光榮歷史，忽然感覺有人朝我走來。於是我把視線從牌子上挪開，扭頭看去。一見來人的模樣，我就估計他是大陸同胞。見我看他，他略微遲疑了一下，但還是很有禮貌地用北方口音問：“請問，您知道這兒的紅燈區在哪兒嗎？"從他的年齡看，應該與我不相上下，最多差個兩三歲，應該也是讀《兒童時代》長大的，想必他跟我一樣想親自見證一下資本主義的腐朽。我倒是聽說中國城就在離紅燈區不遠的地方，如果我知道確切位置的話，一定會熱情地給他指點迷津，學雷鋒的精神即使身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丟。但慚愧的是我確實不知道紅燈區在哪，只有老老實實地跟他說對不起。望着他失望而去的身影，我心中很有些過意不去。後來我把這則軼事講給朋友們聽時，他們哈哈大笑，其中一個說：“你應該對他說：我也正在找呢！”不知那位仁兄最後找到紅燈區沒有，不過我估計他即使找到了也可能大失所望：“什麼紅燈區，就這麼個破玩藝兒，比我們東莞的差多了。”

　　（五）

　　光明茬苒，日子居然就這麼一天天地過去，不知不覺我們在澳洲已生活了十幾年了。

　　我整天在資本主義國家渾渾噩噩地過日子，跟社會主義祖國基本上處於失聯狀態，也不知以前的同學日子過得怎麼樣。2012年稍有空閒的時候，我突然心血來潮，在網上登錄了一下，找到大學同宿舍老四的電郵，給他發了一個郵件。上次見面還是1996年我去上海出差時，也不知道他現在是死是活。沒多久他居然回信了。激動的我就把十六年來的思念之情濃縮在幾行字上，並給他發了一幅家庭照。老四很快投桃報李，給我發了一張他的半身標準照。老四的臉上比十六年前多了些橫肉，看樣子日子過得還不錯。老四在電郵中說見了我的照片“淚流滿面啊！”，還順帶通知我下半年將會來澳洲自駕游。

　　布里斯班地處偏僻，老四不屑於將其納入澳洲自駕游的線路。無奈之下，我只有飛到悉尼，為的是親眼看一下老四淚流滿面的樣子。在悉尼魚市場，我剛走出輕軌列車站沒多遠，就看到老四熟悉而又久違的背影。我走過去拍了拍老四的肩膀。十六後的再次見面並沒有想象中的激動人心，我們也沒有熱淚盈眶，該流的眼淚大概已經流幹了。我、老四和他太太一起坐在水邊的座位上，一邊喝着啤酒，一邊看海鷗在旁邊起落盤旋。我們好像昨天還在大學的宿舍里一起打着呼嚕，今天一覺醒來跑到了悉尼的魚市場。

　　下午，我們一行三人一起坐在悉尼歌劇院旁邊的一個咖啡廳，坐在鄰水的座位上，一面品着咖啡，一面吃着小點心。老四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示：社會主義的中國人民終於結束了在旅館裡吃方便麵的屈辱歷史，還可以請資本主義國家的老七坐在外面喝咖啡了。

　　老朋友見面，少不得摟肩搭背一番，並讓悉尼歌劇院為我們作一下陪襯。在我們兩個中年男人的面部大特寫的比照下，悉尼歌劇院居然顯得有些渺小了。把照片傳給老八之後，老八點評說老四顯得富態，並調侃是不是腐敗的成果；而老七則顯得瘦削，問我是不是每天堅持運動。老四有沒有腐敗我不得而知，但說我是堅持運動才保持苗條身材則是天大的冤枉。我每天睡覺的時間都不夠，哪有時間運動，最多只是中午出去散散步。不知道《兒童時代》雜誌現在還有沒有繼續辦，那個“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的固定欄目還在不在。如果在的話可以把我和老四的合照放上去，文字欄可以寫上“老四生活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紅光滿面；可憐的老七喲，生活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面黃肌瘦！”

　　這幾年也間或回去過兩三次，感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真是日新月異。1995年去香港時，同行的一位領導說：“廣州要在十五年之內趕上香港！”我當時還認為他是在痴人說夢。現在看來領導就是領導，遠見卓識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及的。廣州的高樓，不僅在高度和密度上迅速與香港比肩，在價格上也要迅速趕超了。走在廣州的街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一如當年走在香港街頭的感覺。

　　聊以自慰的是，在資本主義的澳洲我還可以經常見到藍天白雲，基本上不用擔心霧霾。食物價格雖然日漸攀升，卻吃得比較放心，不用擔心什麼“地溝油”。孩子們似乎也沒有攝入三聚氰胺，這也讓我稍稍心安。

　　偶爾有點空閒的時候，我還會想起黃先生當年的那句話：“就制度而言，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好！”我相信這句話是對的，只是對於如何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則越來越感到困惑了。

　　到了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澳大利亞，我心中有一個小小的秘密一直沒有跟別人說，那就是尋找七把叉。令我失望的是，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吃飯比賽，僅有的一點線索是兒童書上有時會提到小孩子們舉行“吃餅比賽（Pie Eating Race)"。 但那也只是小人書上有，實際生活中我從來沒見過。如果有的話，我倒是很想去見識一下，看看有沒有具備七把叉潛質的選手。失望之餘，我安慰自己說，三十多年前有過吃飯比賽，但是出了七把叉的事故後，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該項賽事就被取消了。七把叉成為該項目紀錄的永久保持者而名垂青史。

　　可惜七把叉英年早逝，如果他泉下有知，一覺醒來，不知會不會發出“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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