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苏联覆灭后的最强极权国家——中国，依据的历史经验教训不应该是应对威权国家的，而应该是应对最强的或主要的极权国家的。

上面提到过，垮台的极权政权，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a）垮台直接原因；（b）是不是最大的或主要的极权国家；（c）是不是独立的极权国家；（d）受到西方强国的绥靖还是遏制。

极权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有三种：（a）被打垮，事例是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柬埔寨共产党政权；（b）半独立的附庸国政权失去宗主国的支撑而脆断，事例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的共产党政权；（c）不堪重负而脆断，事例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共产党政权。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是当时最强的或主要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较弱的有共产柬埔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独立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苏联、共产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半独立的有共产柬埔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受到西方强国绥靖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共产柬埔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受到遏制的有苏联、东德、共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当时最强的或主要的，受到西方强国绥靖的有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西方强国的忍让和商业贪婪，导致国民的大量死亡、伤残和苦难，也导致这两个极权国家国民的大量死亡、伤残和苦难。受到西方强国遏制的是苏联，其垮台没有导致欧洲二战的大量死亡、伤残和那么大的民众苦难。

上面的分析引出的答案是清楚的，依据历史经验教训，美国应对苏联覆灭后的最强极权国家——中国，不应该绥靖，而应该遏制。从1992年苏联垮台至今，美国应对中国的绥靖战略是错误的，养虎贻患，养出了像纳粹德国的红色中国。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改采遏制战略，迫在眉睫。不应该再幻想逼迫中共回到对内扩大自由市场经济成分和对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路线，那不会导致中国内生全面现代化，只会养出更大的怪兽。

美国要对中国改采遏制战略，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但继续绥靖战略，将会有损失大得多的国民死亡、伤残和苦难。

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损失，首先由于必须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还必须让盟国与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损失，其次由于必须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威慑中国，并且加重中国的经济负担。美国还必须让盟国参加与中国的军备竞赛。

美国还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围堵中国。围堵中国，一大重点是明确中国是最强的极权国家，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不能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不清谁是头号敌人。

俄罗斯普京政权没有党组织等官方组织从上到下全面控制国家的几乎所有方面，不是极权政权，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俄罗斯经济已经衰败到二三流的能源出口为主，并且还在继续衰败。俄罗斯的年军费开支只是百亿美元级，而美国是七千多亿美元，中国也有一两千亿美元。俄罗斯唯一让美国感到威胁的是核弹头上千，而让欧陆感到威胁的是其对外动武。后者有之前美国政府软弱应对的原因。要遏制围堵中国，就必须威逼利诱俄罗斯疏远中国。

遏制围堵中国，并不只是遏制围堵中共政权，而是遏制围堵整个中国。只针对中共政权而不针对中国人民，是做不到的。德国纳粹垮台后，还有八成以上的德国人亲纳粹，之前就更多了。纳粹德国的罪人，并非只是纳粹，而是亲纳粹的大多数德国人。中国现在的沙文主义拳匪，不是少数人，应该受到遏制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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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从“谁又丢失了中国”说起

（1）

今年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例如附注1、2）。这个问题在1950年代讨论过，因此现在是再度丢失中国，问题变成了“谁又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 again?)。

这个说法让有些望题生义的中国人不满，理由是美国从来没有拥有过中国，哪来的“丢失中国”？实际上美国人讨论的是丢失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个说法还容易误解为只是追究一些人责任。1950年代的讨论，相当大部分是追究一些亲共官员和专家的责任，而近期的讨论基本上是探究对华政策的失误。当然有些美国保守派民众借此声讨克林顿、欧巴马等自由派，可是小布什等保守派也难逃责任吧。

中国政府也曾遭遇外交大挫败。1930年代，国民政府“丢失”了日本。1940年代末，红朝政权“丢失”了西方，1950年代末“丢失”了苏联及其附庸国，1960年代初“丢失”了印度，1960年代中期“丢失”了多数东南亚国家，1970年代后期“丢失”了越南，2010年代前期再度“丢失”了日本，去年“丢失”了韩国，今年“丢失”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发生外交大挫败后，中国政府和主流学者专家从不探究对外政策失误，而是责任都推给对方，永远是对方阴谋的受害者，永远要对方改邪归正、悬崖勒马、不要砸自己的脚，自己永远伟光正，永远吹嘘要打败对方，永远丧事当喜事办。这让人想起有的幼儿撞到桌子或跌倒在地，父母会哄孩子说，是桌子或地板不好，还会拍打桌子或地板。这样宠溺的孩子长大后，就会有挫败都怪环境，拉不出屎也要怪马桶没吸力。大多中国政府中人和主流学者专家等中国人，就是这种中国巨婴。

（2018年8月12日）

（2）

 “谁又丢失了中国”的反思对象时间段，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当然没有什么美国与红朝的友好关系。1972年至今的46年，依据国际局势以及美国和红朝对于双方关系的方针，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a）1972年尼克松访华-1991年苏联解体

在此阶段之前的1969年，毛泽东为了凝聚国内乱局后的忠诚而重新设置国外头号敌人，发动对苏边境战争，险些遭到苏联的核打击。

美国为了借苏中压北越与美谈判结束美国民众严重反对的越战，也是本着对头号敌人苏联遏制战略包含的分化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针，见缝插针地对红朝示好，红朝乐滋滋地从反美掉头为媚美。

（b）1991年苏联解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对红朝绥靖的战略理由，但是拥抱熊猫派的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和最大化自身利益，却大幅增加对红朝的优惠，而红朝也乐滋滋地更加媚美。

（c）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红朝误信美国和西方的失败主义思潮而错判美国步入衰败的下坡路，狂妄地自以为将接替美国的世界独大地位，从媚美转向对美挑衅，相应地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加强控制，向着毛泽东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倒退。

美国进行反击，开始“重返亚洲”，遏制红朝。

（d）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美国对中兴禁运，立马让中兴这个通讯设备销售额世界老四和中国老二濒临断粮而停产，让红朝和中国民众看到美国的压倒性实力，独大梦碎，只好服软。

美国继续此前开始的对华贸易制裁等遏制措施，并针对红朝的反制裁而加码制裁。

（2018-9-14）

（3）

1972-1991年的美国对红朝政策，是介入为主，遏制为辅，或者说是绥靖政策。这有很强的理由，就是分化红朝与美国首要敌人苏联，即便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对红朝的绥靖政策已无战略理由，理应改采遏制政策，但是遏制却越来越弱，而介入越来越强。这有几个原因：（a）苏联和东欧共产制度（全面极权制度）覆灭，让美国和西方认为共产制度已经彻底失败，而剩下的共产国家朝鲜和古巴以及半共产国家（政治极权国家，或国族社会主义国家，即纳粹或法西斯国家）中国、越南和老挝都不会再发展出像苏联那样强大而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共产国家；（b）虽然中国是实力最强的半共产国家，但是中美实力对比如同蚂蚁和大象，不能引起美国的警惕；（c）中共的经济政策已经从共产制度的基本上政府控制放松为以政府控制为主和以自由市场为辅，并宣称要增加市场经济的比重，让美国和西方误以为中共要放松为以自由市场为主；（d）对华利益集团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e）期望中国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自由和法治化）。最后两点需要展开说说。

美国的对华利益集团首先是商业利益集团，包含对华投资获利者和对华出口、进口获利者等。富商可以变身为政客（成功者成为民选官员或政治任命的政务官）。例如美国最大投行高盛的两个共同主席和共同高级合伙人之一的罗伯特.鲁宾，1993年1月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政策助理，主管克林顿设立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1995年1月担任财长，直到1999年。在此期间，鲁宾代表美国对华商业利益集团，大力推动对华介入政策，推动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此后鲁宾长期担任花旗银行董事并控制了该行最高层，让花旗银行参与收割了对华红利。

其次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政客。民选官员和政务官需要政绩。对于弱小的中国，费劲地减少介入而加强遏制，吃力不讨好，而且看似没有必要，反而是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可以获得商业和外交上的政绩。亲华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和芮晓俭等至今还在反对川普政府对华贸易制裁等加强遏制的政策。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的政策，获得了中共或明或暗的积极配合，暗中配合的例子如中共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给间谍（美国华裔商人龚某）30万美元，命令他捐献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再如亲华的最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最近被FBI查到，以前的一个司机是中国间谍。

第三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高级官僚（事务官，包括职业外交官和军官）。高级官僚也需要业绩，和政客一样愿意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中共前些年得意的宣称，对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理由之一是中共与美国行政当局建立了六十多个联络管道。

第四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对华政策研究者。对华政策研究者发表对中共有利的研究成果，会得到中共的奖赏，例如拥抱熊猫派老大戴维.兰普顿教授担任主任的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获得中共通过白手套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投入的大量资助。反之将受到惩罚，例如林培瑞教授和黎安友教授数十年不能访华进行调查和交流。拥抱熊猫派老二沈大伟教授曾经备受中共中央党校推崇，但在批评中共2009年以来倒退而前景危殆后，就面临中共的惩罚。对华政策研究者中，部分也是政客，曾经担任政务官或有潜力担任政务官。

第五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媒体。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同样是有利于中共的，会得到中共的奖赏，反之则受到中共的惩罚。这导致不少美国媒体自我审查，例如彭博社的一大赚钱生意是销售国际即时经济数据。要在中国销售，就不敢得罪中共而封杀关于贾庆林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美国的媒体，也是生意。例如彭博社是彭博信息技术公司旗下的。彭博社和彭博公司的创始人和控制人布伦博格（彭博的另一个译名）不但是富商，还是政客，曾多年担任纽约市长。曾经加入民主党，后改投共和党，最近又打算竞选总统而再加入民主党。

（2018-10-16）

（4）

关于前现代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或自由化、法治化、自由和法治化、民主化）的关系，有政治学者1949年提出一种概括，叫作“现代化理论”。首先，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下，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有相关性。这被称作“内生民主化”。其次，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没有相关性，政治现代化需要外部作用。这被叫做“外生民主化”。此后有政治学者否定“内生民主化”，而近年来又有学者加以肯定。

内生民主化理论影响很大，从美国政客的一些言论中也可以看到其影响：“里根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1999年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俱乐部，他预计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7000美元，结果中国2013年就达到了人均GDP目标。”（附注2）

中国成为内生民主化理论的反例，值得探究的问题很多，下面简单谈谈两个：（1）极权制度的垮台不能概括进内生民主化理论；（2）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但人均GDP提高与中产阶级扩大的相关性受到外地居民收入、税负和贫富差距的强烈影响。

至今为止，极权制度垮台有三拨。

第一拨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是被盟军打垮的。

第二拨是中国附庸国柬埔寨共产政权，是被越南打垮的。

第二拨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东欧共产国家中，大多是苏联附庸国，只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从苏联附庸国变为独立共产政权。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垮台浪潮，始于苏联在美国和西方遏制下被压垮，无力控制其同样受到美国和西方遏制的东欧附庸国，各附庸国共产政权垮台。冲击波所及，美国和西方遏制和介入兼施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共产政权也垮台，苏联共产政权也垮台。

至今为止的极权制度垮台，都是外部作用造成的，没有什么“内生民主化”。

威权地区的现代化，包含了经济、民间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同步发展。这是“内生全面现代化”。

极权制度是控制狂制度，政权通过从上往下细致入微的政党等官方组织控制经济、民间组织、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不容许这些方面独立自由地发展，因此就不会有“内生全面现代化”。

现在残存的极权地区，有中国、越南、老挝这三个半共产（国族社会主义、纳粹或法西斯）国家，还有朝鲜、古巴这两个共产国家，都没有什么“内生全面现代化”的迹象，不必再幻想会有了。

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因为从现代化国家的历程来看，只有中产阶级扩大到占人口多数，才有力量迫使威权统治者放松控制。

人均GD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却可能相差很大。影响的因素首先是外资收入，其次是税负，再次是是贫富差距。

GDP即地区生产总值，包含了外地居民投资和劳务等收入。外地居民收入较高，则本地居民收入就相应较低。本地居民也有对外收入。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NP（居民生产总值）。

人均GN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税负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N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贫富差距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还需要考虑基尼系数。

（2018-12-02）

附注

1. ROBERT D.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2. WSJ| 世界推开中国大门时，美国人怎么想？

http://global.sina.cn/szzx/article/20180806/036af23c98051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