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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胜如败:斯大林的战争神话 我们都上当了 2017-06-10 09:12:14

惨胜如败:斯大林的战争神话 我们都上当了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6-10 12:43 讯】

作者:张明扬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610/943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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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70年前,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包围圈中全军覆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二战转折点。但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是,斯大林格勒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从第六集团军1942年11月19日被围到1943年2月2日被歼,“胜方”苏军伤亡高达50万人,而“败方”第六集团军不过才被歼灭了24万人。要知道,这可是苏军动用了110万兵力才取得的重大战果。据索科洛夫的考证,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后推出的那些“英雄典型”,悉数属于“文学神话”。

《斯大林的二战奇幻漂流》大约可以这样开头:“好了,斯大林先生”,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不耐烦地用他的烟斗敲了敲会议桌,“我很喜欢你的红军天下无敌,苏维埃战时体制世上无双,贵国人民众志成城,单枪匹马打败希特勒的传奇故事,这些我都会回去告诉我那些愚蠢的内阁大臣们。可是,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你可以讲一些不把我和罗斯福当成笨蛋的靠谱故事么?”

丘吉尔一定会很失望,一直到今天,斯大林还在“奇幻的漂流”,苏德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还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可是,比丘吉尔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索科洛夫的《二战秘密档案》和戴维•格兰斯的《巨人的碰撞》,当然,那些德军将帅回忆录也可以看看,他们虽然多少也在玩“虽败犹荣”的把戏,但与苏联官方神话相比一定算是史记级的信史了。

红军天下无敌?

整整70年前,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包围圈中全军覆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二战转折点。但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是,斯大林格勒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从第六集团军1942年11月19日被围到1943年2月2日被歼,“胜方”苏军伤亡高达50万人,而“败方”第六集团军不过才被歼灭了24万人。要知道,这可是苏军动用了110万兵力才取得的重大战果。据索科洛夫的考证,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后推出的那些“英雄典型”,悉数属于“文学神话”,

而在号称苏军完胜的苏德战争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中,水分就更加离谱了。首先,这是40万德军进攻150万苏军;其次,按照苏联《卫国战争简史》的说法,德军在此役中伤亡高达50万人,“整个世界都在为红军的优势而折服”,而事实上呢,按照当下一些“解密史料”的说法,苏军的伤亡至少为德军三倍,“俄奸”索科洛夫的版本更夸张:七比一,苏军伤亡167万,德军为36万。

请注意,以上两战还是公认的苏军胜仗,如果回到苏德战争前期的那些苏军大溃败,双方的损失数据的差距更是难以想象。一个最有阐释性的数据是,苏军在战争期间被俘接近600万人,光1941年那小半年就有390万人,基辅战役更是夸张到被俘60万人。

按照“亲苏联”的《巨人的碰撞》统计,苏军在战争中共损失了2900多万人,但德军也有900万人,大约是三点几比一;《二战秘密档案》的版本就抓眼球多了:苏军死亡人数2600万,德军则为260万,十比一!而苏联官方数据中阵亡人数仅为900万不到……

苏军在前期一些战役中的损失是德军的一百多倍,甚至在最后一战柏林战役中还出现了两个德军机枪手撂倒苏军600多人的惊人纪录,而两个德军只死了一人,另外一人已经疯了——被自己的杀人战绩吓疯了。

索科洛夫最大逆不道的是,竟然在书中“黑”了战神朱可夫一把。他引用另一位苏联元帅的话说:“朱可夫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的显赫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我看,这句话也适用于斯大林,适用于几乎所有的苏军高级将领。

苏联单挑希特勒?

然而,无论以上苏军的损失数字如何的惊人,斯大林如何“装修”战争数据,苏军是苏德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是没有疑问的。

因此,更有意义的发问应是——苏联真的是像宣传的那样,靠一己之力击败德国的么?

中共在国共内战中的一大神话是“小米加步枪”,这早就被杨奎松先生给戳破了——苏联曾在东北提供了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大量军事援助。在这个神话中“被遮蔽”的苏联在二战中却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神话:英美在战争期间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苏联是靠单挑赢了德国。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英美的军事援助至多占苏联军事产量的4%而已。

而在上述两本书的作者看来,西方的援助却是苏联能够继续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知道,在1942年之时,丧失了大量军工生产能力的斯大林就好比一个差点输掉底裤的赌徒。

在战争期间,英美租借法案提供了一万八千架飞机,占苏联生产总量的30%;给的坦克占苏联产量的四分之一;英美给的航空汽油是苏联产量的1.4倍;苏联在战时的铁路运输基本依靠英美,一半的铁路铁轨是英美给的,90%的电气机车和货车车厢也是英美给的;一半以上的摩托车是美国给的;80%以上的铜是美国给的;33万吨铝是西方给的,是苏联产量的1.25倍;一半以上的火药是英美给的;还有3400万件军服,1400万双靴子,420万吨食物。最具战略意义的援助可能算是高达45万辆的军用卡车,战争结束时苏军三分之二的卡车是英美制造。没有这些卡车,苏军的每一次攻势可能在完成突破后即告暂停。

最可笑的是,斯大林竟然还在1943年厚着脸皮向美国索要核裂变材料搞核工程,当然,罗斯福不傻。

除了给钱给物之外,英美即使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也没有如斯大林认为的那样在一旁看热闹。苏联基本上算是倾全国之力与德国一战,亚洲那边基本算不设防,西伯利亚的精锐大多都抽调回了欧洲,不是他们,莫斯科在1941年就丢掉了。

而德国呢,除了隆美尔在非洲的冒险算“自找”之外,神经过敏的希特勒在西线也长期保持着上百万的军队防范英美。在空中战场上,英美更是完全意义上的主力军,1943年英美空军开始对德国长年进行动辄上千架的大规模战略空袭,到1944年将德国的汽油生产基本炸停。从1943年开始,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损失便一直超过东线,德国空军等于在用一小半的力量对付庞大却战斗力平平的苏联空军。

至于德国海军,水上舰队在俾斯麦号被击沉后基本闭门不出,潜艇战则是一心一意在和英美玩猫抓老鼠。可以说,苏联海军基本没和德国海军打过大交道,更何况,制造潜艇消耗了德国大量本可用于进攻苏联的军工生产能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苏联单挑希特勒的说法仅仅是“宣传”而已。粗略估计,苏军至多牵制了80%的德国陆军(诺曼底之后大约只有60%),50%的德国空军,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德国海军。

苏联人民众志成城?

最后谈谈苏联的“带路党”吧。如果说一定有众志成城的话,“带路党”也算是吧。

事实上,战争一爆发,用索科洛夫的话来说,刚刚被迫合并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波罗的海三国的“苏军”相当一部分更是直接就调转枪头投奔了德军。

斯大林在这里得狠狠地感谢希特勒同志。虽说希特勒一开始也想到了利用意识形态和民族矛盾做文章,以推动苏联内部的内部崩溃,但这位种族主义者在实践中却基本将苏联“各阶级,各民族”一视同仁的看作“劣等民族”,统一战线这张好牌基本被他打臭了,反而被斯大林在战争中利用成大搞“爱国主义”的活教材。

不过,即使是希特勒的“臭牌”也招来不少带路党。在战争最初几周俘虏的苏军中,就有大量俘虏要求加入德军充当“志愿者”,到了1943年春天,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一百万。连一些德国将军也承认,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德军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交通和后勤问题。

在这些“志愿者”中,不乏苏军的高级将领。曾对保卫莫斯科贡献甚大的卢金中将在被俘后便联合其他几位苏军将领,主动“谏言”德军要求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向“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发起进攻,“虽然拥护所谓的‘敌人’,好像是投奔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是远离了那种制度”。然后,德国人大脑短路的拒绝了这个建议。

索科洛夫在书中专辟一个章节写到了带路党的领袖——一手创建了“俄罗斯解放军”的弗拉索夫将军,将他称为“叛变的‘爱国者’”。弗拉索夫在1942年底发布了《告红军指战员书》,宣称布尔什维克为“俄罗斯人民的敌人”,号召大家起来消灭“恐怖和强权的制度”,还打算消灭集体农庄,把土地还给农民,许诺释放所有政治犯。

无疑,弗拉索夫和他的带路党们后来成为斯大林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应该都算是政治犯吧。即使当“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在战争结束时纷纷主动向英美盟军投降之后,很多人还是千方百计的被斯大林“引渡”了回来,甚至这还成为了波茨坦会议中的一项议题。

吊诡的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俄罗斯解放军”的参与者们被塑造成为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斗士”。

这种说法至少在某一方面是说得通的。相当一部分“志愿者”的投敌原因完全是“思想洗礼式”的:铮铮铁骨在德国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据一位从德国“访问归来”的志愿者在《志愿军报》上的自述说:“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的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的”(《二战秘密档案》,204页)。大约这应该算是崇高的。

另一位在被俘后宁死不屈,拒绝泄露一切军事机密的苏联军官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这位军官在1942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一次参观回来以后,他“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同上)

这又是一个以为别人是水深火热的故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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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个特权家庭绑架垄断中国大陆 朱镕基爱将证实 2017-06-09 09:59:23

500个特权家庭绑架垄断中国大陆 朱镕基爱将证实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6-09 08:19 讯】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609/942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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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旧部、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前总经理高西庆,日前公开表示,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迟滞,改革被最大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所绑架。有分析认为,国企和央企多为太子党担任,是最重要的既得利益者,由此可见,绑架改革的实际就是中共高层权贵集团。大陆媒体人给阿波罗网首发的文章分析,中国的问题就是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

六四,共军坦克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证监会前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日前在中共十三五规划影响的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矛盾在于,一方面,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而另一方面,最无效、产能严重过剩的部分国有企业又动不得。

2015年底,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提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中投.jpg

中投公司前总经理高西庆(网络图片)

其中〝去产能〞位列第一,被认为最为关键。而在实际操作中,去产能和国企改革却寸步难行。高西庆认为,私企因为有破产清算机制,产能过剩长期亏损很容易退出市场。而对产能过剩的低效国企,官员们大多采取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方案。

针对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迟滞的现象,高西庆给出学理层面解释,〝实际就已表明动不得既得利益集团的乳酪〞,〝从经济学角度讲,(改革)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国有企业〞。〞中国改革的主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遭到利益集团屏蔽。

提到中共总理李克强力推的、鼓励私企放开手脚的“负面清单”,高西庆表示,李克强总理反复要求国务院各部列出负面清单,结果也是无法落实。

中国的问题就是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

阿波罗网2008年首发大陆媒体人来稿,“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一文引述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的称,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

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

文章强调,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文章认为,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当局要夺回江派手中的“钱袋子”

中共〝太子党〞除了在政界、军界出任要职,进入国有企业担任要职,已成为一种趋势。诸如,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掌控上海网通、上海机场、上海汽车工业等公司;曾庆红家庭占域中国石油行业。

江派等利益集团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长达二十多年,央企和国企几乎成了江派利益集团的摇钱树,他们从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疯狂捞钱,导致国企资产流失。同时,江派也在人事上安插了大量亲信。

中国官媒新华网曾在2010年9月11日报道,《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指他们借助权力赚取财富。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此前说,国企“改革”阻力非常大,因国企高层多是太子党担任,他们握有重权,家族影响力大,涉及庞大既得利益,要“改革”等于从他们手中抢蛋糕。

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分析:〝一旦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有利可图的新领域,比如说私募基金、国有企业、自然资源等等领域,太子党们就会抢先一步、占为己有〞。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太子党是最重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透过国企既享有很重要的政治位置,同时也享有很高的受益。如果习近平真的有魄力来对国企动手,势必会触动利益集团、包括太子党的利益。

郑宇硕还指出,光有这样的措施还不够,更深入的经改,应该是经济如何走向市场化?中共当局应该让私营部门享有和国企一样的竞争环境和资源。

中共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并瓜分国家财富,众多家族利益已深深地盘根错节于中国经济之中。外界认为,如何破除利益集团的绑架,将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林亿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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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莫如深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2017-06-07 08:35:26

讳莫如深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六四开枪命令的下达情况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6-07 11:21 讯】

作者:吴仁华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607/941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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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

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人士。邓小平在江泽民的陪同下,同大家一一握手,并高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网络图片)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

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

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

六四一名女性死亡者,手上还有一朵未凋的鲜花

另有许多资料也证明确实存在开枪命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都是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奉命开枪的。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北京民众的强力阻拦,但都没有开枪。一些部队在出发之际,指挥官还再三向官兵们强调不许开枪。

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

署名文章之一:北京军区联勤部助理员傅水生中校在题为“难忘的8天8夜”的文章中写道:“(1989年6月4日)零时左右,部队有关首长相继来到大会堂。随后政府有关领导也来了。一块决策清场计划。为了减少冲突和避免流血,将军们,领导们彻夜未眠。(6月4日凌晨)1时许,旅两名军官浑身是血,满脸是伤,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询问部队情况,他们说徒步上来,受伤严重,所带干粮被烧被抢。’为什么不鸣枪?’’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文章中所提到的“指挥部”,是指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设立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清场指挥部;所提到的“首长”,不是指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就是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所提到的“旅两名军官”,很可能是陆军第54集团军的军官,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中,只有陆军第54集团军因为与上级失去了通讯联系而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

从傅水生文章中“首长”的问话,可以得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确曾经下达过开枪命令,而从“旅两名军官”的回答,可以得知开枪命令是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下达的,因为“旅两名军官”所在的这支解放军戒严部队从驻地出发时,“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中校当时作为北京军区后勤指挥部的成员,奉命提前进驻人民大会堂,负责给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一直与北京军区的指挥官们待在一起,他在署名文章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应该是可靠的。【注释1】

署名文章之二: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在题为“再度京华”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23时10分,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

吴家民文章中所提到的“军区前指”,指的是解放军沉阳军区前进指挥部,陆军第40集团军隶属于沉阳军区;在万寿路开枪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的是陆军第38集团军。

吴家民在该篇文章中还写道,在接到开枪命令后,他和陆军第40集团军的指挥官们表示“坚决执行上级首长命令”,随即向属下部队作了转达,并命令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组成防暴队(又称“接应分队”),“鸣枪示警”接应各受阻部队。【注释2】

署名文章之三: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大校在题为“戒严日记六则”的文章中提到“对空鸣枪”,显示该部队开过枪,显然也曾接到过开枪的命令,相关的文字记载如下:

“(1989年6月3日)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由于歹徒混杂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当中,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全部地倾泻到戒严部队官兵的身上,他们用种种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我们,用砖块,瓦片,木棒和燃烧瓶殴打我们,致使部分官兵受伤,我也受了伤。部队严重受阻。

面对这种状况,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挥位置,随时让部队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喊着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注释3】

署名文章之四:陆军第64集团军副军长刘书明大校和军副政治委员张传苗大校在两个人合写的,题为“走向德胜门”的文章中写道:

“上级指示:可以对空鸣枪我们立即下令:。对空鸣枪,驱散人群,分别突进(1989年6月4日)9时24分,两个团终于到达德胜门两对网。。着血丝的眼睛对视着,同时长长地吁出口气。“【注释4】

署名文章之五:陆军第40集团军上尉干事胡卫平在题为“京顺路一夜”的文章中写道:

“说实在话,(1989年)6月3日那天夜里我主动请求任务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因为北京的动乱噎变成反革命暴乱,当时情形相当严重。

’我们有两个团被围在京顺路东坝河一带。你们抄小路赶到炮兵旅,组织防暴队,带上广播车,必要时可采取对空鸣枪警告的办法,接应部队突围。保证按时到位。’去炮兵旅的路上,我耳边响着军长的话。

我看看表,已是(6月)4日零点50分。“

胡卫平在文章中说,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接获开枪命令后立即“向炮兵旅下达了组织防暴队的命令。部队开始紧张地准备广播车,武器和器械。”【注释5】

署名文章之六: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上士朱双喜在题为“两退两进都是情”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5点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遭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我作为一名报道员,也和三百名战友一起被6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

这时,团长蹲到政委李成星身旁,耳语了一阵,然后挨近我们,示意我和十几名战士围成一圈,并派出6名战士在外围警戒,不让市民靠近。我正纳闷,一只用被子裹着的木箱轻轻放到了我们面前。沉重的箱子迅速启开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弹!团长把子弹分发给十七名射击过硬的干部,轻声作了交代。......

(6月4日凌晨)4点5分,6万多围堵的市民果然散去了将近一半只见团长猛地掐灭烟头,站起身来,喊道:。!’部队集合立正---!----向右看----齐!

一声令下,官兵们顿时忘记了疲劳,饥饿和伤痛,一跃而起,面向天安门方向巍然挺立市民群中也’嗡’地躁动起来,齐声喊道:。’!把头掉过去,’把头掉过去!’’不准镇压学生!

......

然而,部队后撤大约30米,团长突然下令立定,向后转。人群中复又一阵骚动,接着一拥而上,围住了部队。团长沉思片刻,只得重令部队后撤。

10米,20米,30米,正行进间,只听一声’立定’,’向后转’,队伍又一次刹住脚步,猛地转过身来。队伍两侧几个’陪行’的年轻人仿佛明白了什么,喊道:’拦住他们......’然而就在这时,’哒哒哒哒......’第一组四名军官一齐对空射击,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朱双喜文章中所提到的下令开枪的团长,指的是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团长陈荣富。【注释6】

署名文章之七:陆军第40集团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新力上校在题为“八闯三元桥”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15时50分。......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一个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训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一部10瓦电台组成军先遣指挥组和一个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部。......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的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同时获悉军杨参谋长正在组织防暴队准备配合行动。我接到命令,马上借了自行车,与徐参谋一起先赶到东直门。......我秘密找到一个团作训股长,传达了上级指示,告诉他们秘密发子弹,听到枪声,马上组织突围,占领立交桥。

接着我又骑自行车经三元桥赶回东坝河,这时已是4日凌晨1时左右,我和徐参谋分头把ç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作训股长,一团一营和炮营营长,二营教导员等人悄悄找来,着便衣躲进两条公路中间的树林里秘密开会,传达军长的指示,具体明确了两个团鸣枪突围的协同动作。......“

刘新力文章中所提到的“军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军长吴家民少将,“杨参谋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参谋长杨福臣大校。【注释7】

署名文章之八: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题为“奇速用兵太阳宫”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20时左右。我按军分层次交替指挥的方案,前出到太阳宫实施指挥。部队受阻与群众搅在一起,通信工具也被砸坏了,无法进行联络。......正在百思不得其策的情况下,恰好这时上级下达了可以对空鸣枪示警的指示。军里研究决定组织接应部队,帮助受阻部队解围。......接应部队开上去了,还不错,9台进口奔驰车,一齐呼叫,32支冲锋枪,一起对空点射,围堵的人一下子就吓得散开了,部队突围成功了。听到消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的时间是4日的3时10分。“【注释8】

署名文章之九: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在题为“镜头下的长安街”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晚上9点多钟,我骑着自行车离开西单,向西返回。行至木樨地,只见人群攒动。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巨响,一团火光从军事博物馆方向冲天​​而起。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顿时忘记了一天的疲劳,饥饿与干渴,把自行车往桥头一扔,撒腿便向军博(军事博物馆)方向跑去。

在木樨地,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人群,抢拍暴徒向部队砸砖头的镜头,闪光灯一亮,一群人马上冲上来将我团团围住,质问我是干什么的,拍他们砸砖头是什么意思?有的还大喊大叫要砸碎我的相机。......

为了留下暴徒的更多罪证,我仍没有离开逐渐向东后退的人群,边退边拍。直到10点多钟,自我感觉拍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考虑如何进入部队,随部队前进。

战士们见我身穿便衣径直朝他们跑去,老远便喝令我站住,边喊边向我冲过来我大喊一声:。'别动,我是军人!并迅速掏出记者证战士。们检查过证件,大声说:'你不要命了,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快到后边去。'

先头部队之后是三路军车。我在车队里穿来穿去,​​想找到一位部队的摄影员,这样便能保证安全,更好开展工作。可是,转悠了半天,毫无结果。由于身穿便衣,在队伍中十分显眼,一再遇到盘查。

从军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队走了两个多钟头。受伤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又这样迟迟不能按计划开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战士们被迫朝天鸣枪示警。然而,少数暴徒仍十分猖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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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释放了江泽民最大的敌人 2017-06-06 08:50:36

习近平释放了江泽民最大的敌人

——江泽民假胞妹真堂妹 要以习近平为核心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6-06 11:06 讯】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606/941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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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参加了“2019北京世园会”并讲话。2016年,习近平曾两度在高层会议中强调长江生态危机问题,此后又对全国林业进行整改,并对林业系统腐败展开清洗。而中国林业系统被指是江泽慧的利益地盘。红二代学者吕加平曝光江泽民身份,被视为江泽民最大的敌人,2011年遭迫害判10年刑。2015年,习近平把吕加平放回家。

习近平用这种眼神看大卖国贼江泽民

6月5日下午,北京官媒《新京报》时政公号〝政事儿〞报导,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省区市参展第一次工作会在北京延庆夏都会议中心召开。江泽慧和林业局副局长、北京世园会执委会执行副主任张永利等200多人参加。

据报道,江泽慧原是一名普通大学教师,依靠江泽民的权势,先升为大学校长、省人大副主任,然后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现已退休。

江泽慧避谈江泽民健康

今年3月,身为政协委员的江泽慧现身大会堂。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当时,她正被记者问及90岁高龄的兄长江泽民的健康问题。

江泽慧摆摆手称:“啊呀没有时间,我们有事的。”随后来到大会堂台阶上和其他政协委员合影。

合影结束后记者再次提问,江泽慧快步走开称:“啊呀我们要去(大会堂)找座位。”对这个问题很是回避。

2015年3月13日,也曾有媒体问及其兄江泽民的身体状况,彼时江泽慧六次回应称“很好”。江泽慧当时透露,88岁的江泽民退休至今,还经常保持着游泳的习惯。

如今,江泽慧却不愿对此多说一句。

江泽慧泄密江泽民造假中共烈士子弟

一些媒体包括海外中文媒体报道强调江泽慧是江泽民的胞妹,是不符合事实的。江泽慧是江泽民叔叔江上青的女儿。江上青只比江泽民大15岁。江泽民因为父亲江冠千(也就是江世俊)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宣传高官,编造过继给江上青当儿子。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居然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

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

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着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吕加平获释内幕:竟然是习近平让吕加平写信要求被释放

红二代学者吕加平和妻子于均艺

红二代学者吕加平2009年12月1日,发表了《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文章,后又做了一些修改和证据补充,再一次公开发表。“第一奸”是江泽民本人和亲生父亲都是日本汉奸;“第二奸”是江为俄罗斯间谍机构效力出卖大片中国领土;“第一假”是指江谎称自己是1949年前(1946)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是指他冒充是“烈士”江上青的烈士子弟。

2011年5月13日,吕加平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年徒刑。法院的证词证据主要涉及吕加平公开发表的揭露江泽民“二奸二假”的文章。同案被判刑的还有吕加平的好友金安迪和他的妻子于均艺,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2015年2月18日,吕加平被提起保外就医回到家中。据新唐人报道,于浩宸讲他父亲因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日益沉重而被送到监狱医院治疗,但情况并未好转。一天,监狱的负责人突然去医院对吕加平说:〝你可以给最高领导人打个报告,我们可以帮你传递上去。〞于是,吕加平心领神会,马上写了两份要求特赦的报告,一份是给长沙监狱管理局的,一份是给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个报告交给监狱的负责人拿走了。几天以后,在羊年除夕的前一天,吕加平就获准保外就医。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分析,既然监狱负责人明言是直接给最高领导人写报道,那就是习近平暗示可释放吕加平回家。

江泽慧利益地盘林业局被清洗

林业系统被指是江泽慧的利益地盘。自2015年7月以后,中共国家林业局领导层已有三次调整:2015年7月时任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接替赵树丛的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随后,时任林业局人事司司长兼局党校副校长谭光明履新局党组成员;同年9月,时任林业局党组成员兼科学技术司司长的彭有冬出任副局长一职。去年12月30日决定: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张鸿文任林业局总经济师。

16年1月,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礼祖因“严重违纪”日前被官方宣布免职。另外,刘礼祖曾长期任职江西林业系统,在2004年3月—2012年3月担任江西省林业厅厅长;与江泽慧多有交集。


15年11月陆媒披露,已退休的江泽慧仍拥有10个头衔,其中与林业局相关的有6个,分别是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国际竹藤中心主任,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泽慧已任该职16年),中国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会长,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中共林业局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江泽慧势力范围林业局被巡视及高层人事的调整,被指是当局对江泽民家族贪腐调查的信号之一,而习近平对三峡工程的问责信号更是直接指向江泽民。

16年1月,习近平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重点论及长江及森林生态问题。此前,习近平开年首访重庆时就强调长江生态危机,被指释放针对江泽民当年强行上马的三峡工程的问责信号。

同年1月7日,官媒发表评论文章称,近些年长江水质不断恶化,沿线水污染事件多发,白鳍豚、白鲟多年不见踪迹,长江江豚仅余千头,稀有物种纷纷告急等,对长江生态系统的警告不断。

同年1月12日,中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胡保林被免职。

当年江泽民等得势时,不顾专家们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强行上马三峡工程。工程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工程建成后,大陆大旱、高温、洪水、地震等灾祸频发。早前许多专家预言的三峡工程危害正在一一兑现。

阿波罗网吴莉亚报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阿波罗网吴莉亚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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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周舵高新刘晓波侯德健作伪证 美国密件曝光六四杀戮 2017-06-05 11:11:52

谢选骏:周舵高新刘晓波侯德健作伪证 美国密件曝光六四杀戮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六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6-05 10:24 讯】

作者:谢选骏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605/940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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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六四天安门君子变身中共学者不再振臂高呼》(多维于2013-05-2921:17:10)说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不再振臂高呼“平反六四”,而是与当局妥协,潜心研究宪政路线图,撰文敦促中共改革。

1989年5月(左起)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1989年5月,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5岁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大陆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大陆开拓音乐事业。

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天安门四君子”(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刘晓波于八九年六月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声援学生。

主动提妥协换讲学发表自由

香港《明报》报道,2011年初,周舵计划办一场小型读书会,特地选在2月,以避开3月的全国“两会”,但仍受到公安阻挠,警车甚至堵在他家门口。愤怒之余,周舵开始逐渐思考转型。随后,他找到分管的公安,主动提出“妥协条件”:还给他公民自由,允许他自由讲学和发表文章,他则承诺不再“惹麻烦”,“什么叫麻烦,由你们定义”。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

此后,周舵的“敏感身份”逐渐洗白,可以出席小型讲座、在网上发文。去年十八大后,他更取得了护照,会客的限制也愈来愈少。

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

随着政见渐变温和,来采访周舵的记者愈来愈少。但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近两年,周舵的政论文章已可在大陆网站发表,网民不用“翻墙”就能读到。他也开通了新浪微博“*舵爷第一”,谈论政改的方案,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至今未被禁言或封号。周舵表示,在大陆发文必须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写,开始时很不习惯,内心也很煎熬,“但能把对社会进步有推动的话发表出来,让社会听到,这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本事”。

周舵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后创办了援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竞选了,共产党能说他们办好了福利民生,老百姓自然会问你,你又做了什么?”

招投降骂名称忍辱负重

身为八九民运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周舵的转型也招来了不少骂名,尤其是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人指他是“中共安全部特务”。而“六四”后冒起的一批民主斗士,也纷纷指他太过软弱,认为他已“投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大陆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对于周舵的妥协,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不能说感到失望,只是“理解得来有点悲哀”,对周希望在国内有多些空间做点事表示理解,但同时悲哀中国人在国内要回避敏感议题来换取言论空间。但李卓人指出,“妥协未必能换到一个空间”,希望周明白中共能随时变脸,“到时可能连宪政改革都无得讲”,又认为香港没言论限制,毋须不说平反六四,认为应代周“做尽点”,才能为周换取言论自由。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坦言有点失望,他明白身处大陆的朋友处境有困难,但认为周舵对1989年六四发生的事、是非曲直相当清楚,应了解官方有否需要负责。

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血迹

《美国密件曝光揭六四凌晨长安街杀戮》(2017年6月5日苹果日报)说日本《产经新闻》曾详细报道李洁明送返华盛顿的六四密件内容,主要是6月3日及4日大使馆人员在天安门周边目击的事实。但报道未有说明该报如何取得密件。

报道引述密件称,6月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西长安街上,巴士、卡车被反转、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两旁蔓延。枪声越来越大,亮着车头灯的解放军装甲车向东驶去,群众很愤怒。年长的妇女大叫:“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年轻的男子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说:“他们是坏人。”

1时10分,着火的装甲车疾驶而来。群众向装甲车的车轮投掷大片的混凝土,把它截停,愤怒的群众包围装甲车,堆上旧木材放火焚烧。1时20分,后续装甲部队一面向人群开枪一面开进北新华街,群众中染血的人逐一倒地。示威者知道士兵发射的实弹后,恐慌中向天安门方向及小路四散逃走。

1时45分,另一批部队到达天安门,装甲车队面向长安街列阵,到达人民大会堂正东面。装甲车队用车头灯照射东长安街上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却静止不动。2时9分,毛泽东像前面排列的官兵及装甲车队向长安街的大批群众开枪。群众向东面北京饭店的方向逃跑,很多人中弹倒地,痛苦悲鸣。一名男子想向在场外国人求助之际,额头中央中弹倒地。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天安门广场的照明在3时半熄灭,但4时27分再次亮起,大批装甲车、战车和卡车出现,在广场北边的“民主女神像”残骸被灯光照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冒烟。

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这次大屠杀之后,天安门广场与北京饭店之间的东长安街上有25至30人倒在地上。

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报告指出,两次屠杀进行时,天安门广场的官方喇叭竟传出柔和的广播,向“北京的友人”表示,混乱已经结束,秩序已经恢复,暴动者已被镇压。上午7时30分,喇叭静默数分钟后播出中国国歌,之后传出一把女声大意说:“同志们,早上好,反革命分子已被粉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已回复和平。”

避免泄露情报机密

《产经新闻》报道称,美国政府长年未有公开这份密件,可能是为免中国得悉美国对掌握实际情形的程度及美方搜集情报的方式。文件进一步引证20年来香港及海外记者的纪录,证明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清场期间,军队的确开枪杀人。文件进一步推翻了北京市政府89年6月的报告:“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当年以学联代表身份赴京支援学运的陈清华6月4日凌晨3时后撤离,他认为密件内容大致与其亲身经历没有矛盾,例如报告指2时30分解放军在博物馆附近向群众开枪,他当时就是身处历史博物馆附近,凌晨2时半左右目睹一人向广场中央走动时背部中枪倒下。

谢选骏指出:看来,“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确实是作了伪证。

至于“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这个问题公众不能诛心,要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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