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張正義 見義勇為 物從其類。苹有人類知道和重視歷史，並且能夠以史為鑑。本文為一篇難得的純歷史性學術資料“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的連續摘轉，內容非常豐富，文章中沒有涉及到任何政治，宗教，教派和信仰，是一份難得的真實歷史資料。文章中的教會是以聖經為經典的教會；教會學校是指教會創辦的普通學校，非專門學習神學的學校，值得所有炎黃子孫們分享。由於原着篇幅較長，現分期摘轉（在先後次序方面等做了極微小的變動）供參考。前一篇是“契合實際 授人以漁 ”。原作文章中僅介紹個人，人無完人；更不可，以一蓋全。銘記在人民心中，對在危難時期所有幫助者們的愛人如己，捨己救人事跡的敬意遠遠超過所有的紀念章和獎勵。 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
七. 伸張正義 見義勇為 英國的鴉片侵略與日本的武裝侵略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各個方面，對中國人民傷害之大罄竹難書。 1832年美國傳教士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抨擊英國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影響，將鴉片描述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並對在中國毒品的嚴重泛濫進行了揭露。美國傳教士公開在西方雜上評論，使美國人民客觀地了解到英國輸出鴉片對中國人民的危害。 英國教徒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1875年主編《China’s Millions 》（億萬華民）雜，刊載許多宣教士來稿，記述鴉片貿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悲慘結果，記錄了當年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反對鴉片毒害中國人民，堅持社會公義。1888年海班明和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英國共同發起成立了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 （促使大不列顛帝國棄絕鴉片交易之基督徒聯盟），由海班明出任幹事。海班明還發公開信給英國四萬五千名牧師以及所有國會議員，竭力推廣反鴉片運動。 1878年英國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Turner）到了山西平陽府傳播聖經。蓆子直入教，後來成為牧師。蓆子直在自己戒毒品鴉片成功以後，在山西平陽府建立天招局戒毒，並逐漸擴展到山西、陝西、河南和直隸四省，共開設45個天招局。 1897年美國傳教士法伊莎（Dr. Isabella French）醫生到達南京，隨即展開醫療服務工作。 1901年秋天定居於江蘇六合與美國傳教士棣法（George F. DeVol ）醫生一起投入婦幼醫院為那裡的民眾施診醫病，他們在六合租了房子作為住院病房，並幫助吸毒人戒除鴉片。 美國傳教士韋棣華認為庚子賠款的本質是一種勒索，而非償還債務。所以，美國應把當時已獲得的六百萬美元賠款歸還中國，用來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尤其是發展圖書館事業。1923年她親往美國國會遊說，呼籲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的剩餘金額退還給中國，以作教育與文化專用。她在華府的五個月期間曾親自拜會82位參議員和420位眾議員。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六百餘萬美元的餘項全部退還給中國，作為推進教育文化事業之用，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基金會首先決定以500,000美元建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並同意負擔該館10年的維修費。基金會又在中國各地設立其他6所公立圖書館，並且為文華圖專提供3年每年5,000美元的贊助，作為教員薪俸及獎學金之用。民國總統黎元洪（1864-1928）於1926 年譽之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皇后”。 八. 患難相助 真情難忘 日寇侵略中國，在中華民族危難之時愛人如己，拔刀相助顯真情。 1937年5月美國教徒、退役飛行員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協助中國發展空軍，他是在中國參加8年抗戰的美國軍官。1937年10月他建立了國際願隊（簡稱國際中隊，飛虎隊）。1938年8月，根據教徒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去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抗戰期間，在三年多的戰鬥中，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隊戰果輝煌。日本空軍高橋中將說：14航空隊在中國給他們造成了60 – 70%的損失，如果沒有空軍力量的打擊，我們或許能去我們想去的任何地方。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隊員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曾經獲得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大藍授帶勳章。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數日內在上海有八十多萬難民。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J.）神甫提出了設立“南市難民區”的建議。經過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國駐滬使館支持，並取得中日交戰雙方的同意後於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的難民區正式建成。成立的當天就收容難民2萬多人，最多時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難民10萬人以上。難民區由以饒家駒（當時任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負責人）為首的外籍人組成監督委員會負責管理。 第二代美國傳教士費吳生(Dr.George Ashmore Fitch ) 牧師於1883年生於中國蘇州，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期間，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南京國際安全區副主任，他親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1938年1月23日費吳生冒着極大風險將曾參與救助中國難民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 John Magee ）牧師拍照的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內，帶往上海。這份長達8卷的膠片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罪行唯一的真實紀錄，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 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德國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傳教士、醫生和商人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不懼危險、奮不顧身和盡其所能地抗議和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施暴。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起保護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1938年2月拉貝離開南京，中國國民政府授予拉貝三色彩玉勳章（編號98）。4月15日，約翰·拉貝回到德國。日本是德國的同盟國，拉貝不顧個人安危，連續舉行報告會揭露日本屠殺中國人民，將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公布於世。他於6月8日直接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拉貝曾經一度被德國秘密的國家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逮捕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拉貝失去工作，僅能煮菜湯、啃乾麵包。他確留給後人的是，25萬未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民；在日本的同盟國，公開揭露日本在南京城區內殘暴罪行和有500多個案例證明南京大屠殺重要證據的《拉貝日記》。1996年12月拉貝的外孫女萊茵· 哈特夫人將2000多頁的《拉貝日記》副本首次向外界公開，鐵證如山，很多內容可與其它資料互為佐證。 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937年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組成留守委員會任代理院長期間，在日本軍隊南京大屠殺和殘害中國民眾之時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奮力保護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孺和難民。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采玉勳章。她是 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 ，記錄了南京大屠殺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罪行的魏特琳日記。 1938年5月，日寇進占徐州時，大約有2500余名中國婦孺為免日軍蹂躪，逃入教會學校（王陵路婦女學道院）及教會醫院避難。由於中國籍守門人員均將被日軍射殺，美籍傳教士葛璧璽（美國傳教士葛馬可夫人）和彭夏麗不顧個人安危親守學校大門，日軍雖然將刺刀伸進鐵門卻未能進入。 英國獨立女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30年10月18日自英國苹身出發，花費了所有的積蓄，乘船和火車穿越蘇聯，後又取道日本，最終到達中國天津、北京，然後又長途跋涉到達山西陽城縣，接替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 1936年艾偉德加入中國籍，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地區被日軍侵占，她幫助救治中國難民和傷員，並將日軍行蹤通知中國方面。1940年艾偉德帶領94名孤兒在戰時環境下脫離淪陷區。艾偉德是一位身高一米四五，體重不足40公斤身軀嬌小的弱女子，卻以超凡的勇氣、毅力和愛心作出了不平凡的帶領近百名孤兒從山西經過河南，歷經27天的長途跋涉到達陝西扶風。她們翻山越嶺穿過日本軍隊的封鎖線，最終無一人掉隊。就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時刻，艾偉德卻住進行了醫院。她在醫院一醒來就問“我的孩子們在哪裡？”。她帶領的全部孤兒都被安置在教徒宋美齡創辦的孤兒院內。1949年她得到資助回到英國家鄉看望，結果從此再也回不到她無私付出的中國大陸。於是，她前往台灣，於北投（後遷木柵）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後改為伯大尼兒少家園）收養孤兒。這是一位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用母愛之心，以實際行動曾經幫助過中國人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的英國人；舉世聞名的“小婦人（The Small Woman）”。 1942年2月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10架C-53，於3月美國第十航空隊在新德里成立，建立一條自印度至中國的專用航線，組織空運和提供後勤支持。根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空軍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華空運中，為中國空運各類戰爭物資65萬噸。美國空軍在駝峰航線上共有超過500架飛機墜毀（包括C-46及C-47），468個美國和46個中國機組犧牲，共計超過1,500人。 在日寇蹂躪下的中國百廢待興，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起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1943年11月9日，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協定》，決定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成立的目地是為了幫助在二戰中受害嚴重，而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參戰國戰後重建。其中，受害最嚴重的中國成為最主要被幫助的國家，救濟資金和物資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此舉，對當時滿目瘡痍的中國，猶如雪中送炭。
（原着苹是標註了提供和參加收集“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歷史資料工作的有: 張航程和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小組成員等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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