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爾塔( Delta )來了，接踵而至的是德爾塔+，不知其之後是否有“塔爾德”或“爾德塔”，一場完全真實而不知何時終結的“人和病毒”遊戲在地球上活生生地展開，今天或許只是冰山一角，或許是導致人類滅種的開始，當然或許明天呼出一貼神藥，病毒灰飛煙滅未嘗不可。去年英國有位專家說，“和病毒共存，集體免疫。”遭到幾乎全世界人痛罵，中國專家也說了，“人類終將戰勝病毒。”目前為止，在最高領袖的親自指揮下，中國國土上對病毒已成碾壓優勢，和那些被病毒蹂躪地人財兩空，到處印鈔撫恤的國家比的確如此。就在這個我們可以平視世界，時與勢在我們這邊的大好形勢下，迎來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

       病毒蹂躪人類貫穿整個人類史，歐洲的黑死病讓文明進程倒退，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國土地上也曾有過一場大瘟疫奪走了人命無數。《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 這一年，已載入文學史的“建安七子”里，有五位被瘟疫奪走了生命，這七位還是各霸諸侯的公子王孫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可想而知。曹植在他的《說疫氣》  一文里寫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建安七子”    之冠冕王粲也死於這一年瘟疫。除了曹操父子三人，王粲在魏晉乃至六朝中有很高的文學地位。如果說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   所形成的“建安風骨”是續《詩經》《離騷》後成為中國文學正統的一脈傳承話，那麼，王粲的五言詩也是後來詩聖杜甫的基石。

       提到王粲便想到他的《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董卓部隊在長安大撕“三光政策”，百姓遭殃。“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王粲要再次離開長安投奔劉表。“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在離別之際，親友扶着即將滾動的車輪依依不捨，一場生離死別之情油然而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寫多了真不如“無所見”來的直白真切。曹操的《蒿里行》也有“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蔽平原的規模遠勝露於野，堪比前些時候，印度的國土上遍地堆木火葬，活人眼睜睜地看着火勢蔽蓋大地。詩的後面六句舉重該輕之法，庶幾用筆之玲瓏影響詩聖杜甫，“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詩人親眼看到一位不知餓了多日的婦人將自己的親生骨肉遺棄在草堆中，將人性母子之情活生生砍斷來點中此景之悽慘，我信王粲是真實遇見母子訣別而不是文學渲染。

       全球因新冠死亡在今年四月突破三百萬人，按統計看很快將突破四百萬，數字是冰冷的，一具具大體後面牽連着多少親人依依不捨地離別感傷。是佛也要睜眼一看，是陰鬼也得關上黃泉之門。

       六十多年前的中國，也發生了大批非正常死亡，非天災非瘟疫而是“人禍”。大躍進辦起了公社食堂，為超英趕美，熔了鐵鍋煉起了“破鋼”，求得好大喜功謊報豐收，畝產三萬多斤比袁隆平老先生求一生之科學實驗得到的一千一百多公斤還多出了十幾倍。可嘆中央從主席部長到省級高官大都下地勞作過，竟無一人像個男兒站將出來捅破謊言。於是農村開始缺糧，村幹部們把守村口嚴禁逃荒，開始餓死人。二零一五年八月，孫經先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載文《“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痛批謠言。二零一二年在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的《重讀共和國史講座》裡，林蘊暉教授對三年大饑荒餓死人數，有根有據地列出了，一千七百萬，兩千五百萬，三千萬，四千萬等四種提法作出了分析。無論哪個數字接近真實，都已將今天全球新冠死亡數甩得夠遠了。一九八一年六月，《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對三年大饑荒一字未提，可謂“這三年沒有問題”之選擇性遺忘。在後來的四十年，再也沒有什麼決議或者講話來澄清國人所關心的黨史問題，也堵絕對敏感問題的研討。“莫談國事”又從民國穿越至今，力爭“頭條”。

      歷史似乎是部乏味的故事，故事可以虛構而歷史唯求真實。“以史為鑑”本身是個悖論，惟有當時的時空和客觀因素造就了歷史，“時空”“客觀因素”不能再造何來“為鑑”？迴避歷史或者選擇性遺忘歷史是弱者的表現，是鴕鳥心態。已經得“時”得“勢”，眯起眼睛平視世界，執全球經濟之牛耳者中國，已有行走太空之能事，何有弱者姿態？建黨百年之機，澄清黨史上的疑點和糾正錯誤，“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可惜了，這個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