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十多年前的過去有種流行的說法，說是近代中西交往是個“三階段”的過程：洋務運動時代學習西方的“製造業”，戊戌、辛亥學習西方的“制度”；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則達到最高層次，開始學西方的“文化”了。這樣的“三階段”顯然沒有考慮太平天國事件，而把“文化”列為最高層次更反映了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觀點。筆者認為，其實鴉片戰爭後一些先知國人對西方“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產生羨慕，並不晚于洋務運動。而太平天國作為基督教這一“文化”在華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更在其之前。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史觀受領導者和政黨的全面支配的“唯階級鬥爭史”影響下，用固有觀念去分析詮釋歷史事件尤其對近代史事件作全面地為執政服務之闡述。“太平天國事件”是其中典型之一。直到今天中國社科院《中國通史》和教育歷史教科書上對“太平天國”闡述依然存在三個重要光環，它是“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傳統農民起義的最高峰”，又是“中國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和抗擊外來侵略的民族運動。一九八一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史學界依據大量史料對“太平天國事件”研究走向真實，新世紀以來，官方教育界出於統治利益而繼續保持上述的“太平天國事件”的三個光環下，學界已經對其研究趨向冷落。這樣的放任態度至少是對後人的不負責。

            如果說“太平天國事件”還有什么正面可敘述的話，筆者認為只有兩點，此事件導致了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一批漢族官員進入清官僚體系，成為後來的洋務運動不可缺的前提，第二，這幫非知識分子集團竟然首次使用“起義”“倡議”等詞彙，豐富了漢語用詞，使得以後的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帶有正面色彩。

              以下筆者通過分析闡明，套在“太平天國事件”頭上的三個光環完全是虛無的，缺乏事實和完全違背馬克思唯物史觀所認為的“以史論史”的實事求是思想。首先，借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中性詞來描述“太平天國事件”，那就是“民變”。在十九世紀中葉的道光年代，全國人口已近四億，已經有相當的人口脫離了農耕種植業，而滿清對當時的工商業缺乏合理的管理。關於滿清“土地兼併”問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中國近代通史》是這樣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併”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儘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土地兼併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導致廣大農民出現生存危機而“官逼民反”的前提是完全不存在的。“太平天國事件”起因的主要矛盾是當時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客家族和當地農耕土族間的利益分配矛盾。洪秀全、馮雲山是書生，石達開、韋昌輝是富豪，楊秀清、蕭朝貴是窮人，顯然並非“階級兄弟”。但其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客家人（外來移民）。儘管其中不少人來到廣西已經不止一代人，但他們仍被視為外來人，猶如今天所謂“盲流”，廣西土族社會與官府一直在排斥他們。拜上帝教在這些客籍人們那裡成為精神支柱，固然與外來文化和中國固有的傳統（如孔孟儒教）衝突有關。但是洪秀全、馮雲山等人開始打、砸的並不是孔廟，而是貴縣六烏廟、象州甘王廟、東鄉九妖廟等，都是當地土族“地方性崇拜”的場所。可以說，“外來人”的拜上帝教和“本地人”的地方性崇拜的衝突，背後其實就是這些移民與本地土族和地方官府的衝突。

             事件爆發出廣西以外後，太平天國對全國民眾的號召，主要是推翻“妖胡”（滿洲）復興“中國”（漢族），金田起義時頒布的《奉天誅妖諭》，進據永安時頒布的《奉天討胡檄》都以此為主題。太平天國本身不以“反清復明”為訴求，但號召有這種訴求的洪門會黨“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要求“從前不知大義，誤幫妖胡，自害中國者”覺醒。以後無論是進軍天京、北伐西征，還是更晚的挺進蘇浙、末期轉戰，太平軍所到之處除了宗教以外宣傳的都是這些東西。它們前承明清之際的反滿抗清事業，後繼辛亥時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幟，構成有清一代造反者的思想主線。包括孫中山等人接受太平天國的影響也都是這些內容。因此像簡又文先生等人否認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關於太平天國所推舉的《天朝田畝制度》其實只是這個集團里的“內部文件”，並不像今天歷史教科書上所闡述的那么正面。曾國藩的文官張德堅編纂的《賊情彙纂》是清朝情報部門收集的太平軍資料庫，被後來學界公認為情報水平很高。它收錄了訖太平天國乙榮五年刊印的全部“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9部中的18部，唯獨沒有《天朝田畝制度》。張德堅說：“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現在我們知道此書是梓行了的。但數量少到張德堅這個情報專家也沒見着，致有此疑問。《天朝田畝制度》用簡略的描述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而推行不了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對所處管地缺乏統一思想和管理能力，以及財富根本不夠分配。尤其是定都南京以後，太平天國內部上下腐敗開始越發嚴重。至於維持這個龐大集團的基本資源，唯有“燒”“殺”“搶”。蘇、浙、皖、贛、閩五省在“太平天國事件”的十四年間，農工商財富被掠奪得幾乎蕩然無存。

             “太平天國事件”在整個世界史上看，也是個“反人類事件”，由洪秀全等拜上帝會首領發動的太平天國造反，於清道光三十年即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廣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到清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它的首都天京被曾國藩的湘軍攻破，隨即滅亡，與滿清王朝對抗總共十四年間，依照當代歷史地理權威復旦的葛劍雄教授的考證，全國人口減少了約一個億。已故美國加州大學漢學家魏斐德和已故華裔美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的論文指出，“太平天國事件”直接因戰爭和屠殺的人數在七千萬，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戮”，遠遠高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當然這筆賬不能完全算在太平天國頭上，清軍，湘軍淮軍的鎮壓也是有份的。太平天國初期軍紀嚴明，但不可否認有屠城記錄，“全州慘記”“武昌慘記”等不再例舉，同時尤其是後期太平軍內部也有互殺事件，以下列出兩個證據作為當時現狀的證明，一八七一年，來華考察的地質學家馮·李希霍芬（後來指出了羅布泊的位置）進行田野調查後，寫下了這麼一段話：“在不同地方打聽到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所遭受的倖存者的百分比，一般每百人中僅有三人倖存”，“很難現象比這些地區所遭受的更為可怕的生命財產的毀滅，但它們只不過是遭受同樣命運的廣大的地區的很小一部分”。其次，李鴻章在奏摺中報告戰後江蘇省的情況：“查蘇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荊榛滿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有破壁頹垣，孤鶩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除了清軍所屬的江北江南大營的長期破壞之外，我們還要承認太平天國極為糟糕的基層統治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是大量的逃亡情況，這首先是由於太平軍的“革命理想主義”太過徹底，導致他們對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的破壞太過嚴重，其次則是太平軍和清軍不斷交戰，導致的大量百姓流亡。而這些流亡的人口，大都未能及時地進入人口統計，是而成為了賬面上人口的損失。另外一方面，則是由於太平天國基層吏治的極端腐敗。太平天國後期混入了大量清軍的投降士兵、土匪等，這些部隊都來不及進行整訓，太平天國自身的腐化也在加重。這種腐化一方面激化了逃亡，另一方面則在水患、疫情期間變得脆弱不堪，導致災難瞬間擴展，成為災荒，導致普遍的饑饉。筆者認為第一個方面是無能，第二個方面是腐敗。我們常說基層統治反應上層政權，如果這樣來觀察太平天國，則不難看出這個政權之所以滅亡的理由。這樣一支起初具有“信仰”的軍隊，最後越來越渙散，成了名副其實的烏合之眾。

                 今天歷史教科書說帝國主義與清王朝勾結起來鎮壓太平軍。而太平軍進行了“愛國、反封建”的抗爭。其實理論上講，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內戰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為個人去充當僱傭軍則兩邊都有，清朝這邊有華爾、戈登等，太平天國這邊有“洋兄弟”呤唎，還有先後受僱於兩邊的白齊文等。在太平天國期間，無論是西方國內、在華僑民、教士還是租界輿論，都存在着親清朝與親天朝兩種意見的爭論。但總的來講是親清朝的傾向日益占優勢。清朝一方的洋人僱傭軍遠比太平天國一方的多，作用也大。列強官方的態度雖然幾經搖擺，後來在北京條約簽訂、其在華利益獲得清朝首肯，而太平軍又兵臨上海時也是明顯偏向清朝的。同時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強從一開始就視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為邪教，當今大史學家秦暉教授指出，教義相近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就會比教義相距最遠者的關係好處，歷來就是不確定的。歷史上的宗教戰爭經常發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與新教、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爾派與聖杯派、聖公會與再浸禮派、路德派與加爾文派等）之間，因為越是相近的門派越容易搶奪“正統”，造成激烈的競爭關係，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無事。事實上，源出中東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本同出閃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處很多，可是歷史上這三者之間的你死我活鬥爭遠遠超過它們和佛教、儒教等絕不相類者的衝突。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事件”不是所謂的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也不是所謂的“革命”，更不是抗擊外來侵略的民族運動。已故史學經學史權威朱維錚教授在他的著作《重讀近代史》裡指出的，所謂“成王敗寇”，向來是中世紀中國正統史學裁判歷史的基本尺度。其實，這尺度，外國也有。自封列寧主義者的斯大林，就說過：“勝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凡屬勝利的都是正確的。”（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3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照此邏輯，太平天國失敗了，作為“勝利者”的滿清政權，和捍衛此政權的湘淮軍頭，異口同聲地痛詆洪秀全等為“賊匪”，尤其詛咒拜上帝會為“邪教”，釀成曾國藩所謂亙古未有的“名教之奇變”云云，都可謂順理成章。 可惜歷史並不配合邏輯，這十四年內亂的真正“勝利者”是在內戰中崛起的曾、左、李等南國漢人軍閥，似乎更合乎歷史實相。而今天，曾經的那場災難，還堂而皇之地頂着所謂的“光環”一字一句的寫在《中國通史》和教科書裡，不是當今史學界乃至國人的“羞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