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到有关晚清义和团故事时，那些引“各路神仙”附身至枪口前展示“刀枪不入”之势，不由笑到“喷饭”，想来曾经的时代里，上到“独为一尊”的慈禧下到抱拳贫苦农民，整个民族在合演一出荒诞“大喜剧”。大学者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著作《悲剧心理学》中阐述，喜剧的背后其实是悲剧。的确，仔细想来，真笑不出来。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事件”定论前后也有变化，但他晚年曾提到，将来还会发生“义和团事件”，因为这里有它的滋生土壤。笔者觉得，“义和团事件”发生背景有点像一九九九年法论功在大陆全面被镇压有相似之处，所谓“法论功邪教运动”的形成，和当年全国上下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后游散社会而形成“练功修法”的有群众基础。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义和团练拳的星星之火，也是源于甲午战争过后的割地赔款，清政府已经没有应有的财力来维持军费开支，于是乎大批“八旗子弟”，湘淮军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回乡种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地也没得种只能游荡在社会基层练个刀枪拳棍，再“劫富济贫”成了“混饭的”小团体。要说不是后来慈禧的清政府利用这股势力来对付洋人，“义和拳”组织怎么也成不了气候。

                 要摘掉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对“义和团”定性的“爱国”“反帝”两个光环，不是很难的事。重要的是“义和团事件”影响中国以下两点，第一，它导致清王朝被推翻只是时间问题，这在史学界已经没有异议。第二点目前史学界没有给与强有力的重视，这是笔者之所以要起笔将“义和团事件”这样的“闹剧”提升到“重修中国近代史”的高度。只要仔细读通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后的晚清史和同时读通日本近代史后，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义和团事件”直接导致日本国力崛起，而“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也就是没有“义和团事件”，三十年后就不可能开始日本对中国的吞并，同时没有抗战，中国共产势力也不会在短暂时间里膨胀而最终将民国政府扫出大陆。笔者将在下文，推证这一观点。

                 关于“义和团事件”头上的“爱国”“反帝”两个光环，首先提出的是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他们在《新青年》特刊上全面地肯定“义和团事件”的历史地位，这一定调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一九八一年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对之客观研究，但直至今天，在《中国通史》已经对“义和团事件”放在完整地晚清史来全面分析，而不是狭义地放在几件“教案”里看问题，而教育界历史课程还是沿用以上的“爱国”“反帝”两个光环来阐述。正如笔者在《重修中国近代史之必要性和概论》的前部说阐明的，历史上从广义的大民族概念来叙述中国，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蒋介石先生在《庐山抗战声明》，也就是在“义和团”时代，不存在“爱国”这一提法，这是后人以主观意识套用分析历史，这是典型的“斯大林史观”，我们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有这么多平民百姓引路和提供帮助，尤其是“火烧圆明园”时，除了“义和团”残杀北京城里约十几万教民而引起当地百姓愤慨之外，这皇皇京城是满清皇帝的和庶民毫无干戈也不无关系。至于“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和清朝官军作战所至。今天的史学界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一九零零年五月十八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四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余来人，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教民”，或者用过“洋东西”如“洋伞”“洋火柴”等的普通百姓，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疑似教民的冤死者。见《拳事杂记》。义和团杀自己人起劲，真到了和洋人对阵时则不堪一击，西什库教堂之战，里面不过四十个洋兵和千余人教民，拥有十万义和团各个“身怀绝技”“刀枪不入”者却在四十杆单响枪前面围了两个月久攻不下，当年英国的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说实话，真在枪眼前“大师兄”们并不“愚昧”，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者。

               “戊戌变法”后，慈禧把所有的狠都迁怒在光绪皇帝一人身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思维保守的女人全无大胸怀，大格局，在她一心想换掉光绪帝时，引来了洋人的干涉，洋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迫使慈禧还政于光绪而触动到她的底线这才想到与洋人翻脸，义和团不过是慈禧的炮灰，有起先的“反帝反清”变成后来的保皇“奉旨造反”，当慈禧发现“引火上身”时便镇压“义和团”，和一九六六年发生的“文革”类似，用“红卫兵”时是“革命闯将”，用不上了就是“上山下乡”。

                上述谈到“义和团事件”成了绊倒满清王朝最后一根稻草，而后来的“清末新政”一直被史学界视为“无用的”走向共和的过渡期，其实不然，笔者将在《第六部》联系辛亥革命一起分析。至于为什么“义和团事件”导致了后来日本吞并中国的开始，这要从《辛丑条约》里分析，我们在提到《辛丑条约》就自然联系到“庚子赔款”，于是乎形成一个错觉，“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城就是为了钱，其实细读《辛丑条约》文本，提到赔款是在一共的十二条款中的第六款，整个《条约》的实质是惩罚满清政府违反国际“契约精神”和国际秩序，它绕过了穷苦愚昧的义和团，而直指满清权贵，两个宗室斩杀后改成“流放新疆”，六位高官掉头正法，和数位官员革职查办，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是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也就不再追究其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至于赔款，英美出于自身利益出发，以为分割土地会增大俄国日本的势力扩张，赔款银两几乎是按当时中国人口一人付一两银子算共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而当时满清的年税征收才一亿多白银。《辛丑条约》赔款在清朝灭亡民国政府建立之前，最初须由民国政府承受，之后各国由于考虑到中华民国支付赔偿的压力，担心国际舆论批判及损及本国在中国的权益，部分赔款开始得以免除。欧美各国基本上免除了赔款，美国动用庚款为中国办了清华学堂，这是以后的清华大学，以及建立“赴美留学”基金这是事实。英国动用庚款协助办了山西大学和南开大学，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一战后的德国奥匈帝国解体后基本免除了赔款，所有十一强中，只有日本完全“吃进”所有赔款，日本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 所获得的巨额红利，完成了工业革命和金融改造，为以后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打下坚实的国力基础。日本对外扩张有了上述条件还需要有个机遇，这也是“义和团事件”而给出的，由于“义和团”暴乱，沙俄帝国以保护领馆和保护被义和团破坏的东清铁路为借口出兵十七万，其中十三万直接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并在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里屠杀七千人无辜中国居民。庚子赔款以后，沙俄没有从东北撤军的迹象，这时英美法包括日本干涉俄国入侵要求其撤出东北，这时满清在权衡如何赶走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时竟秘密给日本开出条件，只要日本出兵赶走俄国，清政府承诺割让俄国占领的百分之一土地给日本，这就是日本在一九零四年后的一年之内在中国土地和临海上挑战当时世界强国俄国的底气，结果是日本赌赢了这场战争，俄国势力退出了东北同时日本获得了部分东北地区的占领权，从甲午战争那里中国失去了台湾还是一个海岛，而日俄战争那里日本势力正式踏上了大陆 ，可以这样叙述，“义和团事件”后，满清政府“养肥”了这条“饿狼”而又“引狼入室”，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二十五年后，日本军能在皇姑屯埋炸药炸死张作霖，还有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将东北军赶出东北直至“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爆发。

                 抗战的八年也是延安的共产势力有了恢复元气的契机，这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亚非访华代表团时明确谈到的，以下摘录原话，“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当代大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在他的《走出帝制》里总结从中国思想史看“义和团事件”提出了以下观点，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不拥护，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将“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