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真實，文筆詼諧，尊稱簡略。

      “胡風事件”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總綱，就像紅樓夢的第五回，三國演義的虎牢關，主要角色悉數登場，同時所有作家的命運都在此刻註定了，觀點表達不對就是“牢獄之災”，思想問題作“組織處理”，開啟了中國作家的噩夢，在那場胡風批判運動中，胡喬木，周揚，林默涵，丁玲，老舍，巴金包括各省市的文聯作協領導，人人發言表態，揭示“投名狀”，北京主會場上郭沫若居中主持大會，七八百人參加，宣布開除胡風的會籍時大家舉手擁護通過，歡呼雀躍和踴躍上台講話，巴金說“胡風是毒蛇”，老舍說“他有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就在這時一個叫呂熒的人上了講台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他是學術思想問題”，這時候大家才反應過來，這傢伙剛才沒舉手，大會主席郭沫若立馬制止了他的發言，全場人情緒開始激動，好多當時冠名堂皇的作家或學者，如沙汀，劉白羽，歐陽山，艾青，趙樹理等坐前排，有人就叫着要他下台，還有人搶奪他的話筒，亂作一團，原本還披着知識分子外衣，現在都脫了成了“餓狼”。坐在頭排的《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上台就把呂熒推了下來。在新中國文學史上，胡風事件成了惡虐的開頭，人人過關表態，要積極參與，運動來了你就是運動中人，想當旁觀者那不成，你不整人，人就整你。

       在整治“胡風”同時，毛主席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文藝界展開對《紅樓夢》的大討論，他指示兩個年輕人對紅學家俞平伯的質疑和攻擊，而由此“劍指”當時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思想”，這《紅樓夢》研究和胡適的唯心論有什麼關聯？這不是個平常的話題，廣大人民群眾不說，即便是文化界人士，也講“術業有專攻”，能把那兩關係說清道明的也不多，所以起初也“不明聖上何意”，即使俞平伯也是每天該吃的吃，該喝的喝，也沒往心裡去，積極性也不高。人民日報寫批評文章的編輯也不得要領，“怎麼突然搞起《紅樓夢》了”？主管文宣的鄧拓，周揚也沒怎麼重視，於是毛主席很惱火，主席生氣了，問題變得嚴重了！他就寫了封關於研究《紅樓夢》的信，指定傳閱的人有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由此文藝界理論界的問題波及全國，開始人人口誅筆伐，工農商學兵一起來批判，佛教僧侶也起來聲討，說這也是一個“功德”。後來傳說，毛主席之所以不放過胡適，因為當年一個圖書管理員偷跑到胡適教室舉手提問，被胡適呵斥離席有關，內心是否有這“疙瘩”只能問毛主席本人。 

       用左翼的文學來指導新中國文學是胡風的錯誤的重症所在，李澤厚曾說過，當時除了啟蒙救亡這兩個主題外，被忽略的一個主題是“解放”，這是窮苦人翻身的主題，左翼的解釋是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博愛。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題是黨領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所以左聯的主題在新中國不是被壓倒弱化，而是徹底被終結。新中國的文學就是“三座大山”已經推到，人民已經當家做主，文學的任務是為工農兵服務，寫工農兵。但是工農兵也有缺點，有煩惱，但是不准寫，“政治正確”要求塑造先進人物，先進典範，寫光明的一面，要樂觀地展示歷史的發展前程，要的是文學的政治效應而不要審美功能，由此可見胡風的不合時宜，居然提出“題材輕重”，“民主形式”“思想改造”什麼，他強調文學的主體性和主觀意識形式，不就是對黨的政策“蠻擰”嗎？他是真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連沈從文也開始明白了。

        文學大師沈從文自從得了精神病之後，精神就好多了。能跟正常人一樣思考，他和胡風的不合時宜相比，他還算是識時務者，他看了人民日報劉白羽寫的讚美幾個女英雄的文章，在一篇日記里寫到“使我感動而且慚愧，這才是新時代的新人，文學必須宣傳教育廣大人民群眾，這才是文學的意義。”你瞧，正常了吧！所以他決定重新動筆，他先參加了政治學習，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每天聽報告學文件討論座談，當然必不可少的還有檢查和反省。他學習了十個月，常去食堂幫忙，跟一個燒菜的大師傅拉家常，混得挺熟，於是寫了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說《老同志》，他認為這是寫革命文學的嘗試，但是沒成功，幾經修改還是沒發表，後來他又去參加“土改”，根據見聞寫了篇“土改”的小說也不成功，這個沈從文是死瞧不上趙樹理，他覺得鄉村和農民完全不是趙樹理寫得那樣，他要再寫出《湘西》散記還有《邊城》那樣的東西，他相信這些鄉村故事是舊的也是新的，要比“李有才”的故事更深刻。他參加“土改”的人里有個作曲家，於是他幫忙寫起了歌詞，“我們從首都來，排成整齊隊伍，來自各階層，萬眾一條心！”這什麼呀這是！他實在是沒理由瞧不上趙樹理。

      新中國初那些關於文藝的大大小小運動，就是給中國作家定了一個新的規約，新的體制下展開創作，而這體制性的規約是背離文學本質屬性的，原來文學的本質屬性對人生的懷疑，對現實的批判，甚至對未來的懷疑絕望都是正面的無可非議的，包括感傷，迷惘，沉淪，渴望等情緒是文學天空必不可少的雲彩，去掉所有這些，文學不是一棵活着的樹，而是一根旗杆了，而新社會的政治性的文學政策與文學創作之間就成了一種悖論的結構。新制約就比如踢足球，規定踢進自家球門為進球，只要改變戰術和略加訓練，不是不能比賽。中國作家也太難了，他們漸漸清晰了自己的處境，“錯誤和挫折教訓了他們，使他們比較的聰明起來了。”這是引用毛主席語錄里的句子。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作家們已經會自我調整，自我約束，踢起了“朝自家球門進球”的足球比賽。五十年代那批老作家“魯郭茅巴老曹”，王小波戲稱好像是用蒙古話罵娘，他們解放前的作品要重印再版，還得無一例外地加個序言，要檢討和批判一下自己的“舊作”里的“舊思想”，魯迅幸好死了，如果活到新中國，正如所傳的“要麼閉口不說話，要麼關到牢裡還在寫”。這是毛主席的判斷。

       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它確立了革命文藝的體制和規範，已組織化的形式使社會主義革命文藝與黨的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文學是革命事業的組成部分，是黨事業的一條戰線，中國作家從此也就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利控制下的“宣傳隊伍”，“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筆”。用周揚的話就是寫政策，每個作家都是戰士，要聽指揮守紀律，所以我們再也出不了偉大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