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止孔子，景行行止。格物致知，致中中和。泱泱华夏，唯子独尊。悠悠我思，天下至诚。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曾以一本畅销书《丧家狗：我读〈论语〉》而轰动整个知识界。“丧家狗”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现代文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而不是望文生意为“无家可归的狗”，丧事人家无暇照看狗，所以狗环顾四周，无人理会，因而很失意,礼崩乐坏、王道凌迟之际，人们属意孔子，希望他能救世，正如仪封人所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虽立志于此，但处处碰壁，因而也很失意，恰如“丧家之狗”一样。但他很谦虚，不敢当人们对他“丧家之狗”的称赞，这和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孔子看来，“丧家之狗”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一种褒义和善意的比喻；而在李零先生看来，“丧家之狗”不但是孔子现实生活的写照，带有嘲讽和挖苦的味道，而且孔子也接受这一比喻以自嘲。真可谓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言海也。李零先生还道，一个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势必要沦为丧家狗”，笔者想，孔子绝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他本着“斯文在兹”的文化理想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救世情怀，席不暇暖、奔走呼告，干七十余君而不遇，甚至困厄于陈蔡之间，然正如颜回所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的文化理想和救世情怀，不但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而且也为中国人涵育和调护了一个精神家园。百余年来，国人非但没有推倒南宋朱熹靠帝王“淫威”筑起的高墙，也没有揭穿汉武帝时代以来言为“儒术”实为“秦政”的假象。却挥舞着各种思想的“刀片”来批判和颠覆孔子，使得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隐而不彰。正如黑格尔曾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但愿总有一天，当我们提到孔子，仿佛亲临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而自身不至于落到李零先生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丧家之狗”。

      李零先生对孔子“去圣入凡”的观点，笔者是可以接受的。 李零说：“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只有“复归于朴”放下所有成见，用自己的眼光和思维去感悟孔子，获得的才是对自己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孔子一生颠沛流离，靠殡葬业为生，中年做了几年官吃了几年皇粮。热衷于教育后人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孔子三岁父亲过死，十七岁母亲过世，没几年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过世，孔子六十七岁周游列国时夫人过世，来不及赶回去办理后事，七十岁儿子过世，七十一岁自己爱徒颜渊过世，七十二岁子路过世，自己七十三岁过世。在所有人眼里，孔子一生真是可怜，他的内心始终在封存对失去亲人的痛苦。而最了解孔子命运的人是他自己，他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他最懂得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他教导学生立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已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孔子“由凡转圣”靠的是他死后学生的宣传，据司马迁描述，孔子的七十七位高足中有位卫国商人子贡，入孔门后在言语科排在宰予之后为第二位学长，孔子晚年很赏识子贡，而子贡似乎早就领悟到老师“奇货可居”，在孔子生前就开始搞“个人崇拜”，吹捧老师比作太阳和月亮，孔子死后又在老师墓前搭草房居留六年服丧。子贡一直是商学两不误，在孔子死后一直游说诸侯赞扬老师思想，当然赞扬老师也就是捧红自己，这就是朱维铮教授说阐述的“学随术变”的最雏形。孔子学生在孔子死后一般都从事教育工作，《韩非子》里记叙“孔子后，儒分八派。”笔者认为《论语》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孕育出世。论语的内容分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孔子和弟子真实的对话。第二类是传说中的孔子和弟子的对话。第三类是曾参和有若的弟子们将自己老师言语的编入。由于汉以前《论语》的编撰版本很多，第一类和第二类如何区分已经无法考证，后人只有通过对孔子思想的探讨才能分别出，哪些是孔子真实言语，哪些是他的学生发挥想象的杜撰。比如《颜回问仁》是孔子直言可能性很大，因为颜回是孔门“德行科”也就是哲学系最优秀的，他和老师关于“仁”的对答肯定引起周围学生正襟危坐般洗耳恭听。还有《论语，乡党篇》里“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听到马厩着火后，关心的是有人受伤吗？而没问马怎么样，这样的“以人为本”精神很难是学生们杜撰出来的。至于第三类内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论语》最早的编撰就是曾参和有若的弟子。理由很简单，《论语》里写的很明确“曾子曰，有子曰”只有对自己的老师才尊称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