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後，隨着建造技術跨越的進步，高大多層的木造樓閣出現後更需要匾額，楹聯或者中堂加以“點睛”。於是乎書法也發展出寫大字的“榜書”，這在明《大書長語》中有記載。但當時還是受嚴格的“官階”規定，直到晚清從商的門面店鋪才開始掛起匾額作為廣告，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琉璃廠大街，自清以來一直是條著名的書畫文物商業街，走在這街上即便不探眼每家店鋪的文物書畫，就是這兩列匾額足以令人目不暇接。光緒進士朱彭壽歸納出56個吉祥字用作市肆字號，記得前幾個字是“順裕興隆瑞永昌，，，，”為這些匾額題字的歷代名人或書法家似乎都遵循這一“規則”。我們可以看到著名的“榮寶齋”，“尊漢閣”，“悅雅堂”等。

       中國自古有訓話，詩要言志，文要載道。脂硯齋評《石頭記》說，曹雪芹喜歡在詩歌，匾額里擺弄文字技巧，殊不知雪芹先生深通詩經楚辭。即便現代還有《圍城》，《湘行散記》這樣包涵作家自身情懷的名著，匾額亦復如此。記得好幾年前，文物拍賣行新聞里見到一則，“一方大年為黃賓虹篆刻的雞血印：澗廬”，大年便是西冷元老童大年，可是黃賓虹似乎常用“虹廬”這一方印，而“澗廬”倒讓我想起了齊白石先生為琉璃廠商鋪題字的匾額。因為和規範的“吉祥字”稍有出入，所以“澗廬”匾額不容易忘記。

        澗為兩山之間溪流水溝，廬為小屋。當然“三顧茅廬”的可能是大宅吧！白石老人題“澗廬”匾額，我覺得老人內心有一種回歸自然的情趣，正如王德威先生說論述的，中國文人自古有一種抒情情懷有別於西方。我覺得自古文人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但又不完全是，雖然儒家思想自漢以後被帝王權勢給捆綁，道家思想始終隱藏在文人心裡，所以在仕途中受到挫折時，就會選擇“迴避”，而這“迴避”不是消極，倒是一種反抗精神，東晉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這種反抗的情操。陶淵明年輕時也曾胸懷大志，但因不滿官場的腐敗黑暗，每次做官都任期不長，繁文縟節而決心歸隱，躬耕維生。“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他的詩歌散文里的“東籬悠閒，菊花高雅”的從容自得足足影響了唐宋兩世代文人。“豪華落盡見真淳”，這是元好問先生對他的最高評價，人處世處文表以清談，但清淡里頓現“豪華”，“澗廬”區區兩字不也突顯同樣的情操嗎？“溝渠澗水，夕陽一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