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兩年前注意到了成一農先生所著《跳出“唐宋變革論”》引起國內史學界討論之事，就其內容也是兼論當今中國古代史研究存在的諸多缺陷。成先生的觀點之所以被熱議至今，與中國史學界多年來擱置曾經被公認的史學觀點而出現空窗期不無關係，筆者結合自身認知補充如下觀點供諸位研究分享。

        在近十多年來圍繞“唐宋變革論”而引發的諸多“變革論”的興起和質疑可以看到，這些質疑基本局限於“變革論”框架之內並未針對“變革論”本身的真正問題，因為“變革論”僅僅是一個強烈的主觀認識或理論而不是歷史事實，所以討論“變革論”正確與否意義不大。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隱藏在“變革論”身後的對人類歷史進程認知的變化及其意義。由近代日本學者和歐美學者所倡導的“唐宋變革論”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史觀共識基礎上的，這個共識就是認為“人類不同文明的進程是相同或相近。”按照這個共識以歐洲歷史分期作為模式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代”，且以歐洲歷史脈絡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歷史脈絡來理解中國歷史，其中將歐洲歷史上產生重大變革的“文藝復興時期”套用在中國歷史就油然而生出“唐宋變革論”，其中主要包括土地所有制變革，貴族的衰落和市民的興起及城市的興起。

        近代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和其學生宮崎市定的論著被介紹到中國後曾盛極一時，其時間段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國內史學界開始對舊蘇聯斯大林版的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提出異議時期。在內藤湖南眼裡，中國歷史從中古轉變為近世，是在唐宋時期發生重大變革，此學說認為唐末五代是自中世轉入近世期的典型過渡階段，蓋因唐宋之際，無論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至宋代遂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也就是許多近世的歷史現象，都在宋代逐一顯示出來，因此唐末五代是各類史事逐漸轉變的過渡期。內藤湖南於1922年5月在《歷史和地理》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闡明了“變革論”主要觀點，所謂唐宋時代是一個常用提法，而在歷史學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實是毫無意義的概念，因為史學家尤其是古代學者以朝代更替演變為研究對象，根據朝代來區劃時代在學術上有修正的必要。如果唐代尤其是中唐看成“中世”的末端，通過五代過渡期，北宋看成“近世”的開端，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至於要將此變化稱作為“變革”呢？

         從政治上說唐宋交接就是貴族政治的頹廢和君主獨裁的興起。內藤認為，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貴族政治最為繁盛時代，這一時代貴族政治有別於上古時代這裡指秦統一之前所謂“天子賜予領土於庶民”，而是各地方的名門望族其長期延續而產生的結果，“譜學”興起就是例證，也就是各家大姓都修自己的家譜和事跡，在《唐書》甚至到《南史》《北史》也能讀到。像這樣的名門望族甚至超越了他們的政治地位，唐太宗在位時曾命人調查各地家譜，北方第一流門第是博陵崔氏，和范陽盧氏，而自己家的隴西李氏卻居三流而已，這樣的門第座次即便是天子家門也很難改變。在南朝，王氏謝氏比天子家門要受重視得多，也影響了當時的通婚和官僚的分配，即便是唐朝李家當政，在朝貴族也沒有自為臣下的心態。到了唐末五代的過渡期，君主獨裁政治才逐步取代了上述衰落下來的貴族政治，於是在朝的高官顯爵無法再依靠家族名望來獲取，至宋開始真正意義上的通過科舉選拔官僚才得以實現。我們可以從六朝到唐代貴族參與君主廢立的事例得到證實，而同樣宋以後地方氏族家庭的有識之士通過科舉站到了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制高點。當然元代是個特殊例子，貴族參與君王廢立其背景還是蒙古文化落後於當時中原漢文化。在唐宋政治結構變化中，內藤提出了注意宰相的權力變化，在唐代宰相作為尚書省最高權力集中和集君王秘書的中書省，名門貴族的門下省成三足之勢，當然宰相自身也是名門望族。不過宋代尚存唐代遺風，宰相握有相當大的權力，所不同的是此時宰相可以被天子輕易罷免和提拔，北宋的寇準，丁謂等人的境遇變化可見一斑。到了明清完全不置宰相職，同等的內閣大學士其實是君王的政策執行官或秘書。

         與此同時，平民的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在貴族時代平民被視為奴隸或者僱工，在經濟和社會地位沒有獨立的可能。中唐以後，平民大多成為貴族的佃農和土地分配製度的變革不無關係，到了宋代手工業商業的興起，讓平民在繳納地租或以金代兵役有了更多的自由。王安石的青苗法雖然觸碰了氏族階層的收入來源得到在朝的激烈反對，但以國家低利率資金融通也可以認可平民對土地收成的自由處置。

         在官吏的選拔方面，六朝時代天下官吏以“九品中正制”選拔完全被貴族權力所左右，當時流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氏族”的說法。隋唐實行的科舉依然有貴族色彩，名門土豪推薦給主考官的考生是不會輕易被拒絕的,從唐代到宋初的科舉考試以帖括和詩賦為主，帖括類似於現在的填空考背誦能力，詩賦當然考文學能力，因此這種考試與其說是考學科不如說是考記憶或草擬文章的能力而已，而到了王安石時代是以經義代帖括，以策論代詩賦，無論後來演變成多少走向形式主義，但其本身貼近社會，走務實道路是不能否認的，這和元代開始推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為考試教材又有根本不同之處。

         唐宋在政治經濟事態也發生根本變化，在朋黨紛爭方面，唐代朋黨紛爭純屬貴族之間的權利鬥爭，而宋代朋黨之爭明顯表現出政治傾向上的不同，這是由於政治權利脫離了貴族，政治分歧成了樹立黨派的主要目的。在經濟方面，唐代雖鑄造了著名的“開元通寶”，持續鑄造貨幣，但流通總量依然很少，從宋代開始貨幣的流通開始盛行，而且還使用銅錢取代絹布，棉等物品貨幣，同時紙幣的通行也在宋代，至元朝幾乎不在鑄造銅錢而有紙幣取而代之。到了明代濫印紙幣搗亂物價後，紙幣流通才被銀子取代後戛然而止。內藤認為，唐宋交替之際是實物經濟的結束和貨幣經濟開始的更替期，至宋開始對於貨幣廢除了以重量作為單位而以錢的個數用來換算也是步入近代的一個標誌。

         唐宋在學術文藝性質上發生顯著變化，唐初經學猶存漢魏六朝之風注重“家法”，雖可對舊學說提出疑問但絕不可立新。所以初唐著述以義疏為主，所謂義疏就是對經書作細緻解釋但原則上“疏不破注”，中唐開始樹立一己已成普遍，最早出現過《春秋新說》，宋代以後這種傾向極端發展起來，包括“新儒學”的抬頭，學者自稱在經典里發現千古不傳的“遺義”其實大都是自家一言而已。六朝至唐在文學上流行四六文，“初唐四傑”被後人推崇的還是姘文或小賦，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諸家復興古文體也就是古體散文，雖然最後靠歐陽修推波助瀾，但文章的自由表現發端在於韓柳。詩到六朝為止只是五言，即便是盛行之時也就是《昭明文選》之列。而盛唐開始詩風大變，格律起源南朝，而全盛在盛唐，明胡應麟說“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李杜之後大家輩出，唐詩對情感渲染到淋漓盡致，而宋詩注重哲理別具一格。同時宋以後音樂的高度發達扶持了宋詞元曲的進步和革新。內藤最後在繪畫和建築方面闡述了唐宋變革，他認為唐宋之際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劇變是古代或者近代所沒有的，它足以成為中國有“中世”至“近代”的轉折點。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