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倾听了陆扬教授关于“晚唐清流文化”的学术讲座，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此讲座的副题“所谓唐宋变革论的再反省”，因今年四月笔者曾对“唐宋变革论”花了大力气作了剖析，所以对陆教授的“清流文化”有了格外留意。首先，恕笔者直言有关“清流文化”还是初次听见，在整个演讲过程中，笔者始终在总结有关“清流文化”的概念，很遗憾陆教授没有就此概念作以明确归纳，而着重叙述“清流文化”的构成和演变。其次，陆教授通过对“晚唐清流文化”的分析，并没有结合“唐宋变革论”得出什么标新立异的观点，仅仅是提出了由晚唐终结中古史有牵强之处而应该注意五代十国这一过渡期。笔者觉得陆教授所提出的“清流文化”能否对划清中古史提供力证倒是其次，主要是它和“唐宋变革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当然重视“晚唐清流文化”有它的研究意义。笔者尊重陆扬教授关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毕竟在当代国内唐代史研究领域，陆教授是圈内里的“圈内精英”，以下结合陆教授的演讲试着对“清流文化”的概念和其影响作补充说明。

      首先有必要对“五代十国”作一简单表述，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大“分裂期”之一，该时期由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统一大部分汉地为止。五代十国实质上是晚唐政治与藩镇割据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较强，自命承继大统的中央政权鼎革五朝，故统称为“五代”。除了首末两代后梁、后周由汉人建立以外，中间三代后唐、后晋与后汉则由沙陀所建立。虽然“五代”实力似乎较为强大，但仍无力控制整个唐时疆域，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或自立为帝、或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其中十个国祚较长、国力较强的国家被统称为“十国”。这个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大员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火连年不休，统治者多重武抑文。中原的内乱，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和辽朝得以建立。此一时期也是唐、宋之间的地缘关系重整时期。从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期间，中原地区依次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年梁王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标志着五代十国的开始，后周随后被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所篡，五代结束。十国方面，江南以吴国最强，而后被齐王李昪夺位，建国南唐，其次有吴越与闽国等。湖广则被荆南、楚国与南汉等占据。南唐国力较盛，因多次用兵于闽国、楚国而国力衰退被后周击溃。蜀地有前蜀、后蜀，国家富强，是仅次于南唐的强国。北汉是唯一在北方的十国，是后汉刘氏后裔所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与其弟赵光义相继扫荡其他中原诸国及地区，最后于979年统一汉地大部分地区，十国归宋。

       陆扬教授在演讲中提出“清流”时首先例举了晚唐朱温所发动的臭名昭著的“白马之祸”，当时主持屠杀手无寸铁的三十余位朝中大臣的李振建议朱温，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此辈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台湾学者李敖曾在《蝙蝠与清流》一文中如此评价中国古代的所谓清流：“清流人物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不难看出陆教授言下的所谓“清流”和历史上李振和当代学者李敖对“清流”的提法都有出入。笔者试着从陆教授的演讲叙述中大致总结出的“清流”概念是，有别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望族和宋朝的士大夫，是社会上层的一个文化群体，这一群体对朝廷后宫生活有着崇拜的想象，自身生涯以代朝廷立言为傲，文学造诣有别于诗词歌赋而在于起草朝廷圣旨和为圣上代言为荣。这一群体的先祖或许也是名门望族，但到了他们这代完全依靠自身文学修养而苟活下来。陆教授认为，这一群体没有因晚唐政权的削弱而消失，进入“五代十国”后依然以一种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直到被赵宋士大夫阶层所取代。

      陆扬教授在演讲中例举了李商隐的恩人，在朝廷地位显赫的令狐楚被同时代文人推为“古文文宗”，其四六姘文就是为朝廷代言深受当时文人羡慕，大有“清流文化”的印迹，而在清代文人总结的各种诗文集子中似乎哨声匿迹，可见真正的文学精品是跨过时代经得起洗练的。其次例举了著名书法家杨凝式生平，杨科举及第已近晚唐，后在五代官运亨通，可见“清流文化”在五代时期的扩散。笔者不否认陆教授对此做了大量的资料采集，而这样的工作正是默默作学问的“寂寞”，得出结论实为难得，不过笔者认为“清流文化”扩散到五代和“唐宋变革论”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谈何“所谓唐宋变革论的再反省”？陆教授也明确指出无意质疑“唐宋变革论”。同时我们必须正视五代十国时代“武人治国”是大气候，晚唐遗风的“清流文化”到底起到多少颠覆历史的作用，依然有待强力的力证。笔者觉得“清流文化”不如改为“清流现象”更为贴切。

      笔者在今年四月底写成《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其文中精髓是指出由内藤湖南先生在上世纪早期提出这一变革论，是推翻了在民国初期以来国内史学家始终以政治斗争为划分中国史观的非世界主流治史思想，同时《唐宋变革论》不是真理，是可以让后人加以讨论和推翻的，它体现的是一种治学精神。 笔者认为，中国多少年来只有“精致的平庸”原因是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环境的制约和研究模式的缺陷。至少目前的中国教育大纲依然狭义的受到国家体制的束缚，从普及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和教师队伍的更新都在公知的道理下运转，而这样的运转使得本来应有的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思维受到压制或排斥。笔者赞扬陆扬教授正朝着摆脱这个方向在努力，也期待更多的学者抛弃当今世俗的诱惑，为学问为后人留下一点经得起探讨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