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傾聽了陸揚教授關於“晚唐清流文化”的學術講座，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此講座的副題“所謂唐宋變革論的再反省”，因今年四月筆者曾對“唐宋變革論”花了大力氣作了剖析，所以對陸教授的“清流文化”有了格外留意。首先，恕筆者直言有關“清流文化”還是初次聽見，在整個演講過程中，筆者始終在總結有關“清流文化”的概念，很遺憾陸教授沒有就此概念作以明確歸納，而着重敘述“清流文化”的構成和演變。其次，陸教授通過對“晚唐清流文化”的分析，並沒有結合“唐宋變革論”得出什麼標新立異的觀點，僅僅是提出了由晚唐終結中古史有牽強之處而應該注意五代十國這一過渡期。筆者覺得陸教授所提出的“清流文化”能否對劃清中古史提供力證倒是其次，主要是它和“唐宋變革論”並沒有實質性的衝突，當然重視“晚唐清流文化”有它的研究意義。筆者尊重陸揚教授關於上述問題的提出，畢竟在當代國內唐代史研究領域，陸教授是圈內里的“圈內精英”，以下結合陸教授的演講試着對“清流文化”的概念和其影響作補充說明。

      首先有必要對“五代十國”作一簡單表述，相對於“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兩大“分裂期”之一，該時期由唐朝滅亡開始，至宋朝統一大部分漢地為止。五代十國實質上是晚唐政治與藩鎮割據的延續。唐朝滅亡後，各地藩鎮紛紛自立為國，其中位在華北地區，軍力較強，自命承繼大統的中央政權鼎革五朝，故統稱為“五代”。除了首末兩代後梁、後周由漢人建立以外，中間三代後唐、後晉與後漢則由沙陀所建立。雖然“五代”實力似乎較為強大，但仍無力控制整個唐時疆域，而其他割據一方的藩鎮，或自立為帝、或奉中原王朝為正統，其中十個國祚較長、國力較強的國家被統稱為“十國”。這個時期時常發生地方大員叛變奪位的情況，使得戰火連年不休，統治者多重武抑文。中原的內亂，給契丹國南侵的機會和遼朝得以建立。此一時期也是唐、宋之間的地緣關係重整時期。從唐朝滅亡至北宋建立半個多世紀期間，中原地區依次出現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史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907年梁王朱溫篡唐建立後梁標誌着五代十國的開始，後周隨後被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所篡，五代結束。十國方面，江南以吳國最強，而後被齊王李昪奪位，建國南唐，其次有吳越與閩國等。湖廣則被荊南、楚國與南漢等占據。南唐國力較盛，因多次用兵於閩國、楚國而國力衰退被後周擊潰。蜀地有前蜀、後蜀，國家富強，是僅次於南唐的強國。北漢是唯一在北方的十國，是後漢劉氏後裔所建。趙匡胤建立宋朝後與其弟趙光義相繼掃蕩其他中原諸國及地區，最後於979年統一漢地大部分地區，十國歸宋。

       陸揚教授在演講中提出“清流”時首先例舉了晚唐朱溫所發動的臭名昭著的“白馬之禍”，當時主持屠殺手無寸鐵的三十餘位朝中大臣的李振建議朱溫，將他們的屍體投入黃河：“此輩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台灣學者李敖曾在《蝙蝠與清流》一文中如此評價中國古代的所謂清流：“清流人物立身方正，絕不打圓場；他們出淤泥而不染，絕不和稀泥……他們可能站錯了一邊，但是絕不站中間。”不難看出陸教授言下的所謂“清流”和歷史上李振和當代學者李敖對“清流”的提法都有出入。筆者試着從陸教授的演講敘述中大致總結出的“清流”概念是，有別於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望族和宋朝的士大夫，是社會上層的一個文化群體，這一群體對朝廷後宮生活有着崇拜的想象，自身生涯以代朝廷立言為傲，文學造詣有別於詩詞歌賦而在於起草朝廷聖旨和為聖上代言為榮。這一群體的先祖或許也是名門望族，但到了他們這代完全依靠自身文學修養而苟活下來。陸教授認為，這一群體沒有因晚唐政權的削弱而消失，進入“五代十國”後依然以一種文化形式流傳下來直到被趙宋士大夫階層所取代。

      陸揚教授在演講中例舉了李商隱的恩人，在朝廷地位顯赫的令狐楚被同時代文人推為“古文文宗”，其四六姘文就是為朝廷代言深受當時文人羨慕，大有“清流文化”的印跡，而在清代文人總結的各種詩文集子中似乎哨聲匿跡，可見真正的文學精品是跨過時代經得起洗鍊的。其次例舉了著名書法家楊凝式生平，楊科舉及第已近晚唐，後在五代官運亨通，可見“清流文化”在五代時期的擴散。筆者不否認陸教授對此做了大量的資料採集，而這樣的工作正是默默作學問的“寂寞”，得出結論實為難得，不過筆者認為“清流文化”擴散到五代和“唐宋變革論”沒有原則性的衝突，談何“所謂唐宋變革論的再反省”？陸教授也明確指出無意質疑“唐宋變革論”。同時我們必須正視五代十國時代“武人治國”是大氣候，晚唐遺風的“清流文化”到底起到多少顛覆歷史的作用，依然有待強力的力證。筆者覺得“清流文化”不如改為“清流現象”更為貼切。

      筆者在今年四月底寫成《再議唐宋變革論及意義》，其文中精髓是指出由內藤湖南先生在上世紀早期提出這一變革論，是推翻了在民國初期以來國內史學家始終以政治鬥爭為劃分中國史觀的非世界主流治史思想，同時《唐宋變革論》不是真理，是可以讓後人加以討論和推翻的，它體現的是一種治學精神。 筆者認為，中國多少年來只有“精緻的平庸”原因是中國史學傳統研究環境的制約和研究模式的缺陷。至少目前的中國教育大綱依然狹義的受到國家體制的束縛，從普及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選拔和教師隊伍的更新都在公知的道理下運轉，而這樣的運轉使得本來應有的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思維受到壓制或排斥。筆者讚揚陸揚教授正朝着擺脫這個方向在努力，也期待更多的學者拋棄當今世俗的誘惑，為學問為後人留下一點經得起探討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