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頭是大學時代我們年級的政治指導員，我們當面叫他高指導，背後就叫他高老頭，雖然他並不老，頂多三十五、六歲。

            高老頭是復員軍人，老婆孩子都在農村，隻身一人住在學生宿舍樓里。政治指導員，顧名思義就是對學生管頭管腳的人，自然不受歡迎。加上高老頭出身農村，從口音到衣着都透着土氣。為人老實木訥，不善言辭，做起思想工作來也顯得生硬死板，所以經常是學生在背後嘲笑的對象。

            當然年少氣盛的我們是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淺薄的，也從未從他的角度想一想他的工作是多麼難做。我們進大學的時候，正是八十年代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期，校園裡的氣氛非常活躍，每周都有青年講師和研究生舉辦的各種講座，其中以介紹西方哲學如尼采、存在主義之類最為熱門，常常是一座難求。在那種氛圍的影響下，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和行為規範都與高老頭他們很不相同了，在許多問題上都是談不到一起去的。在自以為是的我們眼中他就是個“老古板”，而我們的一些想法和行為在他看來也是荒誕不經的。要他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真是勉為其難了。

            其實男生還好對付，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些也罷了。對付女生就更難了，何況外文系的女生總顯得更時髦和前衛些。大學四年，高老頭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和我們交流的好方法。對於我們，他基本上是敬而遠之，有時有事來女生宿舍通知，他總是站在門口，背書似地把要說的話說完了，也不管我們的反應，轉身就走。當然這又免不了招來一陣鬨笑。

            大學裡的政治課，教的是黨史。其實非專業課的大課，都不太受學生的重視，加上黨史老師的教學方法實在不敢恭維，照本宣科，乾巴巴的，一點兒也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所以逃課是很普遍的現象。有一次，應該六、七十人的課，只去了十二個，連老師正好湊了個“最後的晚餐”的數，氣得老師摔門而去，鬧到了系裡。系主任轉手就把整頓自由散漫風氣的任務交給了高老頭。高老頭立即行動起來，年級里談，班級里談，宿舍里談，個別談。談了一圈還不夠，高老頭決定要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由他來教，每個宿舍派兩名代表參加。也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學習小組碰頭的時間定在每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 -- 那可是約會和舞會的時間啊! 結果是誰也不願參加，代表都是抓鬮產生的，那些不幸被選中的人個個叫苦連天。於是就有幾個男生密謀要讓學習小組辦不長，把學習變成辯論，把高老頭駁倒。男生中不乏幾個能言善辯、強詞奪理之人，有兩個還自稱通讀了資本論原著的，高老頭哪裡是他們的對手？辯論結果可想而知。到最後，高老頭的臉憋得通紅，半天只說出一句話來：“歪理一千條，真理只有一條! 共產黨就是好!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學習小組最終沒辦下去。大家一鬨而散，高老頭的威信徹底掃地。

隨後就發生了“六四”。短短幾個月裡，我們好像經歷了許多、成熟了許多。

            “六四”以後，原以為象高老頭這樣的人可以大展身手了-- 正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嘛。卻遲遲不見他的動靜。後來聽說他在一個會上說錯了一句話，被認為立場不鮮明，從此不被重用。他說的是：“學生們瞎鬧是不對的，但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動用軍隊。畢竟是些孩子啊!”

            那以後很久我都會想起高老頭的那句話。想起我們年少無知的種種頑劣，我們對他的看不起和不尊重，他應該是能感覺到的，但他每次都忍過了，是不是也因為我們“畢竟是些孩子”而寬恕和原諒了呢？

            出國後，有一年一位前室友來美出差。歡聚一堂之際，說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她給我們講了高老頭後來的際遇。我們畢業後，高老頭一直不得志，農村的老婆孩子沒能調入上海，他那點兒政治指導員的工資也越來越難以支撐一家兩地的生活。在經過痛苦的思索後，高老頭的思想終於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 他辭職下海了。仗着會幾句俄語，他與人合夥去俄羅斯販滑雪衫。誰知第一次去就在俄羅斯境內遇到了土匪。土匪搶了錢和貨物後，見他能聽懂俄語，怕他報警暴露了他們的首尾，竟將他殺害了! 同去的人卻因為不懂俄語而撿了一條命。

            聽了室友的講述後，我們都不知說什麼好。有人重重地“唉”了一聲，此後便是長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