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上街抓“間諜”

格力董小姐關於海歸可能是間諜的一番言論，引起50，60後的一段歷史回憶。

那是60年代初，那場饑荒剛剛有所緩解，而另一場史無前例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山雨欲來風滿樓。作為小學生的我們，也開始躍躍欲試。雖然每個月只有20來斤糧食，還沒放學就飢腸轆轆，就等着那每天一干一稀的地瓜粥果腹，雖然有海外關係的同學經常可以帶着香港親友寄來豬油炒麵來當伙食，但我們仍堅定不移地相信，美帝國主義，台灣反動派亡我之心不死，地主老財的牆縫裡藏着變天帳，就等着國軍登陸，重新收回財產。總而言之，階級敵人虎視眈眈，稍不留意，人民政權就會得而復失，到那時候，人們只能當牛做馬，只能吃樹皮草根，連地瓜粥都沒得吃。

於是，課間時候，我們同學常常會聚在一起討論階級鬥爭新動向：如某某牌香煙的圖案寫着打倒共黨的反標，某某自行車的車徽是國民黨的黨徽，等等，等等。大廈將傾，安靜的書齋里竟容不下一張書桌。心動不如行動，我們幾個小夥伴決定，要上街抓間諜。

我們敏銳地覺察到，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間諜活動的地方應該是郵電通信這些要害部門。於是，我們就來到郵電大樓埋伏，以等蛇出洞以便捕捉，這是教科書級別的敘事，所以應用起來得心應手。

果然，有一天，我們發現有幾個人“鬼鬼祟祟”地走入郵電大樓，他們互相之間不說話，只是用手勢，眼神交流。一個領頭的用手打了個手勢，其他幾人就緊跟着他行動，這不就是妥妥的間諜嗎？於是我們決定分頭行動，幾個人繼續跟蹤，另外幾人跑到旁邊的派出所報案… …

然後就把這幾個人給扣留了，一查，說是幾個聾啞人出來逛街，其它就語焉不詳。

後來，區教育局派人來給我們作報告。也是通行的三明治模式：首先肯定學生的思想覺悟高，然後是學生還是以課堂學習為主，為將來當好接班人作準備，最後還是表彰了一下學生的革命熱情，要繼續發揚光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