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各宾派到布尔什维克：法国革命传统、街头政治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

——论民主代议制、群众动员与革命暴力的历史谱系

摘要

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旧制度，而且创造了现代政治中一组具有持久影响的基本概念，包括人民主权、公民平等、共和主义、宪政、代议制以及群众政治。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产生了以巴黎群众、政治俱乐部、街头集会、群众起义和革命暴力为特征的直接政治传统。雅各宾派正处于这两种传统的交汇点：一方面，它通过国民公会、革命法律和共和制度追求人民主权；另一方面，它依赖巴黎群众和革命组织，并在内外危机下建立非常政治机制。

法国革命的这一双重遗产随后经由巴贝夫、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巴黎公社进一步发展，并最终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历史参照。列宁重新解释了雅各宾派的组织能力、革命先锋和非常政治经验，使法国革命传统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新的政治形式。本文认为，法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能简单理解为制度移植，而应理解为一种政治思想和革命实践的历史谱系：人民主权、革命组织、群众动员、阶级政治以及非常状态等概念，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被重新解释。法国革命的遗产因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奠定了现代民主和公民政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街头政治以及革命政权以“人民”的名义突破正常法律秩序时可能产生的制度风险。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街头政治；革命暴力；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列宁；布尔什维克

一、引言：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政治遗产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1789年以后，“人民”“公民”“自由”“平等”“共和国”等概念不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而成为现实政治制度和群众政治的组成部分。

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创造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政治遗产。

第一种是制度化的民主—宪政遗产，包括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宪法、代议制和共和主义。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是革命—群众政治遗产，表现为群众集会、政治俱乐部、街头示威、武装起义、群众直接行动以及革命暴力。

两种传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政治俱乐部和街头群众曾经共同构成革命政治的运行机制。雅各宾派正是这一结构最典型的历史实验：它既参与代议制政治，又依靠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既以人民主权和共和主义为合法性基础，又在革命危机中实行非常政治。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

>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现代代议制民主，也创造了现代街头政治；雅各宾主义则构成了二者发生紧张关系的第一个经典案例。**

这一历史经验后来经由巴贝夫、马克思、巴黎公社和列宁等思想家及政治运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并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法国大革命：人民主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

（一）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

1789年以前，法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制、等级制度和传统特权基础上。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突破，在于将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从君主转向民族和人民。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提出，主权原则上存在于国民之中。这一原则意味着，政府不是政治权力的原始拥有者，而是人民主权的制度化表达。

这一变化构成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基础。但人民主权一旦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谁能够代表人民？

现代国家通常通过选举、议会和政府制度实现人民主权：

人民 → 选举 → 代表 → 议会 → 法律与政府

然而，法国革命同时产生了另一种政治观念：人民不仅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利，而且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直接行动。巴黎群众因此逐渐成为革命政治的重要参与者。

（二）雅各宾派：代议制政治与街头政治的交汇点

雅各宾派最初是政治俱乐部，但随着革命发展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网络。雅各宾主义强调共和国、人民主权、政治平等以及革命政治的组织性和动员能力。

雅各宾派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其议员身份，而来自其能够连接三个政治空间：

议会、政治俱乐部和街头群众。

议会提供法律权威，政治俱乐部提供政治组织，群众运动则提供社会压力。三者相互强化，使雅各宾主义成为一种兼具代议制、组织化和群众动员特征的革命政治。

巴黎的无套裤汉是这一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但代表了城市下层民众积极进入政治领域的趋势。通过示威、集会、武装起义、向国民公会施压以及占据政治空间，巴黎群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

由此，街道不再只是社会生活的空间，也成为政治权力竞争的空间。革命政治因此同时发生在议会、俱乐部和街道。

三、雅各宾主义、革命暴力与非常政治

1793年以后，法国革命进入高度危机状态。法国面临欧洲君主国家的战争，同时又出现旺代叛乱以及其他反革命活动。革命政府因此逐步采取非常措施。

1793—1794年的“恐怖”成为法国革命最具争议的部分。革命政府建立革命法庭、公安委员会等机制，并将打击“革命敌人”作为维护共和国的重要任务。其基本逻辑是：

共和国受到威胁 → 正常制度不足以应付危机 → 进入非常状态 → 革命政府获得特别权力 → 打击反革命力量。

这一逻辑后来成为现代革命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雅各宾主义最值得研究的地方，并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是它对“政治敌人”的重新定义。在正常代议制民主中，政治对手通常是反对党。政府可以失败，反对党可以执政，政治竞争原则上不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生死敌人。

革命政治则可能产生不同逻辑：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如果反革命被认为不是正常的政治反对者，而是试图摧毁人民主权的敌人，那么政治竞争就可能从“谁来执政”转变为“谁有资格属于政治共同体”。

因此，政治共同体一旦把对手从“反对者”转化为“人民的敌人”，代议制民主与非常政治之间的边界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是革命暴力产生的重要思想条件，也是雅各宾主义最重要的制度教训。

四、从雅各宾派到巴贝夫：政治平等向社会平等的发展

雅各宾主义主要属于政治革命，但法国革命很快产生了更加激进的问题：政治上的平等是否足够？

如果所有人都拥有公民权，但财富高度不平等，那么这种政治平等是否真正意味着社会平等？巴贝夫及其“平等者密谋”将这一问题推向新的方向，使革命开始从政治平等走向社会和经济平等。

巴贝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出的平等主义方案成为后来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先声。法国革命的历史遗产由此从共和主义逐渐进入社会主义思想：

> **1789年的政治平等 → 1793年的革命民主 → 巴贝夫的社会平等 → 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

这一转变意味着，革命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政治权力属于谁，也包括社会财富和经济权力如何分配。

五、巴黎公社与马克思：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理解法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关键。巴黎公社并不是简单重复1789年，也不是简单重复雅各宾派，而是试图将革命共和主义与工人政治结合起来。

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国革命传统第一次大规模地与现代工人运动发生结合。雅各宾主义的“人民革命”逐渐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阶级革命”。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给予高度重视，并据此重新解释法国革命。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复制1793年的政治暴力，而是法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摧毁封建政治制度，却没有消除社会阶级差异。

法国革命主要解决了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追问经济权力的归属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政治革命进一步发展为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 → 社会革命

这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共和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

六、从巴黎到彼得格勒：列宁重新解释雅各宾主义

20世纪初，法国革命又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俄国革命。列宁熟悉法国革命史，并在讨论俄国革命时多次使用“雅各宾派”这一历史类比。

列宁所关注的并不是简单复制1793年的政治暴力，而是雅各宾主义表现出的高度组织化、革命纪律、政治先锋、群众动员、革命政权以及对旧制度的彻底突破。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换：

雅各宾俱乐部 → 现代革命政党 → 布尔什维克党

这并不意味着雅各宾俱乐部与布尔什维克党完全相同，但从政治组织史的角度看，两者存在值得研究的结构性相似性：革命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将分散的社会不满转化为统一的政治行动。

法国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但雅各宾派逐渐表明，自发群众行动并不足以稳定地掌握国家权力。革命需要组织。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出“先锋党＋群众组织＋革命国家”的政治结构：

群众不满 → 政治组织 → 革命动员 → 夺取政权 → 建立革命国家

法国雅各宾主义因此成为这一政治逻辑的重要历史先例之一。

七、法国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法国革命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主权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强调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虽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形式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存在重大差异，但“人民”始终构成革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第二，革命先锋

雅各宾俱乐部提供了一种重要历史经验：政治革命需要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这一经验后来被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政党重新解释，并发展为先锋党理论。

第三，群众动员

法国革命证明，群众不仅可以参加选举，还能够成为直接的政治力量。这一经验后来被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工人运动和群众动员进一步发展。

第四，非常政治

法国革命最复杂的遗产，是革命政权面对危机时是否可以暂时突破正常法律秩序。这一问题后来在俄国革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断出现，并成为革命国家政治中的核心难题。

八、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传统：继承与区别

如果把这一历史谱系延伸到中国革命，就必须避免简单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线式解释。

中国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中国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经验。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一中间环节，法国革命传统确实进入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背景。

其中值得注意的概念包括人民、革命、群众、革命组织、革命敌人、群众动员以及革命政权。尤其是群众政治与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比较研究的重要议题。

但是，法国革命发生于18世纪欧洲君主制与等级社会，中国革命则发生于20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环境。二者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

> **法国革命提供了现代革命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语言和政治经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则对这种经验进行了重新理论化，中国革命又在自身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了再创造。**

九、街头政治与现代民主：革命传统的制度化转化

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只通向社会主义革命，也通向现代共和主义和公民政治。法国历史同时发展出议会政治与街头政治。

议会政治强调程序、代表、法律和选举；街头政治强调直接参与、社会压力和群众行动。在现代法国，游行、罢工和示威已经成为政治表达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法国社会仍处于革命状态，而是说明革命时代产生的直接政治参与方式，可以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被部分制度化和合法化。

因此，现代法国街头抗争不能简单等同于18世纪革命暴力。它更多表现为：

革命时期的街头政治 → 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抗议政治

街头政治由此成为代议制政治之外的一种社会参与机制，但其合法性仍然受到法律、公共秩序和基本权利的约束。

十、法国革命传统的双重遗产

从1789年到20世纪，法国革命传统经历了多次重新解释：

法国大革命 → 雅各宾主义 → 巴贝夫平等主义 → 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 → 巴黎公社 → 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布尔什维克革命 →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因果链，而是一条政治思想不断重新解释革命经验的历史谱系。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者从法国革命中选择了不同资源：有人强调共和主义，有人强调人民主权，有人强调社会平等，有人强调群众动员，有人强调革命组织，有人强调革命政权。

法国革命的遗产因此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

第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宪政民主，强调：

人民主权＋宪法＋代表制＋基本权利。

第二条道路通向现代革命政治，强调：

人民主权＋群众动员＋革命组织＋政治变革。

两条道路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却存在持续的制度张力。法国历史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把这种张力表现得格外充分。

十一、结论：从法国革命到现代政治的制度反思

法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并不是某一种固定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组持续影响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人民是不是国家主权的最终来源？人民主权应当通过代表制度还是直接政治实现？政治抗议何时属于正常民主参与，何时转化为革命行动？革命政府能否为了保护革命而突破正常法律秩序？谁有权决定谁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组织在夺取政权之后，又应当如何重新建立法治和制度秩序？

雅各宾派正是这些矛盾最集中的历史实验。它一方面继承了人民主权和共和主义，另一方面又展示了群众直接行动和革命暴力可能产生的制度风险。随后，巴贝夫将革命平等主义推进到社会平等；马克思把政治革命推进为社会革命；巴黎公社将革命共和主义与工人政治结合；列宁则重新解释雅各宾主义的组织经验，并将其转化为20世纪革命先锋党的理论和实践。

因此，所谓“法国人的革命传统”，如果作为学术概念使用，与其理解为一种民族性格，不如理解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政治文化：当制度化政治无法充分表达社会诉求时，法国政治文化长期允许社会力量通过公共空间、群众集会、罢工和示威重新进入政治过程。

从1789年的巴黎街头，到1793年的雅各宾政治，再到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这条历史线索显示，街头并不是议会的简单对立面，而是现代政治形成过程中与议会长期互动的另一种权力空间。

法国革命给予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最深刻的遗产，也许并不是某一种具体制度，而是一个关于革命与民主关系的持续问题：

> **人民既可以通过制度行使主权，也可以通过直接行动挑战制度；但是，当人民的直接行动转化为革命政权时，谁来限制革命本身？**

这正是从雅各宾派到布尔什维克之间最值得研究的历史联系，也是法国革命对于现代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具有持久意义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