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未死，“锤垫”先死
锤垫，指的是打铁用的砧子。
铁匠打一把菜刀，把铁块放炉子里烧红之后，左手拿火钳夹着，放在砧子上，右手叮当叮当地打，打着打着，铁块就打成菜刀了。 可是，砧子还是砧子，一点也没变，它没变成菜刀，它也没变成锤子，只是白白挨了一顿打。下一次，铁匠要打一把镰刀，要打一把砍刀，要打一把剪刀，锤垫还继续做锤垫，继续挨打。无辜受罪。
福州人就把锤垫引申指无辜受罪的人。
文革期间，许多人因武斗而死，坊间称这些人为“锤垫”，“刘邓未死，捶垫先死”成为坊间的流行语。
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造反派大多都宣称忠于M，为什么还会彼此激烈冲突，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杀戮？
简短地说：他们有相同的最高政治信仰，但利益、身份、政治目标和对中央指示的理解并不相同。 同一面旗帜下，也可能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
主要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
1. 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执行M路线
文革时期，各派几乎都会引用M的讲话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例如：
一派认为：“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另一派认为：“你们是假造反派，是保皇派。”
双方都相信自己代表”真正的革命路线”，而把对方视为革命对象。
这种现象类似于历史上许多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双方都相信自己才是真正忠于共同信仰的人，因此冲突反而更加激烈。
2. 权力真空导致争夺地方政权
文革初期，大量地方党委和政府被冲击。
于是出现一个问题：
谁来管理城市、工厂、学校、省份？
于是不同造反组织开始争夺：
革命委员会席位 工厂领导权 学校控制权 宣传机构 武器仓库
很多冲突本质上已经变成现实的权力斗争。
例如在一些城市，两派都宣布自己代表中央，都建立自己的指挥部，都控制广播站。
最后只能依靠武力决定谁取得地方政权。
3. 社会背景不同
造反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组织。
里面包括：
不同群体利益不同。例如：有些工人希望推翻厂领导；另一部分工人担心工厂停产影响生活，因此支持另一派。
因此政治口号一样，现实利益却完全不同。
4. 中央态度经常变化
文革期间，北京不同领导人的讲话、文件和表态，有时并不一致。
例如：
今天支持某一派；
几个月以后又批评这一派。
地方组织都努力证明：
“中央支持的是我们。”
于是双方不断争夺中央认可。
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冲突。
5. 武器流入地方
1967年前后，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武斗”。
武斗并不是最初设计的形式，而是在冲突升级后形成。
武器来源包括：
民兵武器 公安库存 军队流出的枪支（不同地区情况不同） 自制武器
结果从最初的大字报、辩论，逐渐演变成“文攻武卫”，
一些地区造成数千甚至更多人员死亡。
6. 地方历史矛盾借机爆发
很多地方原本就存在：
文革提供了政治语言。于是原本普通矛盾变成：“革命”与”反革命”。这种标签化使冲突更容易升级。 7. 暴力不断升级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一旦冲突进入暴力循环，就容易形成报复链条。
例如：
A派打死人；
B派报复；
A派再次扩大报复。
最后很多人已经不是为了政治理念，而是为了复仇、自保或者组织生存。
他们的目的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最初（1966年）很多人确实相信自己的目标是：
“破四旧”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 揭发腐败干部 建立新的革命秩序
但到了1967—1968年，不少地区的冲突逐渐演变为：
因此目标已经从政治理想，部分转向现实权力和组织生存。
于是发生了同一信仰互相屠杀的血腥场面。
他们大多数仍然宣称忠于M的革命，但对于谁代表正确路线、谁有资格掌握权力存在根本分歧。政治口号相似，并不意味着组织利益、身份认同和策略一致。
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既不能简单解释为”理念完全一致却无缘无故互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纯粹争权夺利，而是意识形态、组织竞争、地方利益、中央政策变化和暴力升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这段历史，唯一留存的实物纪念是重庆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陵园。里面荒草丛生，铁门早已生锈，无人问津。这段历史早已从国人的记忆中被抹去，只剩下一群乌鸦在陵墓上空彷徨呜咽，似乎是在为那些冤死的“捶垫”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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