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是不是专门的学问？这未必能得到一个明确、“科学”的回答。但从大多数人的心态来看，养生问题问医生似乎是一个普遍心理。当医生多数很忙，没精力回答养生问题时，也开始听、信一些养生“专家”的意见了。

    然而近些年，“问医生”也在逐渐丧失公信力。因为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府没有足够财政资金支撑医院运行，而允许医院通过“药品加成”自行解决，换句话说，就是医院需要通过“卖药”来维持自身运转，医生某种程度上承担药品“销售员”的部分职能。

    北京由记者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90%以上医生认为“吃回扣、拿红包很正常”，认为这些都算不上“行业公开的秘密”，根本就是完全公开的事实。比如一位在三甲医院上班的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还是实习了几年才正式当医生的大夫，他的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也就是3000多元钱，于是拿点红包、吃些回扣，一个月情况才能好些。

养生“专家”是不是也和医生（百姓目前心中认为的医生）那样“拿回扣”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太多曝光的数据，只能阙疑待考，或者百姓自己静心推理“绿豆涨价”事件背后的经济动因。于是，问题来了，养生究竟问谁？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问“古代的中医”似乎是方法之一，核心理由有四点：

    第一，“古代中医”是以独立身份面对患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医患之间是一种互相直接负责的关系。不像现在，医生其实没法“独立”面对患者，医生在法律上没有主体身份，与患者发生关系的是医疗机构。

医生自己也没有自由，会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绑架。因此，“古代的中医”高度重视患者病情，一旦判断患者的病情将“治而无功”，多半会“辞而不治”。

    且不说扁鹊见蔡桓公那个故事，明代医案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薛立斋曾经看一个虚阳外越的患者，根据其“脉洪大”而断言其必“殒于昼”；李中梓也曾判断夏得秋脉的尚宝卿须“殁于秋”。医患之间互相直接独立面对，就使得医患关系不是一时性的合同关系，而带有延续性，患者可以在疾病治愈后才酬谢医者。这样一来，医患之间的利益瓜葛就少了，或者有了一些限制条件，医生不用“卖药”赚取短期利益。

    第二，“古代中医”的职业精神或者行业精神可以信赖。“古代中医”把行医看作是一种行善积德的行为，比如《全幼心鉴》中记载：“未尝以钱为较”，并不计较挣多少钱，而看重治病救人能“后日子孙荣贵”——今后医生的子孙有荣华富贵。

    医生既然以救人为最高追求，患者也不会没有回应，比如龚廷贤以人参汤治愈的一个病例是以前的“诸医潜退”，又比如与孙一奎前后为患者吴某治病的沈医也是“以无功而行”，医生会自觉地“潜退”，患者也不会将医生告上法庭。

    第三，“古代中医”从来都争取医患彼此信任，把疾患视作共同面对的难题。正基于这种医患互相信任，才能让医生在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的前提下，能选用果断、精准措施。比如薛立斋敢对害怕针灸的患者施某“密针之”，面对不清楚患儿病情而仍索要前药败毒散的家长，他竟敢“佯诺之”，却给予五味异功散加柴胡、升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代中医”是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生命科学最专业的一群人，他们的养生意见具有专业性。

    今天的医生若能兼备“古代中医”的前三条，仍不失为养生的最当咨询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