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里的感恩

劉振東博士

耶穌回答說：“你們把這聖所毀了吧！三天內我要把它建起來。”（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2章19節）

11月8日在美國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以下統稱川氏）成功競選白宮，共和黨重掌美國國會眾參兩院並且31個州的州長，同時共和黨還掌握了24個州的眾參兩院，這是自1922年以來共和黨從未取得過的好成績，也是美國保守力量一個階段性的勝利反撲，是美國大眾以選票對去基督教文化、堅持世俗化、伊斯蘭化的極端左派勢力的一個暫時否定。網友飛雲認為，“（川氏）的當選（和今年的大選結果）使得美國通往有去無回死亡之地的列車得以減速、暫停”。香柏領導力機構的趙曉博士認為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如同英國的退歐不是一個獨立的“黑天鵝事件”，而是由左派長期把持歐洲和美國的鐘擺開始往回擺了。美國要開始回歸保守。網友謝田更進一步認為，“對美國來說，意味着在道義上的歸正；對中國來說，意味着中國復興有了新的契機；中美在道德和正義上的回歸，必然對世界產生極大影響，也會直接影響人類的走向。”

但必須看到，今年總統大選共和黨（GOP）的勝利僅僅是美國這個即將沒落黃昏帝國的一個迴光返照。選舉改變不了一個事實：美國的世俗化運動將持續，由奧巴馬（Obama，以下統稱奧氏）完成的同性戀立法將無法更改（獲選的川氏已表明他將不考慮廢除同性戀立法），由奧氏開始的同廁同浴法將在由世俗化和同性戀左派把持的福利加州繼續推進，由奧氏認可的、已在麻州開始的大麻合法化進程並且已在科州的立法不會被停止。由奧氏開始和主導的伊斯蘭化運動將在美國世俗化大潮中繼續“吃裡扒外”，加上白人裔人口少數化將最終淹沒美國自建國以來所倡導和依賴的普世價值文化。在一個去基督教，後基督教和後西方，沒有上帝的美國，無靈魂的世俗化和泥腿的拉美化沒有視野也沒有能力去阻擋和對抗不寬容、不被同化、野蠻的、帶血腥味的和擴張的伊斯蘭，美國將步入歐洲的後塵。

正如網絡大V解濱所說的，“‘抓兩頭（華爾街和福利票民＋LGBT+穆斯林），拋棄中間（中產階級）’的戰略是克林頓夫婦開的頭，希拉里玩到了頂峰”。民主黨在今年總統大選中的落敗是自1996年開始由克林頓倡導和開始的NAFTA和全球化運動一場大鬧劇的終結，也是民主黨長期忽視勞工利益尤其是中產階級，投靠華爾街，利誘吃福利的拉美裔和非裔票民，拉攏同性戀團體和穆斯林的所謂“政治正確”做法的破滅，但幽靈還在，破壞還將繼續。 共和黨國會眾議員候選人符江秀這樣評價民主黨拋棄中產階級：被“政治正確”排除在外，被加稅供應民主黨的福利票民。“這些（即中產階級）為美國的繁榮和自由灑下鮮血，奉獻青春，到頭來成了（民主黨）政客最低的優先順序”。

極端左派把控下的美國，離上帝所祝福的“山上之城”是漸行漸遠了。此次民主黨在總統大選中的落敗，標誌着克林頓家族把持美國政壇歷史的終止。

在這個感恩節的日子，我要感謝和感恩這個喧囂累人的大選終於結束了。通過這次選舉結果，感恩上帝還繼續恩待美國。帶着這份感恩的心，我們一起共同回顧、思考和展望，並探討美國華人和全球華人的視野：

一、帝國的黃昏 －太陽已經落山了嗎？

在11月8日之前的日子，可以說就是一場由“主流”媒體糾集、操縱和主導的“腥風血雨” ，糾集了各路精英，華爾街和硅谷的錢勢，同性戀和穆斯林。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始終都在預測和喧囂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以下統稱希氏）的勝利，將此預測視為一個大概率事件。CNN在大選日投票之後的當晚還繼續宣稱希氏有80%的當選幾率，Huffington Post甚至表示希氏有98%勝算把握。“主流”媒體的集體預謀，主動站邊，有目共睹，為希氏吶喊背書，成為今年總統大選的一大看點：左派控制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為希氏提供一批又一批攻擊對手的偏向性輿論，以及CBS帶領所謂的“民意調查機構”，為希氏搖旗吶喊，製造極有誤導性的民意調查。維基百科的統計，支持希氏有243家報紙、148家周刊和15家雜誌，支持川氏只有20家報紙和3家周刊。

事實上，在中國的精英們對此次大選的結果比美國的同僚看得更清楚、更客觀。大選前許多中國大陸自媒體的民意調查表明川氏將70-80%大勝希氏，和在美國的華文媒體如“文學城”和“萬維網”的民意調查結果相近。網友弧度度說，“此次大選再次證明，美國民眾正日趨走向成熟，對自己國家的態度——他們有自己的判斷、主見與鮮明的態度，不會被‘主流’精英與‘主流’媒體牽着鼻子走！”

極端左派控制的世俗化美國，按着他們的“政治正確”，把一半以上與他們觀點不同的美國人稱為一群“可悲的人（deplorables）”和“盲信者（bigots）”。被忽悠的左派民眾也鸚鵡學舌，把任何與他們觀點相左的家人，同事，朋友稱為反智、沒有文化、種族主義者，等等。“紐約時報”的Frank Bruni說“政治正確已經演變成一種‘道德純粹’，感覺上它可能令人振奮，但非常缺乏策略。它是裝模做樣和虛假虔誠的僕人，破壞了它自己的目標。” 根據紐約時報，2015年奧氏引進了10,000名敘利亞難民，超過2,600名安置在伊利諾伊州、2,600名在密執根州，相比之下，僅有200名落戶在紐約市，左派的大本營。在奧氏執政的8年裡，他引進了100萬穆斯林移民。奧氏和“邪惡”的聯盟期望藉助穆斯林來打垮基督徒。按希伯來語，欺騙的靈，帶領百姓離開真理和上帝的真道，就是魔鬼撒旦 。他們邀請LGBT同性戀，與伊斯蘭聯手與上帝所建立的“山上之城”對決，迫害基督教和基督徒。在“主流”媒體和各種社交媒體，極端左派言論和喧囂對大眾進行洗腦，實施藍色恐怖。極端左派已成為一個喧囂的靈，在中東與伊斯蘭的暴君和獨裁者為武，與以色列作對，製造混亂並產生一批又一批伊斯蘭的“政治難民“，將這些帶着“血腥味”和日月思想實施Shariah法的穆斯林輸送將到西方文明的腹地歐洲，和堅守保守價值觀的美國腹地中西部。英國的Paul Weston認為左派的這種“政治正確”的做法，即LGBT摧毀家庭＋伊斯蘭化革命，是一個陰謀，極端左派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控制。

網友弧度度以為，隨着教育的普及和資訊的通暢，“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精英（和叫獸）下沉的歷史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在今天的美國社會，精英不見得是真精英，屌絲也不見得是真屌絲。希氏和她的粉絲在選舉中把大多數美國描述成“可悲的”和“盲信的”做法只能帶來更多對民主黨和所推行的“政治正確”的厭惡。“紐約時報”的Frank Bruni認為，大多數美國人真的太痛恨極端左派，“對顛覆太過渴望”，以致這些“可悲”的美國人忽略川氏作為政黨候選人的其餘部分弱點和不足。事實上這些美國人選擇川氏做為顛覆的代理人是非常猶豫。美國華人大會主席薛海培說，“在加州大陸華人圈子裡，民主黨一夜之就成為了一個十惡不赦、專門損害華人利益的政黨了”。

今年的總統大選屌絲逆襲和共和黨的大勝，網友蔡慎坤說，“只有了解美國立國信仰的人才能理解，是上帝的無形之手依然在主導着美國。”

（1）同性戀和性模糊 － 同性戀運動

在奧氏擔任總統8年任期內，以總統行政法令和聯邦政府經費作為要挾，逼迫各州讓同性戀合法化的立法從無到有，2-3年內迅速在全國範圍內鋪開落地在全國50州實施。同廁同浴法，這是美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政府以行政方法強迫公眾承認性器官也可以模糊，即一個人隨時是男隨時是女，而且根據個人意願或喜好進行個人的認定和選擇，隨時、隨地地改變不受限制。這個如廁的人是個心理性別的人，而非生理性別的人。

（2）穆斯林移民 － 伊斯蘭化革命

美國目前人口3億2千5百萬，自1980年以來人口年增長率一直處在2%以下，這2%的人口增長的40%以上實際上還是靠來自海外移民的貢獻，美國自身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左右。明眼人如 Mark Steyn 早已經看出，美國如同歐洲一樣，在過去30年已面臨着因人口減少所帶來的“西方文明可持續性”的世紀難題。左派和極端左派所支持的墮胎和同性戀立法加劇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按某些網友的說法，左派這種自廢武功的作法，要麼是極端愚蠢，要麼是出於別有用心。在奧氏所倡導和主持的同性戀和性模糊的大浪潮下，伊斯蘭移民和伊斯蘭高生育率也許是解決人口老年化問題的一個選擇。

大量移民穆斯林後產生的問題是社區和文化的伊斯蘭化，社會結構必然也伊斯蘭化，如Shariah法律必然被要求在穆斯林社區實施，外溢到非伊斯蘭社區是必然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不一樣，猶太教是向內的，伊斯蘭教是向外的，具有全球的視野。伊斯蘭教的使命是向外邦人宣教和向外邦人的文化宣戰。與同樣具有全球視野的基督教不同，穆斯林對外邦人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成為他們定義的穆斯林要麼死亡。由此，文化和族裔的衝突是必然的和血腥的。根據 2015年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對目前居住在美國600位穆斯林進行調查，發現51％穆斯林認為應該以Shariah法律代替美國的憲法，25%相信應該用暴力來應對任何對默罕默德先知和宗教的批評。事實上，大部分文化的穆斯林尤其宗教的穆斯林是非常反對左派所持有和推行的自由主義觀念和行為，他們將與左派格格不入，最終也將以暴力方式同樣對左派予以暴力訴求。從最近幾年在西方社會發生的伊斯蘭暴力事件中，雖然許多看似是個體行為和無針對性，但都具有極端宗教色彩，主要針對左派所提倡和讚賞的酒吧、夜總會、自由媒體、現代設施、LBGT人和場所等。

極端左派的意識形態是自相矛盾的。極端左派的美國在世界範圍到處招恨：穆斯林恨美國的脫衣舞，歐洲人恨美國的反同性戀和反墮胎。伊斯蘭化的歐洲是教堂成為清真寺，酒吧成禁酒吧，同性戀只能轉移到美國。此次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氏雖然口口聲聲說要“綁在一起”（united together），要與同性戀和穆斯林綁在一起；她發明了許多新名詞攻擊謾罵共和黨和川氏的支持者，帶有非常分裂性（divisive）。在大選後的美國，許多希氏的信徒和崇拜者，包括華人“精英”，仍繼續把與他們觀點相左的對方稱為盲從、盲信者（“bigots”）和種族主義者（“racists”），繼續喧囂威脅要為穆斯林平權、引進更多的穆斯林。 就如趙曉博士戲稱，這些左派的積極分子，“為了煮熟自己的一個雞蛋，不惜燒毀公家的房子”。

“紐約時報”的Nicholas Kristof說，左派所推崇的所謂進步和政治正確的核心內涵就是只包含“women, blacks, Latinos, gays and Muslims”（婦女、黑人、拉美人、同性戀人和穆斯林），並不包括基督徒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左派所倡導的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已經在大學和自由媒體影響和毒害了好幾代人。一個網友曾公開挑戰，宣稱他憎恨基督徒，要以佛教徒身份聯合猶太人和穆斯林來與基督徒決戰。這個所謂的“反基督徒和基督教”聯盟本身就是個荒唐和無知的組合，因為他不懂穆斯林和猶太人有1,500年的世仇，佛教徒和穆斯林也在緬甸、泰國和印度包括巴基斯坦這些國家和地區相互打得落花流水，更不說美國的基督徒的比例仍然在80%以上人數眾多。左派所倡導的這種對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決戰是以少搏多，以烏合之眾對抗上帝的子民的策略，勝算把握應該不大。

如果不及時糾正，極端左派陰影下的美國將繼續衰弱和衰退下去，因為極端左派所期望的美國其實就是一個沒有基督教信仰、沒有基督徒做鹽做光的世俗化美國。而這個世俗化美國的結局最終是一個伊斯蘭化的美國。

二、公平、公義和信仰的缺位

首先，在“政治正確”無所不在的美國，基督徒和正常的教會生活早已經是顫顫兢兢，如履薄冰了。大批左派推崇的書籍、媒體電視、社交場合、工作場所和學習充斥着偽君子的左派言論、和好萊塢的色情、暴力、和性變態。在美國的大學校園，左派和極端左派占絕對上風，保守派備受排斥和歧視，基督徒被拒絕。“紐約時報”的Kristof舉例，89%以上的人類學教授為左派，93%以上的社會學教授為左派，98%以上的英語教授為左派。雖然福音派的教授被大學拒絕，相反，18%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被接受為社會學教授。在麻州學校里教導“肛交”課程居然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與法律，美國的高大上。希氏的家族基金Clinton Foundation所採取的Pay to Play做法（給錢就讓你玩；或者你給我錢，我就幫你），就是今天華府的主流政治。Netflix的電視劇“紙牌屋”讓公眾更相信公義來自黑暗和權勢的力量。今天，華爾街（Wall Street）不是主街（Main Street）已成為了社會和公眾的公義和信心的來源。

其二，根據theglobalmovement.info調查，1983年美國的90%主流媒體由50家公司所控制，2011年由6家公司控制。媒體的使命不再是公平、公正和中立，而是要反映和體現股東和公司管理層的意願。媒體的編輯部評論和發表的內容更要符合股東利益和股東的“政治正確”。主流媒體的無良，勢力和勢利在這次大選中已被徹底看破，其信譽也可能破產。時代周刊（Times）認為主流媒體的可信度值得質疑，調查發現只有少於10%的受眾相信美國政府和國會以及主流媒體。越來越多民眾更傾向於從社交媒體獲取信息。大眾期待着當選的川氏能夠去改變這個被金錢主宰和取向的主流媒體，去規範混亂的社交自媒體。

其三，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和愛思想認為“全球化加劇了世界各國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得益者是跨國企業和技術精英，傳統行業那些上年紀未受培訓的工人則淪落為新貧民。“據統計，1％的超級富豪擁有世界50％的財富，而剩下的50％的財富並非由剩下的99％的人平分，世界上50％的人只擁有不到1％的財富。世界各國的中產階級在萎縮，貧民階層在擴大，社會分層出現了固態化趨勢，用福山的話說，美國出現了精英階層的‘再世襲化’。社會的斷裂不僅來自上下階層，而且體現在擁有不同專業技能的代際之間。年輕人普遍擁抱全球化，而中老年人對此怨氣沖沖，英國的脫歐全民公投，就是老一代人對年輕世代的勝利。面對外來勞工、技術轉移和穆斯林文化的威脅，在歐美各國流行的民粹主義具有典型的右翼特徵，其主要社會基礎是社會底層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民眾，這些內部的‘無產者’與外來的‘無產者’相互仇視。當全球的富人與精英階層攜手聯合，共同分享全球化紅利的時候，各國的‘無產者’卻彼此對抗，欲將對方拒之於門外。”

在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繁華的城市之間，為美國廣大的中西部和南部農村和小鎮。網友（雲創投委員會）認為“the rural white” （即鄉下白裔，那些被希氏所歧視的和被華人“精英”所蔑視的白垃圾，“white trash”）是這次反叛民主黨投票共和黨的主要力量。這些the rural white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白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傳統上，the rural white 生活的小鎮是依靠非常單一的行業可以養活幾代人和一個大家庭，例如鎮上的煉油廠和煤礦等。在這些行業走向衰亡的時候，也正是小鎮隨之衰亡的時候。與城市中產階層不同，the rural white 在面臨這種情況時，並無太多選擇的。身處城市的我們是很難真正理解他們的那種絕望。”今年的大選表明the rural white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The rural white 在過去 16 年屬於被遺棄的散沙。今年，他們是憤怒的選民，他們開始像其他少數族裔一樣開始投票了。”選民期待着川氏的“美國優先”口號能真正轉化成就業。

            其四，1954年通過的由參議員Lyndon Johnson提出的Lyndon Amendment，禁止任何教會和非盈利組織在享受501（c）3稅收減免同時，繼續直接或間接參任何與政治選舉有關的活動，也不可以干涉政府。事實上，為了取得經濟上的好處，基督徒和教會意見在政治空間禁言了。

近年來，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在組織挑戰Lyndon法案，認為教會應該有在講台演講的自由（Pulpit Freedom Initiative）。川氏看到福音派基督徒和教會對他的支持，認為信仰一直對美國政治貢獻良多，他承諾教會一旦他當選總統，他“會盡力挪去（在Lyndon Johnson法案中）對信仰禁言的條款（“I am going to work very hard to repeal that language and to protect free speech for all Americans."  ）美國需要信仰繼續在個人、家庭、以及公共空間繼續取得信仰應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美國應該繼續是那個上帝所祝福的“山上之城”。

三、腐敗的金錢政治

            任何生活在華府的政治人（insiders）都知道，美國所謂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場亂局和鬧劇。最大的原因就是金錢干預政治。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新保守主義學者福山博士（Francis Fukuyama）認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控制着美國政府”，他認為這是美國民主“政治衰敗的源頭之一”。

美國民眾對金錢政治危害的認識，和反對金錢干預政治的限製法案起於1971年和1974的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聯邦選舉法案）。法案限制每人捐款上限為$1,000，政治組織PACs為$5,000。2002年，兩黨通過了McCain-Feingold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或BCRA法案），對盈利性質的公司和工會在大選前60天和初選前30天的捐款做出了限制，但對廣告支出部分的限制被否決，之後對非盈利組織的捐款也不包含在法案限制條款上。但個人捐款提高到$2,000。 之後，該法案持續被各利益團體和政治組織挑戰和修改，是個矛盾洞開的法案，比如說媒體捐獻的政治性廣告，電台捐獻的政治性調侃均不包括在法案的限制條款之內。2010年，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最高法院判最終決認為BCRA法案對限制公司和工會的政治性捐款不符合憲法，到此為止作為BCRA法案的提出人之一的參議員John McCain已宣告反對金錢干預政治的立法工作徹底失敗。

既然如此，以政治目標的Super PAC等可以就粉墨登場了。任何人和組織都可以成立各類的Super PAC進行無金額限制的政治性籌款。捐款可以任何數額，來自公司、工會、各類協會包括個人。法律只限制Super PAC不可以直接捐款給政黨候選人，但可以出資為支持的政黨候選人搖旗吶喊。

在大選中兩黨的金錢政治和腐敗，以及極少數人和強大利益團體的壟斷，在美國大眾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表現得一覽無餘的。按照福山的說法，“在政治領域有數量龐大的金錢。”美國現行的法律和制度將無法改變其虛假的民主，特別是在信仰日益沙漠化的今天，任何實質性的選舉制度變革如campaign financing是不可能的。福山認為“唯有猛烈的外部衝擊（shock）才能修復美國衰敗的政治制度，才能打破目前的平衡，使真正的政策改革變得可能。特朗普的勝利的確算得上是一次衝擊”。

首先，雖然川氏非常有錢，可以不被任何特殊利益個人或團體收買，但大選中川氏和希氏的對陣實在是太力量懸殊了。網友依一說到，“ 因為那一邊（希氏）有最多的財富，有最高的權勢，有大部分政客的全力支持，有華爾街的財富，有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攻勢，有福利買來的無數票倉，就着人的權勢財富計謀能力所能擁有動用的一切，他們都擁有都動用了，可謂布下了人可以想像得出的最嚴密的天羅地網和禱告。相比於那一邊（川氏）的力量，這一邊的力量實在是渺小了！”

民主黨候選人希氏代表的是一個在華盛頓經營了20多年的強大民主黨政治機器，可以直接了當地說，民主黨就是克林頓家族黨。除此之外，川氏還要面對華爾街和硅谷巨額政治性捐款，也要對付無良主流媒體一邊倒的政治支持（當然也是免費的政治廣告和宣傳，即看不到現金的“准政治捐款”）。由於川氏是共和黨的外來者和局外人，加上他的反共和黨建制派態度，川氏更要面對共和黨內部強大的建制派，以及金錢高人組成各類的Super PACs，如億萬富翁Koch兄弟等。

“華盛頓郵報”Matea Gold報道說川氏在電視媒體的廣告開銷是$480萬，希氏和她的團體花了超過1億美金。 如果考慮到來自Super PACs巨額對希氏的巨額支持，例如沖基金大鱷 猶太人Donald Sussman和索羅斯（George Soros）組織的Priorities USA就花銷數千萬美金，再包括主流媒體一邊倒地免費廣告支持希氏，希氏在媒體的實際開銷應該是數十億美金以上。

可以這樣說，有錢的川氏今年的競選面對的是一座無法逾越的大山。他之所以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得益於民粹主義和獨裁主義。在共和黨的初選過程中，川氏左衝右突，謊話、髒話和大話，靠的是那些reality show手段，以零資金或小資金投入來博公眾的眼球，賺取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力。所以，今年大選我們看到的川氏漫無邊際大嘴、娛樂、調侃，不管大家是否喜歡或是反感，其實都是川氏“以小搏大”的成熟商業技巧、以及他對華府政治的陌生和“強大”對手的無奈。

其次，當華人“精英”一再挑戰那些投票給川氏的選民（如基督徒）的理智時，有必要再次提到在美國南北戰爭中解放黑奴的林肯總統。當時有人問林肯，說：“你們北軍禱告時求上帝站在你們這一邊，但是南軍禱告時也求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請問上帝到底要站哪一邊啊？”結果林肯回答：“我不是禱告求上帝站在我這一邊，我是求上帝使我能站在祂那一邊。”

根據基督教郵報（the Christian Post），葛福林牧師 （Frank Graham）也同樣在大選前夜鼓勵基督徒，他說：“The Bible tells us that 'The effective, fervent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avails much' (James 5:16). Jesus also tells us to 'keep asking' and gives us an example in a parable in Luke chapter 18 of a widow who repeatedly went to a judge asking for justice, and finally the judge responded because of her persistence. Our pleas and our petitions do make a difference.”（聖經告訴我們“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端�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章16節）耶穌也告訴我們要不斷地呼求，用路加福音18章告訴我們一個例子，一個寡婦不斷地到官面前祈求正義，最後不義的官也只能答應了寡婦的請求。我們的祈求和禱告是有效的。）

所以，今年大選保守力量的勝利是幾千萬基督徒禱告的勝利。

其三，卡通畫家 Thomas Nast 在1870 畫過一隻穿獅子外裝的驢，把動物園所有的動物都嚇跑了，其中也包括了大象。所以，驢代表了虛張聲勢、口號和所謂的“智慧” ；大象代表了穩定、實力和保守。 美國的兩黨政治，民主黨是驢又稱左派，共和黨是大象又稱右派。一個健康的民主政治政體本應該是左右平衡的和相互制衡的。但是過去20多年，極端左派當道，以平等、平權等所謂高大上的道德高度，逼迫和迫害右派，給所有右派和支持者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貼上“反智”、 “種族主義”、“貧窮落後”等標識，以所謂的diversity對右派和基督徒實施“藍色恐怖”。今天的所謂兩黨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民主黨意識形態和民主黨政治。

其實必須注意到歷史上的民主黨，不怎麼高大上，他們是提倡奴隸制，反而被希氏所潑髒為“種族主義者” 的共和黨是反對奴隸制，直到1932年，由於民主黨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大力推廣政府項目（New Deal），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才做了個180度對調。今天的共和黨保守，強調信仰、家庭等意識形態，由建制派轄制一幫“道不同”卻又“相以謀”的中西部州和南部州的福音派信仰票倉，保守的中產階級被少數建制派的“精英”利用和背叛；今天的民主黨自由，講究口號和情懷，以超級代表（super delegates）以福利（welfare）為誘餌控制和左右着龐大貧窮的非裔和拉美裔的票倉，例如民主黨控制的鐵州就包括提供大量福利造成赤字頻臨破產的加州、紐約州、伊利諾伊州等。

“紐約時報”的Bruni是這樣評判民主黨和民主黨候選人希氏的，“一個應以關照小老百姓為傲的（民主黨）黨，卻選擇了一個名氣最大的候選人。”今天的民主黨實際上就是一小幫政治精英和寡頭，就是克林頓家族黨。

其四，北京大學國家研究院的姚洋博士認為三權分立之一的美國最高法院在過去也被左派所控制，使得最高法院失去在判決時的中立性，“讓其（最高法院）之高無上的權威受到懷疑。”因此，“美國民主（加速）也走上了斜坡，向着原子化民主的坡底滑去。”這次選舉，我們已經注意到最高法官 Ruth Ginsberg 在大選中參與了對川氏的批評，違背了最高法院應該保守的中立性。

川氏的白宮將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起關鍵作用。網友謝田認為繼任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的大法官是“圍繞着美國的道德重建、道德回升做準備的。”共和黨把持在參議院的多數（51：47）和眾議院的多數（239：192），美國最高法院將重回保守主義的陣營。

其五，川氏成功入選白宮似乎也固然是“草民”的勝利和保守力量的喜慶，但我們也注意到川氏的所謂成功競選還是倚靠了太多金錢和猶太力量。世界賭王 ，猶太人Sheldon Adelson控制的報紙 拉斯維加日報（Las Vegas Review－Journal）據說是第一家支持川氏競選的所謂“主流”媒體，川氏的猶太女婿Jared Kushner則傳說是那個成功川氏身後的智慧男人，幫助川氏建立了與猶太大佬和以色列右翼勢力的政治同盟。雖然川氏的最大功勞就是徹底點破把美國這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新裝所謂“美國民主”，但他無法、也沒有遠見、也不會去改變這個金錢和猶太政治壟斷的美國政治現實。

川氏的最早支持者還包括對沖基金大鱷，猶太人卡爾·伊坎（Carl Ichan）。

某些媒體將川氏包裝成一個反華爾街、反金融寡頭的草根英雄，炒作其與美國金融寡頭水火不容的內容實在不符合事實。

四、議政參政的華人

皮尤研究調查從2010年起，美國的亞裔移民開始超過墨西哥裔，達到36%。目前，美國亞裔人口1,800萬，其中華裔為最多達400萬人，其次菲利賓裔340萬人和印度裔320萬人。近一半的華裔居住在美國西部，主要在加州。華裔大學以上學位達51%，高於美國平均水平28%，但低於印度裔的70%。亞裔到家庭平均年收入$65,000，比美國大眾高出32%。皮尤研究還發現超過一半的亞裔不認為自己是典型的美國人，不融入美國社會。亞裔和大部分的華人的生活環境和思維方式還是局限於自身的文化和社區，並不參與美國的主流文化。

美國華人就如傳統文化所規範的，表現為低調、自掃家門血，素來不關心也不參與政治。即使有少數華人參與投票，也如媒體所宣傳的主要支持民主黨，支持共和黨人數少而且都低調。由於左派所推行的政治正確，實施潑髒共和黨為“種族主義者”的宣傳，支持保守價值觀的華人更只有夾着尾巴，大多只能禁言，躲在教會的圍牆內。整體來說，特別是從過去30年的華人參政的歷史上看，華人在美國大選中從不被民主黨和共和黨任何一方所矚目和重視。而且，自1996年以來華人主動議政參政，自討沒趣地與民主黨和克林頓家庭產生多年的政治糾結，即所謂的愛和恨，如“亞洲門”華人政治事件，以及S.B Woo 的80-20 Initiative的經歷，實在是傷痕累累。華人的文化和價值觀和民主黨所推廣的墮胎、同性戀、同廁同浴、大麻化、以及伊斯蘭化根本就是南轅北轍，兩條道跑的馬車。相反地，華人政治明星趙小蘭從政的成功經歷，她從共和黨基層起步，以華人的文化和價值觀規範自已，特別得益一個基督化的父母和家庭，一路順利並且成功，實在值得美國華人參考和借鑑。

（1）華人的議政參政

但今年的大選，華人的表現卻不似往年。儘管不到20%少數族裔支持川氏，但以第一代移民為主體的華人超過70%投票支持川氏。根據匹茲堡郵報報道，這些支持川氏的華人群體“仿佛橫空出世，震動華人社區，他們高調表示支持川氏，組成川粉團，到處集會拉票，在社交網站和微信圈積極發言。”當川氏遭遇主流媒體和希氏的聯手潑髒，民意調查走低的時後，從10月15日開始到大選日11月8日，來自多個州的數十城市華人捐款自願租用飛機在搖擺州和全美二十多個城市的藍天上拉起支持川氏廣告，引起了主流社會和主流媒體的注意。華人微信公眾號“Civil Right”和“華人之聲”在（華人的）民意調查中均顯示80%的華人支持川氏，而只有12%的華人支持希氏。被調查的華人主要是“過去30年從中國大陸通過留學、探親以及近年通過投資移民等方式定居美國的華人。” 匹茲堡郵報報道又說，這些華人是“比較富裕，能吃苦耐勞，通過自身努力進入中產階層或富裕階層”，而並不是希氏、主流媒體和華人“精英”所潑髒的盲信者、可悲的、或者沒有教育的。

和其他族裔的經歷類似，華人都看到了、經歷了也受過了日益世俗化的美國。華人從大選的一開始，就在美國各地成立禱告團隊日夜接力禱告，求告至高無上的上帝看顧和祝福美國。今年決定共和黨取得大選勝負的一戰就在搖擺州之一的賓州，就有華人的積極參與。為了幫助那些從來不參加選舉的Amish基督徒投票，華人自願組織從民主黨控制的鐵州加州和伊州飛過來了。他們挨家挨戶地敲門求票，他們出動車輛幫助投票的民眾到投票中心， 他們派人監視投票中心，以防左派作假和非法移民的投票。

2016年共有8位華裔新人參與美國國會眾議員的選舉，其中6位在初選中落敗。剩下參加大選的2位均為共和黨籍的，是北卡州來自中國大陸的符江秀（Sue Googe）和加州在美國出生半個華裔血統的吉曉玉（Denise Gitsham），也分別在挑戰民主黨籍的現任國會議員中惜敗。原來美國國會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趙美心（Judy Chu），和孟昭文（Grace Meng）成功競選連任，有一半的華人血統的原國會眾議員Tammy Duckworth則競選聯邦參議員成功。今年的大選華人雖然沒有在國會議員的人數上突破，但總體參政的熱情可嘉，有目可睹。

（2）華人的“假”民主黨情結，“真”共和黨傾向

美國華人大會主席薛海培否定“華人過去都是投民主黨”的說法。那種“是華裔就應該是民主黨”的說法沒有任何邏輯基礎。1992年華盛頓郵報Stanley Karnow認為逃離一黨專制的亞裔移民大多相信個人努力和創業精神從而支持共和黨；2012年紐約時報David Brooks則認為亞裔移民多數來自專制國家更容易接受政府干預從而支持民主黨。雖然沒有華人黨派投票的統計數據，但可以從亞裔投票作為參考：

1992年民主黨得了31％的亞裔選票，共和黨55％；

1996年民主黨44％，共和黨48％；

2000年民主黨55％，共和黨41％；

2004年民主黨56％，共和黨43％；

2008年民主黨62％，共和黨35％；

2012年民主黨73％；共和黨26％。

可見，華人“精英” 諷刺和批評投共和黨票的華人和“川粉”為“背叛民主黨”、忘（掉民主黨的）恩負（了民主黨的）義等的說法是站不住腳。事實上，華人的家庭和傳統價值觀素來與民主黨所推行的激進的自由化政策相違背的，華人特別反感和反對民主黨所推行的同性戀、同廁同浴、 和毒品合法化。所以說華人本應是屬於民主黨完全沒有道理。美國華人的居中間（中庸）偏右（保守）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和共和黨最為接近。薛海培發現，在這場總統大選中覺醒的華人，之所以投票共和黨，“要從文化和社會價值角度全面與民主黨劃清界限，普遍認為‘奧巴馬做得太爛了’，‘民主黨做得太過了’”。

華人的實用哲學導致華人過度讚賞猶太人在民主黨的人數比例，就得出民主黨是代表一個有錢、有高大上的政黨，我們華人當然就該是民主黨，但同樣事實上，華人忽視了還有30% 猶太人是認同共和黨。

薛海培認為許多大陸華人正是“將民主黨當作華人利益的剝奪者、政治上的宿敵，使得大陸華人有了極為強烈的政治‘覺醒’，並產生了參與政治的訴求”。特別是在美國最高法院宣判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以及奧氏行政命令所支持同廁法，和在加州實施的同廁同浴法之後，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華人（如基督徒）和這些因為孩子上名校問題而在政治上覺醒了的華人機緣巧合地推到了一起”。所以，川氏的“政治不正確”成為痛恨民主黨的大陸華人在“政治和社會價值理念（上）的合拍者”，川氏還使華人“第一次看到有徹底全面的機會將民主黨拉下台，並把美國從他們認為的‘極左’發展方向扭轉到向右的發展方向的一次難得機會。”

（3）華人的主流家庭觀、教育觀和文化價值觀

華人“精英”，特別是那些在大學上班或者不接地氣的學者，批評華人之所以投票川氏是完全出於“自私”，認為華人反對民主黨僅僅是為了華人的孩子能考上美國一流大學，尤其是常青藤大學。這些“精英”認為華人就應該支持2014年在加州由民主黨起草和支持的SCA-5法案即所謂的“平權法案”，予以拉美裔和非裔政策優惠，因為華人今天的成就是受惠之前平權，本應對民主黨有感恩之心、對拉美裔和非裔有惻隱之心。支持SCA-5法案包括兩位來自加州的華裔國會眾議員。反對“平權法案”使得加州華人，特別是那些來自中國大陸，加惡於民主黨而投向共和黨。對於加州華裔，民主黨就是“一個十惡不赦、專門損害華人利益”的政黨。

事實上，並不是華人的“自私”，而是華人看穿了民主黨高層的偽君子做法（hypocrisy），即這些同性戀者和富人精英把持和挾持加州的政治，以犧牲華人其他亞裔的教育權來討好拉美裔，以換取拉美裔的選票來維持這些極端左派的政治利益。這些極左要麼沒有孩子（如同性戀），要麼自己的孩子不需要正常的渠道就可以直通常青藤大學。不是華人自私，而是華人反對民主黨的自私和貪婪。

其次，這些“精英”沒有看到我們華人的儒家文化是溫良恭儉讓。就如2014年華盛頓郵報Bill O’Reilly指出的，華人在美國的成功是來自華人自身文化的家庭價值觀和對教育的重視，並非“精英”講的所謂政治平權。美國華人普遍教育程度高，博士、碩士學位不在少數，他們保守、注重家庭和教育、有思考的鑑別和理性能力，並且30% 華人每周上教會。其實今年總統大選中，保守的和中間派華人估計應該在70%以上。香柏領導力機構的趙曉博士趙曉博士進一步認為“從總票數對決來看，川普與希拉里相差並不大，而華人就成了讓天平從傾斜、讓歷史改變的關鍵少數！”也就是說華人的選票，是川氏贏得白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 華人與在家庭、教育和價值觀（以及信仰）方面與華族相近的保守共和黨作為華人長期的合作夥伴是自然、真實和理性的選擇。華人完全有能力以華人的教育、敬業、忠誠、和專業去贏得共和黨的認可和尊敬。所以，華人的議政參政應該是個組織行為，也是個體動作，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和行動。趙曉博士認為“華人在美國本來也是少數民族，卻與美國的黑人、穆斯林、拉美裔等少數民族群體分道揚鑣，把票集中投給了川普。這裡面有個深刻原因，就是華人本來就優秀，他們在美國不是邊緣人群，而是中產及中產以上的新興主流人群”。小結地說，美國華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應該是居中間（中庸）偏右（保守）。價值觀保守的華人也是美國這個黃昏下的帝國里的一絲亮光。

（4）華人共同的保守最大聲

華人因為政見和共識所產生的撕襲，誠然如記憶中的文革中，那種朋友之間、夫妻之間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撕裂 。在家庭方面，特別是左派一統天下多年把持着學校和教育，老師大部分是左派，華人和子女在學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左派的，那些進入社會轉向傳統和保守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產生的隔閡和衝突巨大，難於想象。一邊是支持川氏的父母，一邊是被老師和同學影響支持希氏的孩子。

            耶穌在聖經教導我們，“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馬可福音 3:24-25）

但是，我們看到華人和華人社區在大選中一些聯合，並且提出了最強、最大的保守聲音，包括 （a） 政治正確的枷鎖加身，被迫對真理三緘其口；（b）教育引導孩子正確的性取向，“自己的女兒跟生理的男人一起上廁所”，甚至共上洗澡間；（c）反對非法移民和沒有身份的穆斯林難民；和（d）  注重家庭和教育等。

（5）華人的視野

今天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的突然興起絕不是個偶然事件。上帝對中國、對今天的華人是有深意和囑託的。 今天中國基督徒的總人口，排在美國、巴西和俄國之後，位居世界第四。數據表明和根據美國普渡大學楊鳳崗博士的預測， 中國的基督教人口將在2030年超過2億5千萬人，將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最大基督教國家。

世界知名牧師和宣教家 Ralph Winter博士和他創辦的 The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告訴我們一個以耶穌出生年為界，上帝祝福世界的上下2,000年的歷史。我在紐約宣道會神學院讀書時就從林安國博士得到類似的領受：在過去的400年，以歐洲西班牙／葡萄牙裔白人和盎格魯薩克斯（Anglo Saxon）教會和基督徒主導的全球宣教使命和事工，即將落幕。上帝所祝福的地區和族裔正在移出歐洲和北美，移到亞洲特別是今天的中國。中國和華人將承擔起承受上帝的祝福，接受上帝的挑戰的重大使命。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崛起絕不是偶然，以及由中國政府主導的反腐敗、以及一路一帶戰略，將把中國帶向一個新的“山上之城”。

觀看今天在美國的華人，首先，傳統中國人的保守價值觀與共和黨理念十分吻合。今年總統大選中，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華人和大部分華人教會脫離民主黨轉而傾向共和黨，特別許多華人在這次總統大選過程中的挺川積極動作，結合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暴露的種種問題，預示着意識形態轉型後的華人將在今後美國和共和黨政壇上有更大的參政空間和作為。美國華人越來越感覺到這是時候了，千萬不要再把自己定位在弱小的、受欺負的少數民族隊伍里。

其次，華人教會在美國華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社交角色，那些參加白人教會的華人也是快速地融入美國社會。信仰上帝是支撐許多華人特別那些新移民經歷百般艱苦能不退縮的重要原因，改變過去做個在耶穌裡面再造的新人來學習一種愛和寬容的新生活，知道一切的平安和喜樂都來自那位信實的上帝。

其三，華人必定會經過一個信仰和文化的轉變，被耶穌所改變。傳統中國人的保守價值觀實在與共和黨理念十分吻合。趙曉博士認為“儒家文化為背景的華人與基督信仰為背景的人群實在是可以成為最好的朋友，儒家文化也一定可以與基督信仰完美融合。為什麼？因為骨子裡相同的地方太多：都敬畏上天、都注重家庭、都重視教育、都勤奮入世，都注重秩序。”

其四，學會寬容、鼓勵和（財力）支持本族參加競選。華人在美國人口比例小，若再內鬥和分裂，華人的政治力量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面臨華人的最大挑戰還是華人自身的文化，我們過去和現在是一盤散沙，喜歡內鬥，自相歧視、貶低的陋習一定要被耶穌的大愛和寬容所遮蓋、所改變。 華人候選人的成功，無論他／她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也無論你認同或不認同候選人的意識形態，都應視為華人的成功。據了解，在選票和金錢上支持劉雲平眾議員（民主黨）主體是白人和猶太人，並非華人；支持Sue Googe競選國會眾議員（共和黨）主體仍然是白人，並非華人。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

其五，學會參與媒體、使用媒體。目前華人“精英”普遍盲信被財團和猶太群體影響和控制的所謂“主流”媒體提供的資訊，而影響力越來越大、越來越重要的社交自媒體以及中文媒體新秀反倒沒有被重視。在華人文化里要提倡的是當年耶穌所提倡的，“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亮了油燈，也不會放在斗底下，而會放在燈台上，它就照亮屋子裡所有的人。 同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耀在人前，使他們看見你們的美好工作，就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5章14-16節）

其五，華人應該積極參與投票選舉。目前華人在政治準備方面存在的問題都應在檢討和改進過程之中，比如（1）華人在低投票率的亞裔人群中投票參與率上排列第三，（2）華人缺乏整體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捐贈表現，珍惜錢包，（3）華人普遍缺乏或不重視公眾輿論的話語權，任何華族關於政治的討論大多數是屬向內的本族之間爭吵，（4）華人普遍缺乏民間的有力的組織和組織能力，許多組織雖然號稱大牌，事實上大多是名不符實。

作者：劉振東博士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和紐約宣道會神學院。妻子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