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網友傅德元來稿：2016年12月13日，我在河北省保定市的法定代理人給我發來電子郵件，首先勸誡我千萬不要太過於生氣，然後告知，我在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的著作權侵權案敗訴了。 一 2006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博士學位時，忙裡偷閒，在畢業論文選題之外研究了我十幾年前即關注的課題——李鴻章與淮軍昭忠祠公所，並在《安徽史學》第3期發表了近3萬字的長篇論文《李鴻章與淮軍昭忠祠》，該文當年即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全文轉載。同年，我還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刊發約16000字的論文《李鴻章與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早在1993年，我與河北大學黎仁凱教授即在《近代史資料》上整理點校並刊發了保定淮軍昭忠祠西路的重要歷史碑刻《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後章程十六條》。 我的論文屬獨立完成獨創性研究成果。在我的論文刊發之前，相關論文只有2003年保定衡志義、沈志為發表在《文物春秋》上的《保定淮軍公所初探》，以及安徽翁飛研究員發表在《江淮文史》雜誌上的文章《李鴻章、吳汝綸與巢湖淮軍昭忠祠》。他們的文章，只分別研究敘述了巢湖淮軍昭忠祠和保定淮軍公所，而我的論文，詳細考證了清代雍正初年昭忠祠制度的創始，清中葉昭忠祠制度的變遷，晚清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湘、淮軍崛起後昭忠祠制度的進一步變化，分析敘述了李鴻章於晚清同治、光緒年間，在全國主持修建的無錫、武昌、蘇州、台北、保定、巢湖和天津等七所淮軍昭忠祠，並徵引大量歷史資料，包括李鴻章及其他督撫的奏摺、清方記載，晚清、民國及當代地方志，以及其它資料等，運用建築文化、風水文化、祭祀文化、風俗文化等豐富的專業知識，以及中國近代史專業知識，來考證敘述確認這些昭忠祠修建的原因、地點、時間，並第一次敘述了這些昭忠祠的入祀（正祀）、附祀（袝祀）制度，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銀錢管理、祠所物品管理等。可以說，在我的論文發表之前，學術界無人深入研究淮軍昭忠祠制度。我的研究成果，直至現在都是這個領域最權威的研究成果，在百度、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等網站上，均能查到我的論文。 2013年5、6月間我從南加州回國之際，見到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保定淮軍公所》，該書由保定市文物局局長王勝利任主編，馬立軍、王麗娟（二人為夫妻）為副主編，編委會主任為中共保定市委宣傳部部長李國英、中共保定市紀檢委書記周省時。稍加瀏覽，我即斷定此書關於李鴻章在全國主持修建七所淮軍昭忠祠，以及昭忠祠特別是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的管理制度等內容剽竊了我上述論文的著作權，並專程由老家回保定到出版社，與社長及責任編輯面談，要求出版社及作者承擔剽竊的法律責任。 該書版權頁雖註明23萬字，但222頁中有82頁插圖，實際字數只有11.5萬字。經過仔細核對，我發現該書與我的論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只在段落中稍加改動幾個字的，就有將近3萬字，實屬嚴重的剽竊著作權行為，謹舉一例： 我在《安徽史學》論文第79頁左側第二段描述安徽巢湖淮軍昭忠祠的原文是：“巢湖淮軍昭忠祠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建於淮軍的創始之地和淮軍將士的故鄉，根據李鴻章《巢湖建淮軍昭忠祠摺》所敘述的淮軍轉戰南北各省的情況來分析，這裡應是各處淮軍昭忠祠的總匯，即列祀、袝祀於其它淮軍昭忠祠的淮軍將士，都可以在這裡得到相同的祭祀。”王勝利的書第24頁第二段原文與我論文的敘述及標點符號完全相同。 出版社社長及責編耐心與王勝利聯繫，他答應賠償，但拖延抵賴，拒絕簽訂協議書。我又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河北省版權處聯繫。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他們可以進行調解，但如今官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利不早起，他們只告訴我可以起訴侵權方。在這種情況下，要維護自己的著作權，只能走法律途徑。我深知在中國“維權”之艱難，但還是被迫走上了這條“邪路”！ 二 2016年5月，我專程回國到侵權地保定，在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起訴王勝利、馬立軍、王麗娟及河北大學出版社，立案費7300元。 立案之後，我才真正體會到，在中國打官司的熬煎。作為原告，你所處的地位遠遠比被告要被動和擔憂！原告要交立案費，被告一分錢也不用花；原告要複印、提交很多證據材料給法院和被告，而被告方所提交的材料很少，他們根本沒有將幾頁材料提交給我和我的代理人，原因就是被告方是保定市“高官”，他們的律師與法院非常熟悉。 立案一個星期之內，從兩件事情上我已經猜想到我的案子的結局。其一，本案代理審判員韓皓（女）與我的代理人及我表明：被告的書出版後，宣傳了你的論文，這不是好事嗎？你們還要起訴？其二，在我們經常去複印、打印材料的一家複印店的女性老闆梁女士不客氣地對我們說：我看你們這案子別打了！我問為什麼，她說：在中國，連冤死的案子都討不回公道，你們什麼著作權侵權案，誰會重視？你們根本打不贏！我無語。但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已經起訴，就要走下去！ 起訴之後我又回了美國，開庭時再回保定。7月7日這天開庭。河北保定頌和安達律師事務所的許雙全、李壯為被告方代理律師。李壯竟在法庭上顛倒黑白，說我的研究成果“不屬於原告享有著作權的專屬內容，不應認定《保定淮軍公所》一書對其構成侵權。原告所起訴的剽竊內容均為歷史資料記載內容和歷史遺蹟、事件的客觀描述內容，系公知的歷史知識和通說，並非屬於原告直接創作作品內容，保定淮軍公所作為具有時代特色和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物保護單位，對其進行學術研究者甚多”，等等。這些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辯詞被書記員完全記錄，而我的辯詞她根本不給記錄，審判員韓皓在很多情況下根本不容我答辯，只告訴我回答“是”還是“不是”。 關於起訴的主體，被告方在開庭前的7月4日可能給審判員韓皓提交了一份保定市文物管理局出具的關於編寫保定淮軍公所一書的情況說明，證實文物局指派王勝利組織主持，馬立軍、王麗娟參與編寫，該書由文物局享有著作權。但這份所謂證據，韓皓在開庭前根本沒有按照訴訟法向我們提交，在庭審時，被告方李壯律師和韓皓均講這個材料不作為證據，但第二天韓皓就對我和我的代理人說那是證據，我口頭和書面要求看法庭錄像，她根本不予理睬！而實際情況是，這本書的封面、內頁、版權頁均註明王勝利主編，馬立軍、王麗娟副主編，只有河北省文物局張立方所寫的序言中講了一句：本書是由保定市文物管理局組織專業技術人員編寫。而文物局提交的那份情況說明，只有一個公章，沒有製作文件的人員的簽名或蓋章，按照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 三 本案合議庭由三人組成，審判長祁峰，審判員曲剛、韓皓。判決書承認我的研究成果享有著作權，但又從三方面駁回我的起訴，根本沒有保護我的著作權： 第一，根據7月4日被告方偽造的情況說明，認定《保定淮軍公所》一書是在保定市委、市政府主管領導的指導下，由文物局指派被告王勝利組織主持，由被告馬立軍、王麗娟參與編寫的。該書的出版合同補充條款也載明：甲方（文物局）資助乙方（出版社）管理費壹萬伍仟元整，來證明此書的著作權人不是王勝利等三人，而是保定市文物局。我指出該合同有關管理費的規定與1997年1月29日《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嚴格禁止買賣書號、刊號、版號等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嚴禁買賣書號的規定不相符合，屬於國家禁止的買賣書號行為，該合同為無效合同，但合議庭也不予採納。最後判決為：原告將保定市文物局指派組織編寫的個人作為侵犯著作權的主體，與《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不符，這三人不是“適格被告”。 第二，出版社對其出版的圖書的著作權責任，應由著作權人承擔。 第三，關於《保定淮軍公所》一書內容是否侵犯原告著作權。判決書認為：“原告主張的《保定淮軍公所》一書中侵犯其著作權的內容，多是對保定淮軍公所地理位置、始建年代、發展歷史等的描述，這些對保定淮軍公所建築及相關歷史事件的描述，在相關近代史書籍及互聯網中，均能查找到有關著述及研究文章，故原告對四被告的侵權主張，缺乏事實根據，本院不予支持。”“駁回原告傅德元對被告王勝利、馬立軍、王麗娟、河北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7300元，由原告傅德元負擔。” 四 通過這場官司，我深刻體會到中國司法制度的黑暗，中國司法官員如何官官相護，老百姓無處伸冤的慘象！在天子腳下的河北省，震驚世界的聶樹斌案剛剛落下帷幕，保定市中級法院仍然繼續知法犯法，枉法判決。秦香蓮那句千古名言，現在對我來講感覺非常貼切：至死我也不喊冤！此案的枉法判決，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2016年7月4日所謂保定市文物管理局的情況說明，審判員韓皓開庭前不依法向我們提交，庭審時明確說明不作為證據，但判決書卻作為證據，並枉法判決王勝利等三人不是著作權人，不是本案的“適格被告”。你再講法律條文，他們根本不予採納，而完全採信被告方的說法，這種明顯的枉法行為，作為原告我無權無勢，無可奈何！法律是官方的法律，不是保護老百姓的法律！這就是中國的現實！習近平再講依法治國，掌握生殺大權的司法官員不按法律辦事，法律對他們又沒有懲罰措施和約束力，你想打保定市中院紀檢委的電話0312-3103197, 3103188都非常難，平常百姓想進中院的大門更難，最後的結局可想而知！ 第二，上面所引的判決書稱，我的研究多是對保定淮軍公所地理位置、始建年代、發展歷史等的描述，這些······在相關近代史書籍及互聯網中，均能查找到有關著述及研究文章。這完全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1. 我的研究是關於李鴻章主持修建的全國七所淮軍昭忠祠，而不只是保定淮軍昭忠祠。2. 我的三篇四萬多字的論文只講了保定淮軍公所地理位置、始建年代、發展歷史，這樣的話能讓人相信嗎？這與我提交的論文複印件相符嗎？你們寫判決書、法院院長批准判決書就不考慮考慮嗎？3. 在中國研究李鴻章與淮軍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包括苑書義教授的《李鴻章傳》，謝世誠的《李鴻章評傳》，田玄的《淮軍》，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歐陽躍峰的《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均沒有關於淮軍昭忠祠的敘述，而互聯網中，全是翁飛和我的論文。但這些不學有術的法院官員掌握着話語權、判決權，我再根據法律去辯護，提供再多的證據也無用，既不能根據法律保護自己的著作權，又要受到這些人的侮辱貶低和奚落！ 此案所表現出來的最卑鄙無恥的是，王勝利等三人，在《保定淮軍公所》一書“寫作”之際，目無法度，大量直接剽竊我的著作權，堂而皇之地以“主編”、“副主編”的稱呼將自己的名字寫該書的封面、內頁、版權頁中，為自己沽名釣譽，出盡風頭。但我起訴之後卻又費盡心思，耍盡花招，偽造證據，企圖將書中事實上的作者即著作權人的事實抹掉，讓文物管理局這個公家單位背黑鍋，承擔法律責任。當然，他們與保定市中院的私下有哪些交易，我不得而知，但我深知，在當今的中國官場上，他們絕對不會是清白的！此書還表現出中共保定高官們不寫一個字，也要在樹上署名：在這樣一本書上，兩個中共保定市委常委，保定市委宣傳部長李國英、保定市委紀檢委書記周省時都在書上掛上一個“編委會主任”的頭銜！試問：你們為這本書做了什麼？竟要掛上這個頭銜來欺世盜名？！ 作為一位歷史研究者，在學術研究中，我出版了《直隸總督與總督署史話》（合著） 、《丁韙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創業美國》，並點校了《天道溯原——丁韙良基督教作品選粹》、《星軺指掌》，在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歷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江漢論壇》、《社會科學戰線》、《河北學刊》、《安徽史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等雜誌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在幾十年的研究中，我始終遵守學術規範，決不炒別人的冷飯，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但我也遭遇到三次中國的“學者”們剽竊我的著作權的行為，而這次是最嚴重的也是最難對付的一次，因為王勝利不是學者，而是共產黨的官員，他的本領可以通天！在他的背後是中共保定市委的高級官員們！我遭遇的冤判，只是中國司法制度黑暗的冰山一角，是中國老百姓遭遇的千千萬萬個冤假錯案中的一個。我拿出了充分證據，證明王勝利等確實剽竊、抄襲了我的著作權，但最後的判決就是如此！我的冤判能得到糾正嗎？我還能堅持下去嗎？讀者如果關注我的案件，只要打進“李鴻章與淮軍昭忠祠”就能在網上讀到我的文章，也可以用電子郵件聯繫我：deyuanfu20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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