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边境筑墙的伦理辩护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施卫江来稿： 1月28日美国各媒体披露，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以兑现他在竞选总统时候的诺言，此举激起了世界上许多人士的大为不满。德国柏林市长米勒先生向特朗普劝告，“不要重走隔离的道路”。以从前的柏林墙为例，米勒警告说，特朗普的计划会造成“奴役和痛苦”，并将“摧毁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常生活”云云。

隔离墙是一种人造的建筑设施，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其目的是明确地隔离开人类之间不同素质的群体、不同利益的成员、不同性质的社会、不同政体的国家、不同种质的民族、不同风俗的地域，使之分门别类地予以管辖和治理，以彰显其有效性和针对性。

建造隔离墙，原本就是善意的常识思路和最基本的人心设想，当然是毫无新意可言。美墨边境的隔离墙原来就有，只是不够全面、完善和牢固。其实很早以前世界上就存在着许多国界隔离墙，隔开国与国之间的疆域领土，此外，还有许多的国界边境线尽量利用上天然的隔离带——河道、海峡和山脉。对此，人们普遍认为是必须的和正当的，就如家家户户都要建造起墙壁一样，就如公共厕所须要分割开“男”和“女”一样，就如酷热天气人人都得穿上起码的衣裤来遮挡隐私一样，就如私人信函邮寄必须套上信封一样，就如国与国之间通道上必须设立海关一样，就如人们行走在大街上提着拎包须拉上拉链一样，就如法律须要确立群己权界一样，就如在西方的同一条街上出现两支政见对立的队伍同时游行示威因而警察必须站立在这两支队伍的中间使之分开两者一样···要义无不围绕二个字：分隔！

如今，特朗普想要在美—墨边境带重新建造隔离墙，只是这垛围墙非同一般，而是特别高大，其起因在于这里是世界上最为猖獗的陆地偷渡带，为此必须要搞明白偷渡的性质：非法！对于非法的断然否定就是合法。由质定量，这垛边境隔离墙就如同监狱的墙壁——必须高大！唯有高大才能遏制住不法之徒、亡命之徒的非分之念——然而这个合法的思路怎么会激起当今世界上的许多政客、政治学者、道学家，知识大众，乌合之众那么强烈的愤愤不平和恼怒不堪的呢？

依其思路，反对隔离墙的思路就是反对隔离，就是想合群抱团，用中国曾经流行过的极左话语来说，叫“打成一片”，“相结合”，“划等号”，“搞三同”。据此，我沉思起来，我研习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建构”学说，分析得出生命进化的本质：分离，乃生命进化之道！

（一）分离是生命进化的形式因

纵观生命进化，整体上就是呈现分叉形态的繁衍过程。生物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分叉，就像扇形或伞状的树木一样，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分枝，这些分枝成熟粗壮之后又分叉新的小分枝···。动植物分类学上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按照生命进化而产生出分叉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分叉的要点是分离！

中国的老子最早悟道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即“道”之为道也，乃分矣离矣。

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分离也是生活的基本之道。叔本华以“刺猬之喻”悟出人生真谛：冬天里刺猬需要相互取暖而趋近，但也必须相互之间保持适当的间距和留有空隙，不然会相互刺伤，人亦如斯夫。

人的生存总是离不开审美实践。美学家布洛提出“审美心理距离说”，认为只有当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心理距离”，审美对象之于审美者才是美的。距离说包括两个方面：从审美主体说，审美要充分摆脱现实的功利目的，即与现实功利目的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采取纯粹观赏的态度；从审美对象说，要充分割断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使其成为相对孤立的、与它物隔离的观赏形象。

我们不妨再推理，人类社会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结构场，在场中人与人之间都必须保持着距离感，如此才能够获得审美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也显得较有意义。保持距离也就是适度分离的意思。

假如说“隔离”尚是一种静态的各方的对持，那么“否定”则是动态的姿势：新的一方对于老的一方的克服、超越和转化。“否定性”原理似乎在一般意义上更显示了西方人的现代性色彩。     

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扬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的关系，在此，呈现为“新旧”二元性。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家们强调前者的抛弃，否定，而经黑格尔的发展，扬弃进一步得到了演绎，强调了继承的关系，但因由于黑格尔的脑后“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黑格尔的哲学总是有寻求“合题”嗜好，其终局归为“一元”，即对“同一性”的高度渴求。       

到了二十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得到了扬弃。舍勒尔从现象学出发，归纳出人的至高本性：对于周遭环境吐出一个强烈的“否”字，“否”就表明了人对于生存的现实性断然相分离的倾向。

阿多尔诺则进一步批判黑格尔思想，认为辩证法的精神就是绝对的否定，对于“同一性”的瓦解。“非同一性”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非同一性”的实质就是分离而转化。

韦伯的政治伦理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分殊化”的进程，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散开来，呈现离心力的倾向。

现代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文艺批评等多种人文学科里，普遍对于前现代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降价、脱魅、剥离。个性化，分殊化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而宏大叙事的本质是“同一性”原理。

（二）分离是生命进化的质料因

生命要进化，人类要发展，必然要使得“变异”成为有历史积淀的存在物。

进化是物种的选择，选择须有客体的质料有差异性存在，有差异才有比较，才有选择。差异性意味着被选择物呈现分离的状态。当物种的变异成为既成事实之时，变异了的主体便自觉铺设了进化道路上的一个个台阶和基石，成为了有差异性的客体，以提供给后代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来作选择。

海克尔的生物遗传定律：“个体发育重现系统发育”，表明了进化以添加方式进行，从而经历长期的线性发展后终于获得了新的性状。于是，每个有机体自身就携带着种系的整个变异历史，储存在自身的遗传基因上，编码成有关变异的行为程序。尽管后代的学者认为，海克尔的定律较为粗糙，但大体上还是成立的。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原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以及“自性”、“阴影”等学说和概念都在佐证“个体发育重现系统发育”。

生物学的知识告诉人们，生命欲在自然选择—适应性上欲获得进化，须同时满足四项条件：1）生殖成功的差异；2）某性状上的差异；3）生殖成功与某性状的非零相关；4）性状的遗传性。总之，差异性的存在是生物选择进化的必要条件。         

对于生物进化来说，变异，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其转换机制犹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建构学说，即为“形式”和“质料”的两个“主因”，两者可以互为转化、互为前提，共同推进事物的发展。

纵观欧洲的国界和疆域变迁史，就是这样。在早期，由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巨无霸一统天下，之后渐渐分崩离析，扯散成零碎状，譬如，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当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时，日耳曼族法兰克人乘机扩展地盘，击溃西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建立墨洛温王朝及继承的查理曼帝国。之后帝国又分裂成三块：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

当然，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正如形式和质料之间时常相互转换，在往复轮回中，在一度小国林立的大陆上又建立起几个较大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奥特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一战后四大帝国纷纷瓦解。在瓦解的碎片上，德意志第三帝国一度强盛起来，它吞并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妄想通过战争来建立起称霸全世界的“日耳曼尼亚”，可是倒行逆施激起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迎头痛击。同时代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也强盛起来，大肆进行武力扩张，二战后充分收拾了法西斯败退后留下的地盘，建立起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会，妄想通过冷战来操控全世界，可是开历史倒车毕竟不会长久。二战前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战后分崩离析。

俱往矣，曾经的“大一统”如过眼烟云，褪尽铅华，唯有持久不断的分离、变异而产生出个性化的事物才真实的，永恒的。

（三）分离是生命进化的动力因

现代物理学的分支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进化是一种不可逆之流，在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的过程。换言之，凡是生命的过程分布在时间坐标上的都是呈非对称性，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对称性破缺。产生进化过程的前提条件是系统是开放性的，从而持续减熵。如此说来，必须使系统起码有“二元”以上的存在。为此目的，其途径是要对于“一元”的保守体系进行分隔、剥离开来，使得系统之中的元素相分离，不一致，不均匀，就表明了体系的“减熵” 趋势及“低熵”的态势，使系统从平衡态偏离至非平衡态，乃至于远离平衡态，于是体系内差异性就显著增加，引起巨涨落，系统才会朝着有序化方面进展演化。对于生命系统来说，促使生命从低级走向高级打开了通道，亦即进化的本质所在。

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个性化”、“多元化”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普世化价值目标，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瓦解统一、同一、一致、划一的态势。

以历史的视角来论证。早在纪元前的轴心时代，崛起了多个强盛的文明源头，而古希腊则是其中强中之强。黑格尔论道“希腊人中最伟大的便是那些个体性：艺术上，诗歌上，科学上，义气上，道德上的那些杰出人物。”（《哲学史讲演录》）这里就有地理上的因素：希腊地域的地貌特征是多丘陵，人员物资交往方便，而众多的小山丘则可以用来作为军事防御的壁垒，有效地阻挡外来入侵者，从而使得古希腊的地域上能够确立起众多的城邦国家并且安定而繁荣起来。

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率先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在历史学家汤比因看来，显然是有着英吉利海峡，这条天然隔离带的作用。

同样的因素促成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日本离亚洲大陆并不遥远，跨海往来还算方便，然而有着对马海峡的天然隔离带，有效地阻挡了来自大陆的各路军事入侵，况且日本纯粹是个岛屿众多的岛国，在冷兵器时代容易形成诸侯割据的政治格局，利于促进国家内部各地域之间有益的互相竞争。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率先亚洲各国壮大成为世界列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提出“脱亚入欧”，也就是与亚洲传统的政治文化相隔离。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纷纷腾飞崛起，也都有着日本同样的历程和因素。香港、澳门、台湾，因为与祖国的母体有充分分隔。新加坡也是与母体马来亚联邦隔离开来而单独发展。韩国与朝鲜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甚大，因为在半岛中央有一条“三八线”非军事区，号称世界上最为坚固的隔离带。在西亚，以色列之所以远远比周边的穆斯林世界发达得多，在她的国界线上有条非常坚固的隔离带也是重要因素。在塞浦路斯岛上，因为有了一条隔离带，从而使得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大敌对民族各行其事而相安无事。

再看失败的例子，在南亚的克什米尔，由于各个对立的宗教派别之间的控制线和边界线不甚明确，所以军事冲突频频。曾经是南半球最发达的国家南非：自从政治改革之后该国大幅度地衰落了堕落了，因为“隔离带”被全部撤除。在上海，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繁华的“十里洋场”被夸为远东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但是后来渐渐被打回了原形，因为“混杂进了太多的农民元素”（李欧梵语）——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中侵蚀中，泯然众人矣！

科学史上有著名的“分界”问题而树立里程碑。“分界”之后的现代科学得以高歌猛进地发展。近现代科学需要从与巫术，占星术，信仰，形而上学等浑然一体之中剥离出来，要让科学从神学的婢女位置上解放出来，确立起单门独立的地位，如此才使得科学家们以精确的界限和严密的方法来处置可观实在世界的万物。

就科学分界史来说，绝大多数的学者持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证实主义是一种通过“确定性”方法来分明，命题在确定性的与非确定性的两者之间差别何在，然而卡尔·波普尔却另辟捷径，推出了“否证主义”，从而超越了实证主义，其精髓在于：“否证法”是一种更为精致而彻底的“分离”法则。

（四）分离是生命进化的目的因

人，作为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的身上浓缩了生命进化的整个历程，由海克尔的“胚胎重演率”可确证。然而，人毕竟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形式，其实质也就是与其他一切形式的生命大大地相分离！

康德云，人自身就成目的，所以，作为大写的“人”，人自身就应该也必然成为自身的目的，这样的人，应该是个体自主的，不必（强的）依附于他人，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又因人是社会之人，生存与社会性之中，必然要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成为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于是形成了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张力的存在必须有起码的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存在的前提是，起码有相互分隔开的二个元素的存在。在现代性意义上，人，尽管以社群团体为单位的“类”存在，然则维系社群整体利益的神圣大义渐渐降解、解构、脱魅——这些都是分离的别名，也必然以个体自主性为首要道义而生存，尽管并非完全独立。

现代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的生存状况在“群体——个体”程度表上，是远离合群性的蜂蚁一端，而接近于个体性的狮虎一端。

个体性法则必然推出：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以必要的分隔为重要性原则，分隔是与人类的进步同步并进的。          

质言之，分离，在耗散结构——自组织理论中，是“分叉”的现象——为演化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

反映在基督教神学上，信仰之人是无限奔向上帝的动姿，如此，则意味着神圣无限超越于尘世，在人的内在属性中，神性对于肉身的超越。超越，乃高级层次的自我分离过程，使得精神的自我从低级的状态跃升至高级的状态。

（五）合一是生命保守的情状

人与人之间的个性气质秉性普遍存在着差异性，人际相遇因差异性常会有“气味不相投”现象。同样，每个民族也都有特定的精神个性、气质和秉性，民族与民族之间，国族与国族之间，东、西方文明之间，政治上的左倾与右倾之间，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个性气质秉性各不相同，差异大的族类相遇一块无不会出现“不相投”现象。故而，“不相投者”之间聚集一起焉能“相合”？中国古人云：“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理就在此。

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利益普遍大大分化，分层为各个阶级，族裔，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类别，利益大大分化了、类别显著的人们之间怎么可能凑合在一起生活，凝聚成一个和谐的“多元化大家庭”？

且看今天，特朗普想要构建边境隔离墙，就是希冀明确隔开美国与墨西哥两个大国——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人种、气质、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都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两个国族类别，这原本就是常识性的思维，怎么会激起世界上那么大的反感的呢？

在远东的大地上，“中央之国”自古以来流传着“天人合一”说，这被现代学界认为是巫术的思维，早熟的文化，蒙昧的心态，混沌的心智，和稀泥的作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然而令世人困惑不已的是，当今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流行起“合一”的风貌及其精神回荡。

中国人的情愫中，向来有着大一统的迷思。其要旨是建立国家在政治上的整齐划一，欲包罗万象地涵盖社会各个方面，在经济、文化和思想上层层对上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制度。若将“大一统”理想的社会政治学的内在逻辑转化而抽象成数理语言，即为“一致性”再加上“完备性”的原理。

具有同样逻辑内涵的是，在19—20世纪转折点时期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希冀用包罗万象地统摄宇宙一切逻辑的方式来构建所有的数学原理使之形式化，希冀成为理性主义的典型样板。可是若干年后，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打破了这种迷思，该定理证明为：“完备性”不能够与“一致性”一起同时确证同一个体系之中的逻辑事物。

“大一统”是专制独裁的形式，怎可为现代社会接受？希尔伯特的计划是人类理性主义的一种表达，是出于对真善美终极追求的愿望，我以为，不妨将其投放在信仰领域，而不应在“实在”领域里有作为。因为始终存在着“不完备性”，而人的本性又得追求“完备”（即完美），于是，人必定就要超越自我，换言之，就是“溢出自我”，因为只要在自我的同一性之内，就是“相容性”，既然不能够与“完备性”并存的话。

“溢出自我”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 ，自我革新，自我创造，这些都具有分离、偏离的蕴含，都是对于同一性、对称性、稳定性、封闭性的瓦解。正如萨特的“存在论”所云：人的思想总是超越自身、超越一切，也就是人的存在永远是自我超越性。因此，人无法占有自己的存在，人的存在永远在自身之外。质言之，就是那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

且看当今西方流行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粗看似乎是展示多元态的分化。然而另类的“政治正确”观点又被看做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约定俗成。“政治正确”却不容挑战，不容争辩，于是成为了暴民政治的“民主”形式。由“政治正确”与“多元主义”互为混杂的普世主义并非是分离倾向的深化展开，而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就是以内核“合一”为宗旨的价值观，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合一”的泛滥也可以看成为二战后犹太文化高涨的情状。

犹太人价值观的勃起是与上个世纪中叶法西斯的灭亡相关。作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苦大仇深的犹太人价值观大行其道，成为战后“矫枉过正”的态势。

犹太人的价值观可以在欧洲资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斯宾诺莎哲学中看出端倪。斯宾诺莎提出著名命题：“实体是自因”，其陈述为“一个实体不能是另一个实体的原因，或者一个实体不能为另一个实体所产生。”得出了实在的最终本性就是单一的实体的结论。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体系里，神等同于自然，二者合二为一，即一元论。他一方面要摆脱笛卡尔的身心二元的分裂状态，进而还想表达没有东西是超自然的，以摆脱犹太教神学的人格之神干预世俗的威力。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黑格尔作了批评，“在斯宾诺莎主义里并没有主体性、个体性、个性的原则” 黑格尔甚至道出了斯宾诺莎实体哲学的情愫之由，他身上流淌着的是犹太人的血液——东方人的价值取向。

月前，以“政治正确”挂帅的柏林市长米勒拿以前的柏林墙来比喻将要建造的美墨边境墙，则显得太牵强。柏林墙有“铁幕”之称，它成为冷战中双方严峻对峙的象征物，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分隔东西方人民的肉身躯体，而且更是分隔开两边人民所需要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学习，从而锁闭住东欧国家人民的思想自由。而美墨边境墙只是用来阻挡非法入侵者，入侵者的目的主要是想过上物质富裕的好日子，要么想到美国来从事犯罪勾当。而美国与墨西哥双边人员的一切正常合法的交往完全是敞开着的。

若说起柏林墙的悲哀，是因为它分隔开一个原本就是统一的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若说起柏林墙的悲剧，是因在这垛墙上倒下的逃亡者甚多，但这不是这垛墙本身的罪过，而是不合法的社会制度和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在此必须搞清楚到底谁是罪过的责任担当者。好比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制造出最优秀的坦克：豹式坦克，它的诞生使得反法西斯盟军将士在战场上大批地被其击倒而伤亡，但这不应是坦克车的罪过，而是应是罪恶的法西斯制度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正因为不是坦克车的罪过，所以当联邦德国成立之后，西德的坦克专家继承了豹式坦克的优秀品质，在原有基础上开发出新一代的豹式二型坦克，由此成为了战后西方世界最为畅销的坦克车。

今天世界上竟然有许多假道学议论纷纷：为什么不张开双臂迎接偷渡客进入美国？对此我禁不住要反问：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设有移民局呢？为什么要有签证的关卡管住外国入境者呢？为什么各国要颁发公民护照本呢？为什么不干脆成立一个世界联合政府，或把联合国的职能无限扩大，以取代各国的政府，岂不更省钱省力省事省心了吗？更符合了“世界主义”的光辉形象吗？

今天西方的假道学正如尼采论述的：奴隶的品格就是没有独立性，而在于依附性。尼采还论道：“高贵的人在于他总是追求自我的实现，他没有时间去内疚和怨恨。而低贱的人却总是阻碍他人去实现自我，总是沉溺在内疚和怨恨的阴影里面。奴隶说：你错，所以我对。主人说：我对，所以你错。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习惯埋怨和指责他人的人，都是奴隶，低贱的人。”

假道学的低贱性可见一斑。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1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