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湖人来稿： 大学期间即无励志的故事可与大家分享，又无难忘的经历值得特别纪念。听课读书并非总有收获，谈天说地每每忘之脑后。但在北大每天都要吃饭。以我经验，人们往往忽略人生最重要的事。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作此文为后人留史料。如能引起当年校友肚子共鸣，那就更好。

一位学者曾将1979年视为当代世界最平和的一年。这虽为一家之言，但这一年无疑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当时中国百废待兴，邓公改革开放。国家还在实施计划经济，对大学生礼遇有加。我们每月有定量：七斤米，十九斤面，九斤粮。 亚洲， 欧洲，美洲主食来个蔡元培式的兼容并包。对我这个来自鱼米之乡的人来说，米严重不足，粮绰绰有余。期待已久的窝窝头吃了一次，干燥乏味，所以也就拜拜了您那。粮票只能用来买玉米粥。有时晚餐可用面票买中餐剩下的米饭，我从不坐失良机。记得夏日傍晚，吃了馊米饭，回寝室后肠胃翻江倒海。第一次好像也是最后一次在校呕吐。还好下饭菜只是一毛钱的西葫芦，损失降至极限。当时饭票需班生活委员统一办理。当室长时，我这弼马温每月定期充当室友和生活委员之间的传送带。我拿最高助学金，每月二十二元, 不靠成绩或关系，只看家庭收入。伙食费每月十八块两毛九，雷打不动。因住宿免费，还有零花钱。衣食无忧，无需也无处打工，好像从未觉得缺钱，可见当时我的想象力之缺乏和社会主义之优越。

刚到北大时的大饭厅，即学四，徒有四壁。窗户又高又小，光线幽暗，地面油腻。墙上既无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又无改革之后的商业广告，似乎连狗皮膏药的信息都没有，记忆中多为无关痛痒，似是而非的政治评论。边吃边看， 聊胜于无。有时边走边吃，左手托一大瓷碗，右手拿一钢勺，回宿舍前在锅炉房接些开水，权且充汤又方便洗碗。后来新饭堂开张，大圆桌鳞次栉比，小方凳能屈能伸，窗明几净，大家有了谈兴。吃完后将洗干净的碗勺放入用毛巾缝制的不干净的饭袋。应验了儿时的口头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有时饭袋玩失踪。或自己忘了放在何处，或他人有意无意挪用。受西方精神污染影响，毗邻饭袋私奔也不排除。要不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排长队是常态，有时中午三十多人一队，加塞自不可免。大家对别人加塞深恶痛决，但对自己和朋友觉得情有可原。一次洗完碗，一大龄男生站在人堆外对我说：要不看你小，我会揍你。我即未问他缘由也未道歉。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可能我加塞了。我觉得这位似乎蛮横无礼又通情达理的老兄是工农兵学员。我无意歧视，因我知书达理的四姐也是一员。说当年入学渠道不同的两批学生有隔阂似无争议。记得一位外语系时髦女生，加塞技术老道。她侧着身，伸长脖子，佯装看菜还有没有，然后悄然入列，屡试不爽。或许她有内线接应，或许窈窕淑女享有与生俱来的特权。

我最常吃的早餐是玉米粥一大碗，油饼一大张，腐乳一小块，北京酱菜一小撮。酱菜过咸，但细长精致，外加芝麻点缀，倒也差强人意。玉米粥如很稠，吃起来很爽。午餐种类并不少，但记不太清。像在世界高纬度地区一样，冬天大白菜和土豆从不缺席。刚开始难免怀念家乡冬天的深色青菜。好在北京蔬菜渐多，自己也慢慢适应。后来反倒觉得米饭粒粒皆辛苦，吃馒头省事有嚼头。大学期间，我喜欢两个菜：烧排骨和炒双茄。 前者是难得的荤菜。排骨肉少，量也不足，缺油少糖，只有酱油味。但毕竟是肉，且价格公道，每次必买。有时售完，心存遗憾。炒双茄将干的茄子和湿的番茄与猪肉片混炒，有些甜有些腻，营养好口感佳。如果卖饭师傅多给一些，或两片痩肉连在一起， 喜悦之情不输“三二零” 之夜。走南闯北，只在北大吃过，难以忘怀。当时晚餐似与中餐无异，可能还略逊一筹。考试期间时有夜宵。记得一帮调侃馄饨虽便宜但单薄，我班一位北京女生说得厚道中肯：“吃得就是这个热乎劲儿。” 逢年过节学校会加餐。记忆最深的却是第一个中秋。当时我们十六人住在一间大活动室里，因临近公交车海淀站，售票员”332路，先下后上“不时传来。不知何人搞来一块又小又硬类似惊堂木的北京月饼，供大家瓜分。明月下，大家其乐融融。

学校大，有几个饭堂，但大同小异 。 西南门外有一国营长征食堂，与校园仅一街之隔。 阮囊羞涩的我会吃些包子油条之类，店家也只得靠薄利多销了。倒是记得研究生时吃的两回。一次与女友动了肝火。猪一身是宝，吃啥补啥，溜肝尖成了不二选择。另一次，一位美国教授感谢我们陪他家人在北京玩耍，请吃烤鸭。中关村农贸市场离学校不远，文革时应属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小时家里的花生米或与八角煮或用油煎。北京的据说先煮后蒸，不软不脆，别据一格。八十年代初刚流行方便面，只有一种，简易鲜美，汤汤水水，加一两个煮鸡蛋，便是一餐美食。毕业前全班在莫斯科餐厅聚会。印象中有红汤，奶油，和土豆沙拉。洋人吃中餐抱怨吃不饱。当时大家不宽裕，我也没吃饱，好在也不饿。我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数年后方知沙拉主要指生菜沙拉，土豆沙拉只是其中少有人问津的一种。

燕园待了七年后又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三年。1989来美国后发现食品极大涌流, 宛若当年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般。身体遂见长，可惜方向全都搞错。久而久之还得了旧社会的富贵病。走笔至此， 不胜感慨。如果当年我吃得和现在北大人一样，我一定会更高大；假设我现在吃得像当年一样，我多半会更健康。看来阴错阳差，次序颠倒。想必八十年代初的同学还记得潘晓的困惑和迷茫。回头来看，人生鲜有选择，但留下诸多回忆，或痛苦，或无奈，或平淡，或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