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走出悲情

    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葬礼，让我异常惊讶。这个同样有过深重灾难的民族，有着与我们绝然不同的文化习俗。在严肃庄重的葬礼宗教仪式上，牧师有唱有笑，尽力发挥诙谐幽默的本领，那怕只能给那些泪脸博得一丝的笑纹，一刻的开心。亲朋好友讲话也都事先写好，回忆并分享与逝者共有的最美好时光。

    我不太愿意写这些六四的事或感受，是因为容易动感情。昨天是周末，把该哭的，痛痛快快地又摸了几把泪，码出几行字先把感情打理扎住。在以下的文字中，我试图让心从二十年的阴影中走出来，平和地尽量用口语来描述自己的感觉，能幽默的地方，不会错过会心一笑的机会。

III. 悲情与政治运动

    鸦片战败，把香港＂划＂给英国，悲愤无奈；甲午战败，把台湾＂赔＂给日本，台湾人民悲哀无助；日本的侵华战争更是让华夏大地悲恸人寰。近几百年间，悲情在中国人的心间缠绕，忧忧结结，沉沉浮浮成为民众心理的基调之一。她要么带来大喜大悲的起伏，要么带来怒目为仇的偏执。

    十九世纪末，我们几乎到了绝望的程度，我们怀疑祖先的智慧，先哲的学说。我们学东洋，务西洋；学几何，习逻辑；造枪，造炮；理论加实践，形而上，形而下，全盘西化；上下折腾个遍，为的是逃脱外面打自己，自己打自己的挨打局面。

    上个世纪初，结束了帝制，结束了军伐的混战，建立了共和体制的民国，然后又站起来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一切的变革，最终的决定权都是赋之于武力，无一例外，权力必须用鲜血和生命进行交换。

    四九年共和国的建立，给中华大地带来了空前的自豪和全民的政治热情。人们有理想，有抱负，全国老百姓相信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抓生产，闹革命，大干快上。从改良稻谷的种子与种植，到改造个人的思想，无不政治挂帅，人们从自愿到不自愿，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

    八九年的六四，是上世纪最后一场带有理想色彩，轰轰烈烈的，全民参与的一场政治运动。她不是谁能发起的，也不是谁能领导的，事实就是如此。至今没有认识到的是，行政当局恰恰是这场运动的主导者！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民众鲜明公开地对当时的执政党和政府展示不信任和对抗情绪。虽然行政当局和参与的民间，事前事后，双方都不愿意把这个事件定义为政治运动。然而，六四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运动。政治老手们的政治嗅觉，在他们的政治经验基础上，嗅到了这场来势汹汹的全民请愿运动给现政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真是怕遥不可及的民主会摧毁现政权吗？当然不是， 他们害怕是，前所未有的一致民意，团结的民众以及明目张胆的犯上作为，挑衅且动摇现政权执政的合理性。

    暂且不计较政府的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但对处理这场危机的手段和其手段背后的思想，二十年后，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政府掌权的决策人＂心虚＂地把政府定位成＂下手＂的姿态，底牌明了于世，"不能夺权"。防守的策略就是进攻，这一粗劣的底线防御策略，粗暴地到了恶劣的程度。而防守的手段，第一招就是最后的，唯一的一招，军管！尽快地实施戒严，用几十万军队对首都进行军事管制，这一极端的手段将露骨简单的＂逻辑＂昭示给路人：＂只要我认为对我执政有威胁，我就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我用武力换来的政权，除非你用武力来夺取＂。这就是六四成为悲剧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