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那一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刻骨铭心的事情啊！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九七六年恐怕是最不平凡的一年。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大事就像一串糖葫芦，特别多，特别杂，是让中国人感到震恐、震荡、震撼、震惊的一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此言不虚。

对我个人来说，那一年，是我进“终身难忘厂”的第六年，也是在厂里当工人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里，我有一个三上首都北京的特殊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和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回想起来，怎不令人思绪绵绵、感慨万千……。

对七六年的深刻记忆，应该从那年的一月八日开始，那天广播喇叭里随着哀乐声传出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记得几天以后，在厂里食堂的饭厅兼会堂里举行了全厂职工参加的追悼大会。大会很简单，默哀，厂领导致悼词，就是把报纸上登载的悼词念一遍，老书记苍桑、缓慢的声音中有点颤抖……，散会。大家默默地从食堂大门走出来，默默地走向厂区车间，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到了车间，大家默默地散坐在车间里，大约有五分钟，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接着陆续有人坐到装配流水线传送带旁边的工作位子上，生产组长不像平时那样开动流水线之前总要喊两声：“开工啦、开工啦——”，而是默默地合上流水线的电门，大家开始工作……。事后弟兄们在寝室里议论：平时大家在车间里总是嘻嘻哈哈的，这样的景象，从未碰见过。

接下来的日子里，报纸上、广播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鼓点一阵紧似一阵，新闻里老人家的形象一次比一次衰老，后来竟是颤颤巍巍地由人搀扶着、嘴巴也合不拢的龙钟样子。神州民心浮动，传言四起。那时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篇“周总理遗言”，我当年把它认真地抄在日记本上，如今贴将出来，权作一个“历史见证”。后来听说这篇东西是个谣言，于是在“遗言”的下面又录了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借此可以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参见下图）

在这浩劫文革的第十个年头，老百姓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情绪不断漫延，举国百废待兴而不知何时可兴。在清明节之前，有同事从县城回来跟我们说，城里大街上出现了“我们深切怀念敬爱的杨开慧烈士”的大幅标语，矛头不是直指那个号称“文革旗手”的“红都女皇”么？还听说天安门广场很多人自发地给总理献花圈。4月5日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上，花圈似海、人群如潮，更有人甚至当众大声疾呼：“秦世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再不是愚不可及……”，有人高声朗诵诗歌：“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伟大领袖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于是，天安门纪念碑周围“闹事”的草民们遭到“清场”的打击，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大人第二次被打倒，同时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清明节反革命分子在全国各地展开，黑云压城，万马齐喑。7月6日，广播里又传来哀乐：人大委员长朱总司令与世长逝。7月28日凌晨，河北发生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倾刻夷为平地，24万多生灵瞬间惨遭涂炭(这个令人悚然的数字在近年才得以公诸于众)，为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中死亡人数最多。

所以说，当时全国的形势是，用一个现今的常用词，叫做“非常严峻”。严峻到什么程度？清明节之后，党中央决定，为了“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必须逐级审查、严格控制进京人员，欲购买去北京的车票或机票的任何人，必须持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介绍信。年轻的朋友恐怕从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严厉的管制规定吧？

正在这个时候，七月下旬厂里通知我：八月五号在北京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