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

【2014年，《经济导刊》设立了“中国道路”栏目，以期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探讨和研究。2018年六月刊《经济导刊》记者就关于“发展中国学派”的问题与王绍光教授进行了深度讨论。】

             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

鲁问学：你是如何理解“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意识的出现？为什么这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

王绍光：“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本身是一种以比较视野、国际视野为出发点的。原本是突出从中国人的角度解释外国的事情，解释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中国早就有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畴可以产生“中国学派”，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中国文学”，但是，因为它们是就中国谈中国，所以这两个领域中从没有人提出“中国学派”的概念。

可能提出“中国学派”的领域，基本都是用国际视野来比较和分析问题。最近二三十年，最早提出“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是比较文学领域，因为它要跟其他国家研究比较文学的人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例如动画片领域早就有人在提“中国学派”，因为好莱坞的动画片影响很大，中国的动画片也很有特色，背后就有一整套理论在支撑，所以提出“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领域也在讨论，阎学通、秦亚青等不少学者为此已经论辩了十几年，论争“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几个领域都是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互动和比较研究较多的。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指数，在2005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文章讨论“中国学派”，2005年以后，随着中外学术领域交流加大，相关讨论开始出现，最近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了，管理学、逻辑学等很多学科都在讨论，当然还都没有真正形成气候。但是，从这十几年的趋势来看，可以说讨论“中国学派”的时候到了。

201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的“中国学派”专栏

中国人以前相对封闭，从开始“走出去”到与外界接触了三四十年后，对中国的事情了解比较多，对国外的事情了解也比较多了，而跟国外学术界交往比较多的领域往往又不是中国研究领域，大家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有特色的看法，提出“中国学派”好像成了不约而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所谓“瓜熟蒂落”，能不能“落”下来还不知道，但是大家眼看着瓜要熟了，于是就希望讨论“中国学派”。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分支，还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如何定义“中国学派”？

王绍光：“中国学派”的含义可宽可窄。宽到什么程度呢？宽到把“中国学派”看作一种视角（就是英文的Perspective），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作为中国视角的“中国学派”未必成体系，未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理论，但它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这与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英文表达为School）可能有区别，因为后者往往要求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

我首先是在这两层含义之间展开讨论。从第二层的严格定义来看，目前大概还没有太多支撑“中国学派”的学术论著。但从第一层的宽泛定义来看，这种论著其实已经很多了，很多人可以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看世界，这些都可以叫做“中国学派”。

比如，在心理学中，西方心理学其实是非常本地化的，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西方心理学的测试对象基本都是西方的（Western）、受过良好教育的（Educated），来自工业化社会的（Industrialized）、富裕社会的（Rich）、民主社会的人（Democratic），换言之都是所谓“怪异的人”（WEIRD）。基于如此狭隘样本的西方心理学却提出了大量理论，仿佛这些理论能够适用天下所有的人，但这些人其实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完全没有代表性。

有一些中国学者，如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教授，他们研究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心理特征的异同，就可以归入“中国学派”。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也可以划入“中国学派”，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不仅仅是他们自我定位的“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更多还是清华视角（Tsinghua Perspective），甚至有比较强的清华学派（Tsinghua School）成分。但是，成为“清华学派”并不妨碍其也是“中国学派”的一部分。

现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上海学派”、“华南学派”等等提法，它们之间肯定有不少差异，但都是中国人的视角，是中国人的学派，都可以称为“中国学派”，也就是说，中国学派是复数的（Chinese schools），不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

鲁问学：中国视角这个说法表达的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吗，是否必然会追求某种例外论？比如，基辛格的《论中国》中也谈到中国人的视角或者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把它称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例外论”，并与“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例外论”并论。

王绍光：不一定。认知学者也曾经普遍认为人类的认知机能是一样的，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人脑及其认知的总体架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认知方式。

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写了一本书叫《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开篇就说自己在和一个中国学生交流时，中国学生告诉他：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美国人考虑问题非常注重细致、精确，而中国人考虑的都是大问题而不是细节。他当时不信，但后来越琢磨越有道理，就开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最后就写出了《思想的版图》这本书。他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今天的清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

《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1年，彭凯平跟这位作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东西方的认知差别。东方的认知是整体性的（Holistic），西方的则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这篇文章引用率非常之高，大概有4000多次，《思想的版图》就是建立在这类研究基础之上的。

所以这不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的主张。从认识论角度和认知结构来讲，不同的文化认知本身就不一样。我看中国跟你看中国不一样，和美国自己看美国也不一样，我看你的历史，可能跟你自己看你的历史不一样。因为是我们的认知方式不一样，没有谁优谁劣之分，我不排斥你的认知方式，你也不能排斥我的认知方式。正是认知方式的差异带来了视角的差异，这跟基辛格讲的例外论没什么关系。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否只有两分，如何理解中国学派的不同含义？

王绍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管自觉不自觉。如果一个人有自觉的话，就会清楚自己的视角，不自觉就未必会那么清晰。从在不同文化之下人的不同视角和不同认知方式谈起，我觉得“中国学派”可以分为五个层面，越往上越严格。

第一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由于认知方式未必统一，所以在不同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人看待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不一样。

第二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看法不一样，但独特性未必那么清晰，只有向上走一步，才能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看法。比如很多管理学院都有一整套公共关系课程，公共关系从业者最初认为公共关系可能是普遍的，但逐步发现在美国做公共关系所用的战略并不能适用于别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此高度敏感，觉得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关系的看法不一样，就编了一系列书来讨论亚洲人、东欧人、西欧人、拉丁美洲人、中东人、非洲人、北美人的视角。

他们说的视角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复数（Perspectives），就是说亚洲不一定只有一种看法，但亚洲整体上可能跟拉丁美洲不一样，拉丁美洲又和欧洲不一样。因此，第二个层面说的就是不仅有看法，看法还要有一定独特性。

第三个层面，中国人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比如吴飞的《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跟西方大量研究自杀的学术作品就不一样（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Suicide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我刚才讲很多论著说的视角都是复数的（Perspectives），意思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间未必一样。

但是，这本书说的视角是单数的，就是某个人已经在某个问题上有了一整套系统的独特的看法。而在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一套中国人的成系统的独特看法，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基本概念，作为所有分析的基本工具。基础概念的出现当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但如果没有出现独特的概念，就不能说达到了第三层。

第四个层面，中国人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开始是独特的，后来是系统的，现在是统一的，逐渐把对某个小问题的看法变成对某一个领域的看法。吴飞的自杀研究是在社会学领域开始出现的，他针对的是自杀这个领域内的“小问题”，但如果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提出一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看法，就可能会走到第四个层面。这一层面除了要有概念，还要有独特的、成系统和统一的理论。比如阎学通等人探索的“清华路径”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吴飞的《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层面，可能就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了，这就是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别人承认的“中国学派”。这主要取决于在对外交往层面是否获得别人的承认。当然别人承认不承认，也许跟学术水平关系不大，反而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现在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逐渐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就是有一些独特的看法。当然，某些领域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某些领域甚至已在试图进入第四个阶段，但总体上来讲，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

鲁问学：亨廷顿在1987年美国政治学学会第83届年会的主席演讲中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直接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诞生，也让美国的政治学者以善好为价值追求。如果说存在政治学的“美国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的“美国学派”。如果说“美国学派”的确是以追求某种善好为价值目标，“中国学派”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王绍光：应该是有的。比如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有建立“中国学派”的冲动，阎学通也在其中，虽然他不承认，他们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但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中国或者国际事务时却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无论回看历史，还是放眼现在，亦或展望未来的国际关系，总觉得这套理论大有问题，自然就希望寻求改变。

中国人希望世界和而不同，这种希望和西方的既有理论可能是不融洽的，于是一些中国学者们便希望能够提出一套东西来促进二者的融洽，赵汀阳等人也在推进这些东西。

亨廷顿讲的是政治学，别的领域有时并不是有冲动去建立一种理论，而是有冲动去解决当下的问题，由此不经意就创造了一套理论。比如经济学的“美国学派”。19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有媒体人用一整套经济思想来指导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这套东西就叫“美国学派”，但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这个“美国学派”了。

鲁问学：这说的是进步运动时代的制度学派吗？

王绍光：比制度学派还要早，而且参与建立“美国学派”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美国人，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25年，他当时在德国受到迫害，就跑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后又跟美国政客和学界的人联系密切，建立了“美国学派”，这套理论其实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保护国内幼小工业，这套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是现在美国人不承认了。

鲁问学：被遗忘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美国学派”的思想跟欧洲的重商主义很像，缺乏独特性？

王绍光：它有独特性。这套思想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后来又影响了德国。李斯特被德国赶出来后到了美国，在美国风生水起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但德国人不接受他。美国学者说李斯特是“美国学派”的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又返回去影响德国，如林肯总统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的思想影响了俾斯麦。“美国学派”还影响了日本，有人出任天皇的顾问，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也坚持重商主义，坚持保护国内产业。

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五段论”，事实上的确有一个“美国学派”，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不愿意承认。熊彼特就不承认，认为他们从理论上并未构成一个学派。如果要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变成一套理论，几乎不可能，但整体而言，这些学者的思想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另外，美国后来主打自由贸易旗号，如果再回头讲“美国学派”的话就不太对劲了。所以，反倒是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在挖掘这段已经被边缘化的历史，最近有本书就是讲李斯特在美国的那段经历。

因此，“美国学派”不被承认，不完全是学术上的原因。以“五段论”而言，我们大概能够做到第四步，至于第五步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鲁问学：假若跳过前面的步骤，先追求第五步，是没有可能性的吧？

王绍光：对，没有前面的铺垫，第五步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做到了前四步，别人未必就会承认已经形成了“中国学派”。当然，“学派”这个词并没有严格定义，有人免费送你一个也完全可能，但它真正普遍接受的含义还是指一个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学派，要让它被别人承认还是比较难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中国整体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毕竟是“势”比人强。

“中国学派”是“开眼看世界”而非固步自封

鲁问学：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意识是从探寻中国的独特性发展到中国的普遍性，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直接采纳西方视角、西方学派既有的观点？

王绍光：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以全盘接受。中国很多问题跟西方可能有相同的地方，西方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所以该拿来的都可以拿来，关键是要把心态调正，分清以谁为主，以我为主还是以别人为主。就好像是有人说特朗普政府制裁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活该倒霉，因为你违反了他们说的普遍的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看法。

以我为主，就是说不是你要我开放才开放，我本来就是要开放的，以我为主就要摆脱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批评的“贾桂式的奴才心态”。毛泽东曾尖锐批评了某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贾桂精神”。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心态，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平视的心态，你做得好我就借鉴，你做得不好我就摒弃，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中国学派”并不是排他的、狭隘的，英国可以有英国学派，美国可以有美国学派，法国可以有法国学派，日本可以有日本学派，我们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取长补短。

鲁问学：“中国学派”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等等概念存在何种关联？

王绍光：如果只讨论中国问题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提“中国学派”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擅长的领域，有一整套的解释方式，西方人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比，但这难以构成一个“中国学派”，因为你谈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可以用美国的“加州学派”来重新解释中国。从外面来看，可以有一个“学派”，但是就中国来谈中国就很难说有个什么样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类概括，只是中国人自己解释自己，虽然也很重要并且仍然需要继续大量研究，但“中国学派”更多是在国际比较层面，我们在谈别人的问题时，谈人类的普遍问题时，我们自己有没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没有一套理论，有没有一套概念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鲁问学：这也可能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王绍光：对。比如罗马史，西方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罗马史也许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罗马帝国跟秦汉帝国差不多是同时代，从“中国学派”视角出发去看罗马帝国，去解释罗马帝国的兴衰，也许能产生比较独特的看法。这不是中国问题，而且跟中国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可以有一个“中国学派”来解释罗马史。对于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西方有一整套福利政策理论，中国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问题，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要讲“学派”，一定是在比较意义上谈别人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但也要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面来谈。

鲁问学：这可以和您刚才说的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相契合。

王绍光：有比较，“中国学派”才有意义；不比较，就没有意义。如果只是我们自己谈，我们已经在优势地位上了，那根本没必要让别人掺合，掺合也没有意义。别人谈论的是他们理解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才会有“加州学派”之类。

鲁问学：还有经济学、法学上的“芝加哥学派”之类。

王绍光：对。

鲁问学：这就是说，“中国学派”并不是仅仅讨论中国的海外的“中国学”或者是中国国内的“中国学”？

王绍光：那绝对不是这样，不是仅仅跟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y）对话，甚至不是跟海外汉学（Sinology）对话，而是跟中国之外的所有视角的对话。动画片跟动画片对话，比较文学跟比较文学对话，还有历史学，世界史也有人开始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比较早的是历史地理学。谭其骧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办了《禹贡》杂志，主要是谈中国的解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学者，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也用中国的视角来谈，而且发展了一些中国的概念，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用西方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但他们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现象，并没有用他们发展的概念体系理论来解释别国。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跳出了用西方解释中国的窠臼，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下一步，用自己发展出来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来解释别国的现象、人类普遍的现象。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的学术成就比政治学大得多，他们当时已经可以在美国最好的刊物上发文章。

鲁问学：您认为政治学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学派”？

王绍光：政治学本来就是美国人构建出来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早就有，但是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基本上是在美国兴起的，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方，所以很多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本来都是为美国服务的，美国学者专门研究过冷战对政治学的影响，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基本上都服务于冷战，跟冷战的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转型都有关系。

鉴于这种背景，政治学要建立“中国学派”，首先要认识到，美国主导的当代政治学是非常独特的，不是普遍的，不是像物理学那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价值中立的学问。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我知道，政治学领域还有很多人坚持政治学是普世的，所以迈出第一步是很难的。只有首先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学是独特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追求适用于其他地方、适用于全世界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是要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在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之后，再倡导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这样更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一直不倾向于“闭门造车”的做法，不是去发明一套概念体系，发明一套理论体系，那是不可取的，也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解决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西方有西方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能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提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哪怕和西方都用同一个词，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对其形成新的定义、新的理解，这才是在政治学领域推进“中国学派”的正确方法。

鲁问学：许田波在回应其他学者对其《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之比较》一书的学术批评时，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要正视历史，她认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国家构建跟西欧的不一样，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上中国要更早一些。

王绍光：对，许田波那本书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视角早就有人想做，比如跟我同时出去留学的史天健，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想用春秋战国各诸侯间的关系来重构国际关系理论，但后来他从国际关系转到了比较政治。中国的民族国家跟西方的民族国家构成是不一样的，这早就应该有人指出来了，所以她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鲁问学：许田波的研究也被认为指出了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

王绍光：对，她的回应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批评，国内有人说她并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借用了外国人的概念体系来谈中国，所以许田波回应时才说构建中国学派要看历史史实。我觉得她还是有贡献的，对于国家建构或者民族建构理论研究来说，她用中国的案例指出，在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别的模式。

鲁问学：这就意味着“中国学派”同样需要避免变成狭隘的区域研究或者区域主义。

王绍光：对，“势”很重要。以前我们跟别人接触比较少，中国的问题又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本身的问题。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理论，就大量借用外国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而不是外国。这种现象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今天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这么多年，经济体量也非常之大，许多人走出了国门，很多人不满足于做中国本身的研究，而是去做比较的、跨国的理论工作，这个“势”已经形成，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已经比较丰厚。所以，我们要开始了解、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鲁问学：目前是否出现了非洲的中国学派、东南亚研究的中国学派之类提法？

王绍光：对。非洲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量非洲研究是被西方人统治的，做非洲研究的中国人也往往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跟非洲人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会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看中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还要去看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今后可能更是如此。

鲁问学：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与中国如何跟世界打交道的世界观是否直接相关？

王绍光：对。当然也在于这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本身是否严谨，学术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论据是否充分，论证逻辑是否严谨。如果本身很粗糙，不管你有多强的希望要把它弄成一个招牌，别人都是很难接受的，不仅外国人不愿意，中国国内人也很难愿意。

鲁问学：在解释中国实践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一个独特的、统一的看法？

王绍光：我觉得慢慢会有的，刚出现时可能还会受到批评，外国人不满意，国内人也不一定满意。比如朱苏力的《大国宪制》，虽然是谈中国，但实际是在跟西方学者和全世界对话。什么叫“宪制”，他认为人们对宪法（Constitution）的理解可能太狭隘了。西方人写自己的宪法史往往追溯到很早以前，但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宪法。法学界会接受这种研究吗？恐怕也不一定。但是，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以前根本没有人往这个方向想，连想都不会想，现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人有底气了，而有底气很重要。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往这个方向想，会有更多年轻学者跟进，慢慢就形成气候了。

鲁问学：中国越走向世界，也就越需要中国视角的区域研究，或者说服务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区域研究。

王绍光：从区域研究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自己的区域研究，可能连国家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甚至有一个武汉人在北极圈里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那儿卖热干面，这是“中国的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在以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要说对更远的外部世界不了解，对周边国家也不太了解，无论对中亚还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日本和韩国，我们是否有深入的研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也都未必。最近朝鲜半岛一出现危机，很多人的看法是跟着美国走。有些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往往不是基于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深入的研究。所以，中国既到时候了，也到坎上了。

鲁问学：中国需要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列国志”。

王绍光：中国需要了解整个世界，不仅仅是今天的世界，还包括它的历史以及对其未来的预测，这些都是当今中国该做的事情。

代际差异与“势”所必然

鲁问学：对“中国学派”的形成来说，文化是不是很重要？是否首先需要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自觉逐渐恢复？

王绍光：对。但是，仅有文化恐怕还不够。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阶级、有些民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尽管我们的认知方式并不一样，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时，往往不敢表达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害怕说错，被人耻笑，宁愿附和别人已经表达的看法。所以，迈出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

当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看法是独特的，而且还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在整体上，中国是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才迈出了这一步，而且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就“势”而言，很多人还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认知方式，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低得多，没有独特性，很多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

意识到中国与外国的认知方式不一样，运用中国不同的认知方式看世界，形成独特的看法并表达出来，哪怕不成体系，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已经是中国学派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看起来哪怕非常幼稚，歪歪扭扭不太稳定，但迈出第一步就像小孩子蹒跚学步一样，是最关键的，有了第一步，往后会更容易一点。

鲁问学：越往前走，就越需要独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后者又需要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和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势”的代际差异会不会越来越明显？

王绍光：我估计是这样。无论自觉与否，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两种时代塑造出来的观念，一种是1949至1978年这三十年形成的，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人们会觉得中国有一套独立的东西，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说那套语言都是错的，但至少有个基因在那里，就是我们可以有独特的东西。再往后的很多年里，也就是1979年至今，我们又说自己是落后的，以前那些东西带来了巨大损害，现在要拥抱西方、拥抱普世的东西。

比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前面那个东西少一点，后面的那个东西更多一点，对于中国有没有独特的东西还没有形成坚定的信念，因此也往往会彻底拥抱西方、拥抱普世。但是，再往后的年轻人，一开始也许会拥抱西方，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和之前的两代人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的“90后”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自卑，他们会用平等的眼光去看世界，这也是当下这代年轻人的优势。

秦汉帝国与丝绸之路

总之，第一代人两种东西都有，中间这一代基本上是仰视，年轻一代人已经是平视了。此时，我觉得更容易出现独特的、不同的看法。看法这个词（Perspective）很有意思，在学术上有三种用法。第一种是指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European Perspectives），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独特看法，彼此之间未必完全一样，因为不成体系也不统一。第二种是说对某件事情有一个独特的、自洽的欧洲视角（An European Perspective）。

第三种用法就是对某件事情有一种独特的、自洽的、成系统的欧洲视角（the European Perspective）。三种看法，大致对应于我们之前说的阶段。我们现在恐怕还是在第一个阶段，即各种各样的看法是独特的，但不成体系，不自洽，这种状况可能要在不同的领域持续很长时间。吴飞的自杀研究是一种中国视角（A Chinese Perspective），阎学通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清华路径（A Tsinghua Approach）、清华视角（A Tsinghua Perspective）；中国人独特的但未必是统一的看法已经星星点点了，下一步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斑斓纷呈中国视角（Chinese Perspectives），然后再往下一步才是真正形成“中国视角”（the Chinese Perspective）或“中国学派”（The Chinese School）。究竟什么时候走到第三、第四步尚未可知，关键是第一、二步。

鲁问学：美国的影响是否也存在代际差异？

王绍光：有些人已经开始产生冲动，觉得需要跳出以前束缚自己的思想枷锁。这个枷锁是自愿戴上的，因为当时认为美国那些东西很先进，至少是一种时髦的装饰品，现在才意识到它是一套枷锁，但能否摆脱是另一码事。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即便你想往东走，你潜意识里面的东西还是在引导你往西走，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冲动，你就不会再一直往西走，至少有了往东走的可能。所以，即使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也有人开始慢慢在不同程度上走出完全被美国和西方束缚的那套思维模式，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

更年轻的学者也许有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可能走出这一步。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都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年轻一代的自卑心态可能比老一代少一点，平视的心态可能会多一点，往后走的人这种心态也许会更强一点。所以，越是年轻一代，越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政治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他们更有潜力。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不能拔苗助长。必须理解别人是什么，自己才能有独特。不理解别人，自己所有的独特都不独特。因此，首先必须了解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学派如何看世界及其原因，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鲁问学：了解别人是必要的，同时，了解自己也是必要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是否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

王绍光：对，就了解别人、了解自己来说，有愿望是一码事，而有没有能力跟学术功底有关。要了解中国历史，一定要读很多东西，了解很多东西，还得了解别人怎么看他们的历史，都了解以后，才能够有底气地说，我们可能不一样。比如对罗马帝国，如果不深入研究，你会觉得它和秦汉帝国相差无几，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深入的了解，才能去排除这种定见。这个定见可能是别人给的，比如西方人给的。

你了解他们的看法，但又可以独立地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独特之处，这两个大帝国的走向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罗马帝国的衰亡，影响了从小亚细亚地区到地中海的非洲部分，一直到整个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它们后来的发展走势都受到了影响。中国也是一样，既影响中国本身，也影响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要重新解释的话，就需要了解别人如何解释罗马史，如何解释中国史，然后再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问学：理解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方法论？

王绍光：在方法论上，我一贯主张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适合的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重要。中国学派是否会在逐步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同时，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可能并不重要。方法可以借鉴别人的，只是当你有特殊的需要，觉得借来的方法不适用，才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领域也许并不一样，动画片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不一样，国际关系领域跟政治学领域不一样，所以方法是次要问题。如果在没有解决概念问题、理论问题时，就着急去找独特的方法，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鲁问学：您特别强调政治与社会历史进程对学术思想和学派构建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也直接受其进步时代、大萧条和二战的触动。中国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历史进程体验，这种体验更有利于他们形成平视的心态和视角。做个不恰当的类比，中国今天是不是有点类似一百年前的美国？

王绍光：有可能。因为从美国的崛起过程来看，它以前也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是荷兰，约在1827年。美国超过中低收入水平是在1860年，此前的美国也属于“低收入”，相当于今天的非洲国家，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穷的国家。1860年的美国并不发达，才刚刚超过贫困线。从1860年算起，美国用了81年（亦即到1941年）才从“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阶段。19世纪的美国领土扩大了10倍多，人口都扩大了25倍；到1880年前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开始超越英国，但人均收入还是比英国低；20世纪头40年，美国的人均GDP时而高于英国、时而低于英国；直到二次大战全面开打后，美国的人均GDP才持续稳定地超越英国。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按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已超过美国，且发展速度是美国的几倍，但是人均GDP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低不少。由此可见，崛起不能用年头计算，要用年代计算。在以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用平视的眼光看世界，这将是历史性的大变化！

鲁问学：当时美国的很多年轻学者是从中产阶层出来的，中国的“势”与“中国学派”形成有何关系？

王绍光：二战以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欧洲很多传统大国的水平，所以美国不仅仅有大萧条的痛苦经历，还有更自豪的平视欧洲的经历，那就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地超过了英国。19世纪末的美国有1亿人，他们还没有这个自信。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每年的GDP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俄罗斯；虽然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比美国低得多，但我们的体量很大，大概已经有3亿人可能跟美国人生活水平差不太多，这些人很可能就产生平视心态。3亿人也不少了，与美国的总人口差不多；况且，这个群体还会不断扩大。所以，这种能够平视、在全世界有走动经历、对各种世界事务都了解的人已经很多，总量上很大，这批人看世界的方法，就可能跟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不太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势”，没有这个“势”，“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也许根本没人去想，极少数人提及是不成气候的。有了这个“势”以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人提，那个地方有人提，虽然不成熟，但都是“势”在背后起作用。形成一股浪潮，形成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它的出现就跟小孩子迈出第一步一样重要。

鲁问学：我想这个“势”对知识分子、对政治家群体都有影响，也会有代际差异。

王绍光：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意识的出现，跟整个中国社会其他群体是同步的。政治家是这样，企业家也是这样，有“平视的自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是我们只能“引进来”，只能模仿、山寨西方，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自信了，我们的技术在很多领域并不比别人差，我们的文化艺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势”一旦形成，就可以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在学术界里谈“中国学派”，无非是大“势”的一部分。

鲁问学：“势”是一种来自硬实力的软实力吗？

王绍光：我不太同意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提法，没有硬实力（Hard Power）就没有软实力，软实力几乎就是硬实力的副产品，并不是产品本身。而“势”是一个大国的体量构成的，哪怕你不想去影响别人，你的一举一动依然会影响别人，你跟某个国家的关系会影响第三国，但这种关系及其影响都只是一个副产品。

鲁问学：这个判断比较乐观，如果“势”发生了变化，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下滑期乃至停滞期，“中国学派”的成长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王绍光：这要看你怎么预测未来走势。在1774-1909年间，美国经济以平均每年3.9%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年均增长率是2.2%，美国只比英国高1.7个百分点。但这看似不多的1.7个百分点，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就会造成巨大区别。

19世纪开端的美国经济体量比英国小很多，到19世纪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之后人均收入也超过英国。所以，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比发达国家要低，这个“势”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往下跌，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都会持续高于美国、高于西方国家。

动画片的中国学派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他们忘了还有“高收入陷阱”，大量国家其实是在“高收入陷阱”里面走不出来，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瑞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瑞士的经济增长率都不算高，但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所以大家都不去观察它是否落入了陷阱。所以，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几乎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这个国家全乱套了，政治家们发疯了，企业家都不见了，才会出现那种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我的判断是，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门槛，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达到1.3万美元的水平，这是大概率事件。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个水平都是一定会达到的。一旦达到这个水平，“势”就更上层楼了。如果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世界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即属于高收入俱乐部的经济体将占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到那时候中国的国民心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鲁问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会不会变成新形态的帝国？这对“中国学派”的构建有什么影响？

王绍光：帝国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这个词的使用者往往没有给它严格的定义。比如我就不会把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归为同一类型的“帝国”，实际上它们不是一类的。此外，帝国跟帝国主义也是两码事。在严格定义上，帝国的疆土是连续的，不能说如果我在美国、在菲律宾都有一块地方，我就叫帝国，那是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加殖民主义，不是传统意义或者历史学意义上的帝国。你刚才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会不会变成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我的判断是应该不会。

但是，虽然中国人主观上不会有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客观上周边国家还是会感到威胁。前两天我们跟韩国学者做学术交流，有个韩国学者在发言里就表露出这种情绪，韩国觉得跟中国做邻居压力太大，中国咄咄逼人，比如中国批评韩国接受美国的萨德系统驻韩，韩国就觉得中国是帝国主义。中国主观上认为是你威胁我，而不是我威胁你，但韩国觉得是我要保护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主观上中国人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应该不会变成帝国主义，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张这种东西。但客观上因为体量太大，就像一个大象在草丛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想侵犯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有阴影、受威胁。

如何消除这种客观的帝国主义印象，这应当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和注意的事情。如果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讲，中国今后需要在对外关系上“少用力、多造势”。“势必在我，力需慎用”。势必在我，势的形成自然有利于我，这几乎没什么疑问，但是力需慎用，少用力，“势”在我这一边就够了，没必要在任何地方都用力量加强影响。《孙子兵法》对势和力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现代国家也应该分清这两个东西。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六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