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中國讓我們團結起來了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發布日期:2019-02-16 13:10:15 文章來源: 歧路聽橋...
我總是認為,當我們意識到美國面對危險的外國敵人時,我們會團結到一起。真想不到,現在我們就有一個敵人:中國。愈發清楚的一點是,中國在經濟、技術和認知層面已成為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大威脅。 而且的的確確,在有關日常政治的電視節目咆哮的表象之下,美國人正開始攜手並行。邁克·彭斯和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談到中國經濟政策時的意見可以聽來極為相近。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共和黨人談到中國侵犯人權時的意見聽來極為相近。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策思考者開始討論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時的意見聽來極為相近。(邁克·彭斯是副總統,共和黨人;伊麗莎白·沃倫是國會資深民主黨參議員,已宣布參加2020年總統競選;南希·佩洛西是國會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譯註)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事務中的積極力量。北京違反了貿易協定,加劇了地區緊張,這是事實,但中國經濟的迅猛成長降低了我們的生活成本,且在世界範圍拓展了繁榮。 但眼下,有些事情已經變了。首先,中國的政制沒有變得自由化,反而愈發富於攻擊性和壓迫性。 其次,中國人調整了他們經濟上的着力點,因而他們的經濟可以直接取代我們的。當局的《中國製造2025》政策試圖令中國在價值鏈上實現升級,並主導航空航天、機器人技術和生物技術之類產業。 據參議院小型企業及創業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主席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剛剛發布的一份報告,過去一年中,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增長了67%,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已超過美國。有估算表明,中國在量子計算領域的投資超過美國的三十倍。我的同事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指出,中國擁有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無人機生產商,且在面部識別和語音識別技術上遠遠領先於我們。(托馬斯·弗里德曼,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譯註) 假如中國只是展開競爭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會很美妙,但不是,中國還在進行技術剽竊。由退休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和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領銜的一個委員會2017年估計,因中國的知識產權剽竊,美國經濟每年損失225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 有些技術剽竊是通過黑客攻擊進行。有些是通過殼公司購買技術企業暗中進行,為的是攫取那些技術。有些是純粹的間諜和流氓行徑。中國間或為美國公司開放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以換取相關技術,隨後在消化那些技術之後即關閉那些渠道。這不是競爭,這是取而代之。 第三,北京正試圖占領新技術的控制中心。假如中國可以為5G通信設定標準,並主導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那麼它就能制訂規則,並以我們無法媲美的方式滲透我們的社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中國的挑戰不再只是經濟層面的,也是道德層面和認知層面的。中國的挑戰是兩套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全球範圍內很多人眼下都認為,北京的價值觀勝出一籌。 我們一向認為,中國將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錯了。我們一向認為,中國的政制將變得自由化。錯了。我們一向認為,中國人民將起而造反,並加入自由的民主世界。錯了。 唐文方發表於《美國事務》的論文令人着迷。對任何認為我們的制度具備理所當然的優越性的那些人來講,這篇論文提供了令人慚愧的閱讀感受。相較於美國人,中國人更相信他們的政府機構。200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78%的中國人表示,政府回應了他們的需求;而認為政府回應了他們的需求的日本人是33%,韓國人是 21%。相較於美國社會,中國社會擁有多得多的信任和社會資本。唐文方指出,中國位居荷蘭之後,擁有世界第二高的社會信任水平。 [唐文方(Wenfang Tang),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目前是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他的論文題為“The ‘Surprise’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China”,見於《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2018年春季號。《美國事務》是一份美國政治學季刊,創辦於2017年2月。——譯註)
假如我們沒有學會證明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假如我們沒有改進我們的制度,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就會說:我將接受他們那一套東西。 一大爭議是:我們如何應對?魯比奧的報告《“中國製造2025”與美國工業的未來》(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帶來的閱讀感受令人着迷且難以抗拒:“本報告的核心結論是:美國無法逃避或者躲開有關產業政策的決斷。” 奉行自由市場理念的共和黨人一向反對產業政策——即政府深度介入以支持關鍵部門——至死都不悔改。但中國的威脅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所有人的想法。魯比奧報告尋求超越自由市場與國家統制主義的截然對立,並找到前進的新辦法。 最重大的改變可能關乎美國人的身份。如雷漢·薩拉姆(Reihan Salam)在《大西洋》雜誌所追問的那樣,假如中國是與我們對自身的定義對立的“他者”,那麼“我們”是誰?假如中國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構成攸關生死的威脅,我們是否有能力改進我們的制度,這樣我們就能直面挑戰——去投資於人力資本,去改革我們的政府機構,修補我們的社會結構,並讓我們的政治體制再度運轉起來?(雷漢·薩拉姆生於1979年,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員,《國家評論》雜誌執行總編。本段中的文章是指“Is China or Russia America’s Defining Rival?”,《大西洋》雜誌網站2018年10月9日發布。——譯註) (作者1961年生於加拿大,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本文見於《紐約時報》,2019年2月15日出版,原題“How China Brings Us Together”。標題代表譯者自己的理解。聽橋,愉快地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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