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日同学-镇反遇难者 大家知道，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国民党干部或官员的培训学校。这个学校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中共中央党校。 当年，这批留日归国同学报考中央政治学校，不同人有不同愿望的，有人直接了当地说他是为了当官的。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办理这个特别训练班称“救济被难留日学生，训练其战时需要之技能与体魄，期能养成为抗日优良战士”，显然这个“抗日优良战士”就是这个特训班打算培养的“官员”。这些留日归国同学都是知识分子，用他们弥补战时干部的短缺，也就理所当然了。 由于是战争时期，局势瞬时变化，今天还歌舞升平，明天就战火纷飞了。因此，这个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是个军事化组织。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2月1日开战的。10月8日刚开学的特训班，在战前11月23日，乘火车转移到庐山海会寺庐山军官训练团所在地。转移时，每个学员发给步枪一枝、子弹二十发。这时，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转归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康泽接手负责，只不过是顺水推舟。后来在康泽坚持下，1937年底，政校特训班迁至军校特训班所在地湖北江陵。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成立，蒋介石为团长，陈诚为副团长。1938年4月，陈诚命令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将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从江陵遣到武昌南湖。自此，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这一转变使得军事化的特训班成为政治干部培训班了，多数毕业同学到了军队政治部门工作。留日同学中的高材生被陈诚选中，成了他的随从秘书。后来，一些同学成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一些同学当了县长。可以说，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成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 “第三梯队”。 1949年大陆转变颜色后，毫无疑问，带 “长” 字的 “第三梯队” 成员，首当其中成了革命的惩治对象。50年代初，这些留在大陆的“长“ 字号人物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第一批牺牲品。可以确定的4名留日归国同学郑代恩，寇永吉，李思恭（字心斋， 1902-1951？，河南西华人， 河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日本大学），潘文治（1917-1951?， 江苏无锡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部商科毕业，日本庆应大学经济部预科）被处死刑。民国期湖北咸宁县最后一任县长的余家骥（1909-？, 湖北咸寧人， 湖北法科大學畢業，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担任过湖北枝江县长的彭永源（1910-？, 字少泉，广东陆丰人，广东私立广东大学，东京法政大学法科），和江西省铅山县县长欧阳樊（1902-？，字念狂，江西萍乡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究，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人下落不明。 
郑代恩 (1909-1953)，字兆琏，贵州正安人。1931年考入上海东亚体专童训班，后入上海国医学院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政经系，同年加入“复兴社”。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深造。“七七事变”后，回国抗战。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第三中队毕业。同年8月，经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干事会组织处副处长程思远介绍，郑加入三青团。郑代恩在重庆当选留日同学会总干事。一直在三青团服务。最早任三青团重庆支团主任。1941年4月，奉派为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处干事，7月筹建国民党贵州市党部，任书记长。由于介绍人程思远的关系，不能不是他冉冉升起的提携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调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五处副处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专员，三青团第一、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当选为参议员。1948年5月，谷正伦任贵州绥靖公署二级上将主任，1949年初，任命郑代恩为贵州绥靖公署少将政工处长，和“反共保民委员会”秘书长。这个任命也许是以后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9年初，郑代恩的儿子郑亚宇（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派遣下，从武汉返回贵阳从事贵阳城工活动。当贵阳岌岌可危时，郑代恩在儿子郑亚宇的策反下，拒绝了谷正伦要他逃亡台湾的飞机，只身前往黔北与绥靖区司令吴剑平中将晓以利害，促成吴剑平于12月1日从遵义起义。之后，郑代恩被中共遵义地委和专署委任为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秘书长，和地区财经组副组长，而这两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分别是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这些任命说明，当时共产党需要懂得地方区域和有知识的人来相帮，而对他（们）的过去不太追究，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可是，当共产党政权稳定下来以后，1950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镇压反革命”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可是当杀戒一开，有人就被就地枪决了，毫无法律程序。据中共文件指出，“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1951年全国人口5亿8千3百万，则死刑数量是人口总数的千分之1.55。杨奎松在《江南文史》“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一文中指出“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安排工作，这时却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当时贵州省向中央上报要杀千分之3. 在这种形势下，过去国民党官位高于县团以上的，都是应该在这个该杀的千分之3之中了。1952年，郑代恩被重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8月10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52）清反六号第156号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郑代恩死刑，并于次年执行枪决，最后遗体不知所踪。 1949年11月22日贵阳市军管会成立，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24日郑代恩之子郑亚宇到贵阳市公安接受部工作队任副队长，1950年6月调重庆西南公安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肃反运动” 的目标是肃清中共，政府，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由于郑代恩是以反革命罪处死的，其子郑亚宇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肃反运动” 不久，共产党员郑亚宇被重庆西南公安部解职，转入了文教系统任教。此后至“四人帮“粉碎的1976年之间，情况不清。1987年，郑亚宇从贵州师范大学离休。 在国共关系史上，从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家庭可能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郑代恩家庭就充满了这种关系。郑代恩的堂弟郑代巩就是共产党员。1937年，郑代巩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郑代恩利用留日同学关系将郑代巩营救出狱。1939-1940年在重庆期间，弟兄俩可以辩论，争论谁-共产党或国民党-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曾经是全国学联主席（1938年）的郑代巩，因为身份暴露，由组织安排从重庆转移到延安。到延安后，1942年赶上了“抢救”运动。共产党员的郑代巩在康生的“无情打击”的摧残之下，也许他的堂哥郑代恩担保他出狱就是他的一条“国民党特务”而且有口辩不清的罪名，在那里又没有人可以替他说话，只能以死抗争，以示清白，暨年自杀仅27岁。50多年后才给予甄别。同样，郑代恩在1952年被判死刑，可是有谁可以在那个大环境下为其作辩呢？不落井下石已经够可以了。 郑代恩的案子在34年后，翻转过来了。结论是“原判反革命罪行判死刑不当，决定撤销原判，对郑代恩以投诚人员对待”。至少，郑代恩可以在地下安宁了。
寇永吉（1910-1951），宇子元，甘肃武都人。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留学日本東京法政大學。“七七事变”后，回国抗战。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黄埔14期）第一中队毕业。 寇永吉是甘肃省党部副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三青团甘肃分团干事长，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省财政厅长，造币厂长等职。1939年9月24日，陶峙岳酒泉起义。原逃往哈密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省主席丁宜中，财政厅长寇永吉，民政厅长马继周、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等人由哈密返回酒泉，于10月2日携档案，财务，军械和资源，向酒泉军管会投诚（酒泉起义纪念馆档案）。 1951年6月8日，寇永吉被判处死刑。担任过兰州大学校长的留美博士建设厅长骆力学和教育厅长宋恪已先于寇永吉，在同年“五一节”被枪毙了。寇永吉等尽管投诚了，但终究没有逃脱“镇反”运动的天网。 没有记录寇永吉以后得到甄别，有关他的详细情况，只能由他在1947年结婚的儿子（如果还健在）或者他的孙子来回答了。或者在今天这种高度发展的互联网搜索器下，有人能够把这里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三、留日学生应克孝-屠呦呦的老师 二、留日同学麦英杰-无名小卒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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