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仅有1.04和1.20，均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期的1.8和2.1。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全社会根深蒂固。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不是开玩笑的，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去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中国港澳台地区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1]。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腾讯大家上李华芳的一篇《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2]，显然，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国出生率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东亚要快得多。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别不平等已形成惯例的伊朗，这样的变化也势不可挡：女性开始利用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反对以性别取人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识：在伊朗，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生育2.5个孩子，但不识字的母亲则平均生育6.4个孩子[3]。在中国也一样，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25年出生的中国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岁结婚，生育5.5个孩子；但之后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渐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龄20岁，平均只生育2.7个孩子[4]。简言之，总体上“读书少生娃多”。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现代的文明女性却不再渴望只是成为母亲，“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5]。

对于一个现代女性而言，仅仅当一个母亲毫无吸引力——她想成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亲。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国肥皂剧里有位少妇谈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如何可爱，脱口而出：“四个孩子？简直恐怖。给我一千万都不干。”不久前美国学者Leta Hong Fincher赞许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以不婚不育来反抗社会，但更确切地说，中国年轻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种“母职的快乐”（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兰美素佳儿奶粉的广告词），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过是随丈夫或双方父母的心愿，而并不是发自内心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是说人们完全不想“成为母亲”，只是这个社会中要达成这个目标和其它目标（例如职场晋升、保持夫妻独处空间）相互冲突，一个女性很难兼顾。最终有些人索性选择自己过日子，也就是只致力于自我实现这一个目标——韩国已经出现所谓“三破世代”（Sampo generation）：无亲密关系、不结婚、不生娃。

东亚女性为什么不想生孩子？简单地说，她们缺乏有力的内心激励，所谓“生不起”都只不过是为“不想生”找的借口。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尤为急骤，带来的冲击极为深远，造成两个看似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赋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权和受教育机会，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其结果，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在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8时，曾有新闻媒体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生育罢工”。韩国人口学者朴光骏解释说：“劳动市场中存在男女工资待遇上的差异及对女性保护（对生育和育儿的担忧）事业的不关心（甚至反感），在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弃，这些是导致韩国生育率极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话，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生育率的低下。”[6]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和南欧社会均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因而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特点，如：以“坚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原理、家长制和男权的社会构造、极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顾子女的现象突出[7]。这样的社会即便经历了现代化，但对女性而言整个社会环境仍然并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中有句心酸的台词：“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虽然据说在家里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时，却将妇女称作“生育机器”，招来如潮的抨击。这说到底是这些掌权者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在别人自主意识已经日渐觉醒的情况下，不设法去改善状况、做出让步，却还希望像以前一样，单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杠杆有用吗？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根据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将家庭主妇列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中国女孩最理想的职业是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层。对中国女性而言，“家庭主妇”仅是自己多个选项之一（所谓“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当母亲也不错，但没必要多生，何况“超生游击队”对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让人感觉多生孩子不仅愚昧可笑，且是导致贫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但这些政策管用吗？很遗憾，在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尽管你可以说，如果不这样，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开支，这只是能帮助那些想生的不至于“不敢生”，但对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则毫无办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呼吁重视少子化问题时，坦率地承认：“很遗憾，我自己也没孩子，但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为那些想生的人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玛莎拉蒂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因为这些政策出发点本身，都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她们毕竟很少真的只是为了响应这些政策号召就去生孩子。正如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所说的，“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强调“鼓励生育”，生孩子本应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自主决定。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8]。这并不是因为新移民带动（何况此前美国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只是因为当时在战争和繁荣所激发的情绪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当时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下，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是成功的、健全的个人生活的标志；195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没有孩子被认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怜的[9]。

这种价值观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开始瓦解，美国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国至今仍有许多年轻女性对生育满怀热望，且是那种非常真诚、狂热地喜欢并想要孩子。这首先恐怕是因为教堂等传统主义的机构从小就在给女孩们灌输一个完美的“美国模范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国的个人权利保护相当完善，无论对儿童抚育还是女性权益都很重视，因此女性对亲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许。这在中国社会几乎看不到，中国人历来更多是把生育后代看作是任务（延续后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必须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多几个孩子。

不过，即便是美国，婴儿潮的反弹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昙花一现，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现人口明显回升的是东南欧国家，但真正成功的典范是瑞典和法国。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却反弹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欧各国中仅此一家。法国更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达到1.97，2017年高达2.07[10]，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贡献：法国在2008年就估算过，第一代移民的贡献率仅相当于把全国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这些年移民占法国人口8%的比值计算，他们也就只比法国本国人平均多生一个孩子[11]。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生育率近百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洼地”，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瑞典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一项变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创新，就是大规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颁布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30年后，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妇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单身母亲[12]。

在法国，自1974年以来生育率就一直较为稳定，有着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但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的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法国上下一直为人口问题深感头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十年里，英国人口增加了1000万，宿敌德国增加了1800万，而法国却只增加了200万，当时无数法国知名人士大声疾呼，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当时的德国人也得意洋洋地说法国“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当时甚至担心法国长此以往将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其他大国瓜分；随着讲法语的人口减少，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13]。他说：“虽然我心如刀割，但我还是要说，我正注视着指明我们的国家终将消失的铁证。”

这个问题的原因众多：法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甚至还有人归结为媒体和戏剧中对“小家庭更好”观念的鼓吹、避孕药的应用，以及反生育运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并行：1920年出台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废除），刑法规定堕胎是犯罪，要被判处6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到1942年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避孕直至1967年才随着“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而得到认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遭到起诉；同时对多生孩子的家庭给予福利补助。但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却成效甚微[14]。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法国女性的觉醒。1971年，经受非法堕胎的343名法国妇女发表宣言“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第二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女和婚内子女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韦伊法案”不顾天主教会和右翼的激烈反对，宣布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这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世俗价值理念战胜了传统、自由思想战胜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堕胎就越少，其结果，法国在以前靠惩罚和小恩小惠没能做到的人口增长，通过授予女性避孕和堕胎的自主权反倒做到了。这一特殊现象被称为“法式例外”。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15]。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与此同时，这还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而变成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革。

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在这样的结构下，对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多生孩子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因为在这社会里，仅仅“做女人”本身就已经够累的了；但要赋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权，则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办法，而是这个办法你敢不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