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對蘇聯覆滅後的最強極權國家——中國，依據的歷史經驗教訓不應該是應對威權國家的，而應該是應對最強的或主要的極權國家的。

上面提到過，垮台的極權政權，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a）垮台直接原因；（b）是不是最大的或主要的極權國家；（c）是不是獨立的極權國家；（d）受到西方強國的綏靖還是遏制。

極權政權垮台的直接原因有三種：（a）被打垮，事例是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柬埔寨共產黨政權；（b）半獨立的附庸國政權失去宗主國的支撐而脆斷，事例是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的共產黨政權；（c）不堪重負而脆斷，事例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蘇聯的共產黨政權。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是當時最強的或主要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蘇聯，較弱的有共產柬埔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獨立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蘇聯、共產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半獨立的有共產柬埔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受到西方強國綏靖的有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共產柬埔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受到遏制的有蘇聯、東德、共產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蒙古。

垮台的極權國家中當時最強的或主要的，受到西方強國綏靖的有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西方強國的忍讓和商業貪婪，導致國民的大量死亡、傷殘和苦難，也導致這兩個極權國家國民的大量死亡、傷殘和苦難。受到西方強國遏制的是蘇聯，其垮台沒有導致歐洲二戰的大量死亡、傷殘和那麼大的民眾苦難。

上面的分析引出的答案是清楚的，依據歷史經驗教訓，美國應對蘇聯覆滅後的最強極權國家——中國，不應該綏靖，而應該遏制。從1992年蘇聯垮台至今，美國應對中國的綏靖戰略是錯誤的，養虎貽患，養出了像納粹德國的紅色中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改採遏制戰略，迫在眉睫。不應該再幻想逼迫中共回到對內擴大自由市場經濟成分和對外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的路線，那不會導致中國內生全面現代化，只會養出更大的怪獸。

美國要對中國改採遏制戰略，會有很大的經濟損失，但繼續綏靖戰略，將會有損失大得多的國民死亡、傷殘和苦難。

美國遏制中國的經濟損失，首先由於必須與中國經濟脫鈎。美國還必須讓盟國與中國經濟脫鈎。

美國遏制中國的經濟損失，其次由於必須與中國展開軍備競賽，威懾中國，並且加重中國的經濟負擔。美國還必須讓盟國參加與中國的軍備競賽。

美國還必須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圍堵中國。圍堵中國，一大重點是明確中國是最強的極權國家，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不能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搞不清誰是頭號敵人。

俄羅斯普京政權沒有黨組織等官方組織從上到下全面控制國家的幾乎所有方面，不是極權政權，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俄羅斯經濟已經衰敗到二三流的能源出口為主，並且還在繼續衰敗。俄羅斯的年軍費開支只是百億美元級，而美國是七千多億美元，中國也有一兩千億美元。俄羅斯唯一讓美國感到威脅的是核彈頭上千，而讓歐陸感到威脅的是其對外動武。後者有之前美國政府軟弱應對的原因。要遏制圍堵中國，就必須威逼利誘俄羅斯疏遠中國。

遏制圍堵中國，並不只是遏制圍堵中共政權，而是遏制圍堵整個中國。只針對中共政權而不針對中國人民，是做不到的。德國納粹垮台後，還有八成以上的德國人親納粹，之前就更多了。納粹德國的罪人，並非只是納粹，而是親納粹的大多數德國人。中國現在的沙文主義拳匪，不是少數人，應該受到遏制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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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常樂| 從“誰又丟失了中國”說起

（1）

今年有不少美國學者專家討論這樣一個問題：誰丟失了中國？（Who lost China？例如附註1、2）。這個問題在1950年代討論過，因此現在是再度丟失中國，問題變成了“誰又丟失了中國？”（Who lost China again?)。

這個說法讓有些望題生義的中國人不滿，理由是美國從來沒有擁有過中國，哪來的“丟失中國”？實際上美國人討論的是丟失了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這個說法還容易誤解為只是追究一些人責任。1950年代的討論，相當大部分是追究一些親共官員和專家的責任，而近期的討論基本上是探究對華政策的失誤。當然有些美國保守派民眾藉此聲討克林頓、歐巴馬等自由派，可是小布什等保守派也難逃責任吧。

中國政府也曾遭遇外交大挫敗。1930年代，國民政府“丟失”了日本。1940年代末，紅朝政權“丟失”了西方，1950年代末“丟失”了蘇聯及其附庸國，1960年代初“丟失”了印度，1960年代中期“丟失”了多數東南亞國家，1970年代後期“丟失”了越南，2010年代前期再度“丟失”了日本，去年“丟失”了韓國，今年“丟失”了美國和澳大利亞。

發生外交大挫敗後，中國政府和主流學者專家從不探究對外政策失誤，而是責任都推給對方，永遠是對方陰謀的受害者，永遠要對方改邪歸正、懸崖勒馬、不要砸自己的腳，自己永遠偉光正，永遠吹噓要打敗對方，永遠喪事當喜事辦。這讓人想起有的幼兒撞到桌子或跌倒在地，父母會哄孩子說，是桌子或地板不好，還會拍打桌子或地板。這樣寵溺的孩子長大後，就會有挫敗都怪環境，拉不出屎也要怪馬桶沒吸力。大多中國政府中人和主流學者專家等中國人，就是這種中國巨嬰。

（2018年8月12日）

（2）

 “誰又丟失了中國”的反思對象時間段，始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此前當然沒有什麼美國與紅朝的友好關係。1972年至今的46年，依據國際局勢以及美國和紅朝對於雙方關係的方針，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a）1972年尼克松訪華-1991年蘇聯解體

在此階段之前的1969年，毛澤東為了凝聚國內亂局後的忠誠而重新設置國外頭號敵人，發動對蘇邊境戰爭，險些遭到蘇聯的核打擊。

美國為了借蘇中壓北越與美談判結束美國民眾嚴重反對的越戰，也是本着對頭號敵人蘇聯遏制戰略包含的分化蘇聯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方針，見縫插針地對紅朝示好，紅朝樂滋滋地從反美掉頭為媚美。

（b）1991年蘇聯解體-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

蘇聯解體後，美國失去了對紅朝綏靖的戰略理由，但是擁抱熊貓派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護和最大化自身利益，卻大幅增加對紅朝的優惠，而紅朝也樂滋滋地更加媚美。

（c）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今年美國對中興禁運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讓紅朝誤信美國和西方的失敗主義思潮而錯判美國步入衰敗的下坡路，狂妄地自以為將接替美國的世界獨大地位，從媚美轉向對美挑釁，相應地對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加強控制，向着毛澤東全面極權制度（共產制度）倒退。

美國進行反擊，開始“重返亞洲”，遏制紅朝。

（d）今年美國對中興禁運-

美國對中興禁運，立馬讓中興這個通訊設備銷售額世界老四和中國老二瀕臨斷糧而停產，讓紅朝和中國民眾看到美國的壓倒性實力，獨大夢碎，只好服軟。

美國繼續此前開始的對華貿易制裁等遏制措施，並針對紅朝的反制裁而加碼制裁。

（2018-9-14）

（3）

1972-1991年的美國對紅朝政策，是介入為主，遏制為輔，或者說是綏靖政策。這有很強的理由，就是分化紅朝與美國首要敵人蘇聯，即便發生了六四大屠殺。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對紅朝的綏靖政策已無戰略理由，理應改採遏制政策，但是遏制卻越來越弱，而介入越來越強。這有幾個原因：（a）蘇聯和東歐共產制度（全面極權制度）覆滅，讓美國和西方認為共產制度已經徹底失敗，而剩下的共產國家朝鮮和古巴以及半共產國家（政治極權國家，或國族社會主義國家，即納粹或法西斯國家）中國、越南和老撾都不會再發展出像蘇聯那樣強大而威脅到自由世界的共產國家；（b）雖然中國是實力最強的半共產國家，但是中美實力對比如同螞蟻和大象，不能引起美國的警惕；（c）中共的經濟政策已經從共產制度的基本上政府控制放鬆為以政府控制為主和以自由市場為輔，並宣稱要增加市場經濟的比重，讓美國和西方誤以為中共要放鬆為以自由市場為主；（d）對華利益集團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e）期望中國經濟發展導致政治現代化（或民主化、自由和法治化）。最後兩點需要展開說說。

美國的對華利益集團首先是商業利益集團，包含對華投資獲利者和對華出口、進口獲利者等。富商可以變身為政客（成功者成為民選官員或政治任命的政務官）。例如美國最大投行高盛的兩個共同主席和共同高級合伙人之一的羅伯特.魯賓，1993年1月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政策助理，主管克林頓設立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1995年1月擔任財長，直到1999年。在此期間，魯賓代表美國對華商業利益集團，大力推動對華介入政策，推動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讓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此後魯賓長期擔任花旗銀行董事並控制了該行最高層，讓花旗銀行參與收割了對華紅利。

其次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政客。民選官員和政務官需要政績。對於弱小的中國，費勁地減少介入而加強遏制，吃力不討好，而且看似沒有必要，反而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可以獲得商業和外交上的政績。親華的前駐華大使洛德和芮曉儉等至今還在反對川普政府對華貿易制裁等加強遏制的政策。對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的政策，獲得了中共或明或暗的積極配合，暗中配合的例子如中共總參情報部長姬勝德給間諜（美國華裔商人龔某）30萬美元，命令他捐獻給競選中的克林頓。再如親華的最資深的民主黨參議員戴安娜.范斯坦，最近被FBI查到，以前的一個司機是中國間諜。

第三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高級官僚（事務官，包括職業外交官和軍官）。高級官僚也需要業績，和政客一樣願意對華擴大介入而減少遏制。中共前些年得意的宣稱，對美關係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理由之一是中共與美國行政當局建立了六十多個聯絡管道。

第四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對華政策研究者。對華政策研究者發表對中共有利的研究成果，會得到中共的獎賞，例如擁抱熊貓派老大戴維.蘭普頓教授擔任主任的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系，獲得中共通過白手套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投入的大量資助。反之將受到懲罰，例如林培瑞教授和黎安友教授數十年不能訪華進行調查和交流。擁抱熊貓派老二沈大偉教授曾經備受中共中央黨校推崇，但在批評中共2009年以來倒退而前景危殆後，就面臨中共的懲罰。對華政策研究者中，部分也是政客，曾經擔任政務官或有潛力擔任政務官。

第五號的美國對華利益集團是媒體。美國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和評論，同樣是有利於中共的，會得到中共的獎賞，反之則受到中共的懲罰。這導致不少美國媒體自我審查，例如彭博社的一大賺錢生意是銷售國際即時經濟數據。要在中國銷售，就不敢得罪中共而封殺關於賈慶林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美國的媒體，也是生意。例如彭博社是彭博信息技術公司旗下的。彭博社和彭博公司的創始人和控制人布倫博格（彭博的另一個譯名）不但是富商，還是政客，曾多年擔任紐約市長。曾經加入民主黨，後改投共和黨，最近又打算競選總統而再加入民主黨。

（2018-10-16）

（4）

關於前現代地區經濟發展和政治現代化（或自由化、法治化、自由和法治化、民主化）的關係，有政治學者1949年提出一種概括，叫作“現代化理論”。首先，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下，經濟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有相關性。這被稱作“內生民主化”。其次，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經濟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沒有相關性，政治現代化需要外部作用。這被叫做“外生民主化”。此後有政治學者否定“內生民主化”，而近年來又有學者加以肯定。

內生民主化理論影響很大，從美國政客的一些言論中也可以看到其影響：“里根政府全國情報委員會主席亨利•羅文1999年預測，中國將在2015年加入民主俱樂部，他預計那時中國的人均GDP將達到7000美元，結果中國2013年就達到了人均GDP目標。”（附註2）

中國成為內生民主化理論的反例，值得探究的問題很多，下面簡單談談兩個：（1）極權制度的垮台不能概括進內生民主化理論；（2）內生民主化理論中的人均GDP提高，試圖量化的是中產階級的擴大，但人均GDP提高與中產階級擴大的相關性受到外地居民收入、稅負和貧富差距的強烈影響。

至今為止，極權制度垮台有三撥。

第一撥是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是被盟軍打垮的。

第二撥是中國附庸國柬埔寨共產政權，是被越南打垮的。

第二撥是東歐和蘇聯共產制度。東歐共產國家中，大多是蘇聯附庸國，只有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從蘇聯附庸國變為獨立共產政權。東歐和蘇聯共產制度垮台浪潮，始於蘇聯在美國和西方遏制下被壓垮，無力控制其同樣受到美國和西方遏制的東歐附庸國，各附庸國共產政權垮台。衝擊波所及，美國和西方遏制和介入兼施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共產政權也垮台，蘇聯共產政權也垮台。

至今為止的極權制度垮台，都是外部作用造成的，沒有什麼“內生民主化”。

威權地區的現代化，包含了經濟、民間組織（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和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同步發展。這是“內生全面現代化”。

極權制度是控制狂制度，政權通過從上往下細緻入微的政黨等官方組織控制經濟、民間組織、意識形態等幾乎所有方面，不容許這些方面獨立自由地發展，因此就不會有“內生全面現代化”。

現在殘存的極權地區，有中國、越南、老撾這三個半共產（國族社會主義、納粹或法西斯）國家，還有朝鮮、古巴這兩個共產國家，都沒有什麼“內生全面現代化”的跡象，不必再幻想會有了。

內生民主化理論中的人均GDP提高，試圖量化的是中產階級的擴大，因為從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來看，只有中產階級擴大到占人口多數，才有力量迫使威權統治者放鬆控制。

人均GDP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卻可能相差很大。影響的因素首先是外資收入，其次是稅負，再次是是貧富差距。

GDP即地區生產總值，包含了外地居民投資和勞務等收入。外地居民收入較高，則本地居民收入就相應較低。本地居民也有對外收入。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標是人均GNP（居民生產總值）。

人均GNP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還有可能相差很大，因為稅負不同。因此，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比人均GNP更好的指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的兩個地區，中產階級數量還有可能相差很大，因為貧富差距不同。因此，就量化中產階級擴大來說，還需要考慮基尼係數。

（2018-12-02）

附註

1. ROBERT D.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2. WSJ| 世界推開中國大門時，美國人怎麼想？

http://global.sina.cn/szzx/article/20180806/036af23c98051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