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川普接受採訪時說，如果幹預孟晚舟案有利於美中貿易談判、有利於國家安全，他就會干預。這引發了多種批評，其中比較怪異的是不少中國人認為如果川普干預孟晚舟案，就是破壞司法獨立。中國人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而這種錯誤的原因並不簡單，值得探究。
首先，中文裡的“司法”已經被濫用了。中文中常見的“三權分立”中的“三權”一般被說成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是有問題的。首先，議會不止擁有立法權，還擁有監察權。其次，“司法”已經是個多義詞了。作為“三權”之一，用的義項是：審判，但“司法”這個詞已經擴大出另一個義項：審判、公訴、刑事偵查和監所管理等。由此可知，“三權分立”中的“三權”是立法和監察權、行政權、審判權。所謂“司法獨立“，指的是審判獨立。 川普如果要干預孟晚舟案，有四個可干預的時段：（a）待引渡時段，命令美國法務部不提出引渡要求；（b）待起訴時段，命令法務部不起訴；（c）審判時段，命令法務部撤回起訴，但川普無權命令法庭怎麼審判，也就是無法破壞審判獨立；（d）審判後時段，特赦孟晚舟。這些干預，都在川普的行政權限之內，絲毫沒有破壞審判獨立。當然，這些干預有複雜的國際國內政治後果，那是另外的問題了。 其次，中國的公訴機構（檢察院）是蘇聯式的，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公訴機構差別極大，造成中文的“司法機構”濫用擴大到公訴機構，而絕大多數國家的公訴機構是行政機構。 孟晚舟欺詐跨國的滙豐銀行可能導致該行違反美國禁令而受懲罰的證據，是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偵察獲得的，上報上級——聯邦法務部，請求向加拿大發出逮捕請求。法務部國際事務辦公室將擬發出逮捕請求之事通知了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應該是後者通知了白宮國安會。國際事務辦公室還通知了參議院法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分別是多數黨和少數黨資深參議員）。各方開了綠燈後，國際事務辦公室向加拿大法務部發出了逮捕請求。 這裡的隸屬關係是明確的：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隸屬於美國法務部——聯邦最高公訴、執法等機構，而後者隸屬於美國總統。它們都屬於美國聯邦行政機構，不屬於法院（審判機構）。 美國的法律制度，屬於普通法系（或英美法系），起源於英格蘭地區。在普通法系地區（英格蘭、英國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公訴機構一般是與法院分開設置的。國家（或聯邦）公訴機構和地方公訴機構是相互獨立的，如同國家（或聯邦）法院與地方法院是相互獨立的。公訴人（公訴律師或檢察官）與被告辯護律師是平等的，而且法庭向當事人（被告）傾斜，這被稱作“當事人主義”。 普通法系地區之外的絕大多數地區的法律制度，屬於大陸（歐陸）法系，起源於法國。在大陸法系地區，公訴機構一般是掛名在法院中（法院檢察署），但是完全獨立於法院。國家（或聯邦）公訴機構和地方公訴機構是上下貫通的，如同國家（或聯邦）法院與地方法院是上下貫通的。公訴人（檢察官）比被告辯護律師強勢，這被稱作“職權主義”。檢察官往往負責指揮警察偵察。 個別地區的法律制度，屬於混合法系，是上述兩種法系的混合。例如蘇格蘭地區很早就是這樣。再如日本原來屬於大陸法系，二戰後被美國改造，大量引入普通法系的成分，變成了混合法系。 這三類地區，囊括了絕大多數地區，公訴機構都屬於行政機構，不屬於法院。 蘇聯之前的沙皇俄國，屬於大陸法系，公訴機構也屬於行政機構。蘇共奪權後，列寧提出把監察權從議會轉給公訴機構，使得公訴機構變成監察和公訴機構。他說：““檢察機關和任何行政機關不同，它絲毫沒有行政權，對任何行政問題都沒有表決權。檢察長的唯一職權和必須作的事情只是一件：監視整個共和國對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別，不受任何地方的影響。”（列寧全集，第33卷，第326頁）。遵照列寧的指示，1922年5月28日經第九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檢察監督條例》中，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為：“(1)以對犯罪人追究刑事責任及對違法決議提出抗議的方式，代表國家對一切政權機關、經濟機關、社會團體、私人組織及私人的行為是否合法，實行監督；(2)直接監督偵查機關和調查機關在揭發犯罪方面的工作，並直接監督國家政治保衛局各機關的活動；(3)在法庭上支持控訴；(4)監督對犯人的羈押是否正當。” 蘇聯的黨國極權制度，是共產黨黨魁個人或小集團控制下的四個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機構、蘇維埃（立法）、法院、檢察院（監察和公訴）。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立法承認集中統一制度，但將原來憲法體制上單列的檢察制度納入司法權。檢察機關的“一般監督權”繼續保留，強調維護公民權利，防止國有資財流失等。同時強調檢察院與犯罪作鬥爭的功能。檢察院負責協調內務部、安全總局、稅務稽查局、海關等各方面的工作，並由檢察長出面召集有關部門參加協調會議。 中共奪權後，部分搬用了蘇聯黨國極權制度，但不把檢察院定位為最高監督，也不採用對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進行普遍監督的所謂“一般監督”制度，卻保留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的定性，保留了檢察機關對審判活動實施監督這一有異於其他國家公訴制度的特殊做法。 紅朝起初的黨國極權制度，是共產黨黨魁個人或小集團控制下的五個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機構、中革軍委（後改為國防委員會）、人大（立法和監察）、法院、檢察院（法律監察和公訴）。 國防委員會撤銷後，黨國極權制度變為共產黨黨魁個人或小集團控制下的四個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機構、人大（立法和監察）、法院、檢察院（法律監察和公訴）。 中共中央軍委加掛國家軍委牌子後，黨國極權制度變為共產黨黨魁個人或小集團控制下的五個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機構、國家軍委（中共中央軍委的另一塊牌子）、人大（立法和監察）、法院、檢察院（法律監察和公訴）。 中共中紀委加掛國監委牌子後，黨國極權制度變為共產黨黨魁個人或小集團控制下的六個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機構、國家軍委（中共中央軍委的另一塊牌子）、人大（立法和監察）、國監委（中共中紀委的另一塊牌子，監察）、法院、檢察院（法律監察和公訴）。 ———————— 附錄 常樂| 習慣法和成文法 習慣法體系有幾種，源於英國而傳到原英國殖民地如美國等地區的，叫作普通法系，還有的就是少量宗教法體系，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實行的伊斯蘭教法/沙利亞法體系和不丹實行的藏傳佛教法律體系。其他地區實行成文法體系，也叫作大陸法系，源於羅馬法，近代成形於西歐。此外，少數地區如蘇格蘭受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影響，形成混合法系。 習慣法的基礎是習俗，而成文法的基礎是自然法。習俗可以調查到，自然法在哪兒呢？那就要靠人的理性來思考了，所以法國理性主義啟蒙主義者說，理性是萬物的尺度。自然法要由學者來瞎子摸象。 遠古的小共同體如部落中，習俗包含了後世的倫理性的行為規範和法律，二者沒有明確的界限，現在民間還是有類似的習俗。例如源於中國農村的習俗，婚喪等花錢較多事情，要向親友借貸，名為收禮。親友有婚喪等事時，就要還債，名為還禮。這裡面包含了欠債還錢的規範。 這樣的借貸還債習俗再進一步，就是標會習俗。一個農民要借貸做小生意，找九個親友標一個會，請他們抬會各借給自己一千塊錢。輪着借貸，說好順序。下一期是九個親友之一借入其他八個人各一千塊，而前一期借入者還出一千塊錢再加上利息。如此繼續下去。在習慣法體系裡，不會禁止按照習俗的民間借貸集資，而是發生糾紛起訴後，進行仲裁或審判，形成判例。被援用多的判例成為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國的大陸法系裡，民間向多人大額借貸是違法集資，政府可以抓你處罰你。浙江的吳英搞大了，差點被槍斃。 歐陸和遷移到英國的日耳曼邦國，搜集判例，編成法典。歐陸近代的日耳曼人建立中央集權邦國後，改用簡單的成文法，而英國近代的中央集權嘗試未成功，保留了習慣法體系。英國連成文憲法都沒有，只有不成文的習慣憲法。當然習慣法體系也是發展變化的，也需要法官、律師、法學家的實踐和研究活動。英國的多數日耳曼人從信奉多神教變到信奉天主教，再變到信奉新教，宗教對法律有很大影響，但政府近代已經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教分離，法律對於宗教是中立的。 伊斯蘭教法等宗教法系，包含了法律和倫理性的行為規範。需要學習普通法系，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教分離，法律對於宗教中立化。 王岐山在會見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時說，司法獨立是不行的，要由共產黨領導，憲法也是人寫的。 在成文法體系裡，憲法當然是人寫的，但是憲法要接近的自然法，要聽法學家等學者的，不是聽黨魁的。只有黨魁說了算，那就跟皇帝口銜天憲一樣了，就是古代觀念了。 （2017-2-3） ———————— 常樂| 律師受刑法官賤，慈禧還魂拳匪狂 紅朝治下，律師被抓遭受酷刑，層出不窮（附註1）。最近曝光的案例有兩宗，一宗是謝陽律師在709大抓捕（2015年7月9日開始的律師大抓捕）中被抓一年半後，2017年1月4日和5日才被允許會見代理律師陳建剛，訴說遭受酷刑（附錄2）。另一宗是李春富律師在709大抓捕中被抓一年半後，2017年1月12日被取保候審送回家，卻精神失常，被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他訴說遭受酷刑並被強迫服用不明藥物。（附註3） 紅朝迫害律師，引起多國法律人（律師、法官等）憤怒。1月18日，美歐澳20位著名法律人在英國《衛報》發表公開信，呼籲紅朝停止迫害人權律師（附註4）。這已是他們近年來第二次用公開信呼籲了。 同日，國際關注處境危險律師組織在法國律師公會網站發表聲明，譴責紅朝迫害律師（附註5）。該組織由法國全國律師公會，巴黎律師公會，西班牙律師總理事會和意大利全國律師協會等團體創立。該組織今年將關注目標聚焦中國律師，呼籲多個律師團體呼籲行動起來，聲援因從事律師工作而被關押、監視和騷擾的中國律師同行（附註6）。該組織呼籲各國法律人在今年“國際處境危險律師日”（1月24日）向所在國 的中國使館遞交呼籲信（附註7）。 紅朝把酷刑用到律師身上，野蠻之極。律師職業是東土百年來學習西方的產物之一，名稱譯自lawyer等洋文。lawyer的廣義是考取lawyer資格的法律人，然後可以做民間律師、政府律師（檢察官）、法官、法律研究和教育者等，可以在這幾種職業之間轉換。這群法律職業人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建設者和守護者，是法律活動的主要力量。他們的法律職業活動，受到法律保護，有一些法律豁免權。紅朝因為民間律師的法律職業活動而迫害他們，施加酷刑，是野蠻而拒絕開化。 很多律師遭受紅潮酷刑，而屬於廣義律師的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近日卻公開反對司法獨立，也就是反對自己不久前署名發表的文章強調的獨立審判。 “司法”的基本意義就是審判。審判應由法官獨立地依據法律和事實作出，是無可爭辯的。 “司法”的意義在中國被混淆了。例如檢察院有時也被說成司法機關，但檢察院只是政府的律師公訴機關，不是審判或司法機關。再如行政當局的公安等執法部門，也不是審判或司法機關。再如行政當局的司法部門，只是法務管理部門，也不是審判或司法機關。“司法部門”這個名稱是錯誤的，而正確的是台灣行政當局的法務管理部門的名稱——法務部門。 廣義律師的職業信仰應該是忠於法律，如同西方醫生忠於人道主義救死療疾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以及很多職業應該秉持的職業道德和信仰。很多律師秉持忠於法律的職業道德和信仰，卻被紅朝迫害，而周強等法官為了升官而踐踏職業道德和信仰，卻獲得紅朝的獎賞，真是善惡顛倒，人妖顛倒。 當今紅朝，如此倒行逆施，酷似1900年的慈禧太后的愚政。 清朝閉關鎖國。1793年，乾隆皇帝拒絕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開放通商要求。47年後，清朝被規模不大的英國艦隊敲開門戶，被迫開放五口通商。1860年敗於英法聯軍，增加開放口岸，並向俄國割讓滿洲的大半。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技術、文化和制度的洋務建設。1895年，敗於日軍，割地賠款。至此，清朝政務已受到列強（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美國、日本、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的強烈影響。 1900年，慈禧以為列強要她歸政於光緒皇帝，相信山東興起並蔓延到直隸的襲擊搶劫基督教堂和教民的義和拳匪表演的刀槍不入，決定利用他們攻擊在華洋人。6月中旬，清軍和拳匪在北京攻擊殺害洋人。6月20日，清廷派人刺殺德國公使克林德。6月21日，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向所有列強宣戰的詔書。清廷讓山東直隸數十萬拳匪進入天津和北京，和清軍一起攻擊洋人，但拳匪和清軍只殺害和搶劫了少量洋人，殺害了數十萬大清子民，搶劫更為廣泛。 8月14日凌晨，七國（英國、法國、俄國、意大利、奧匈帝國、美國、日本）聯軍增援部隊一萬七千多人（其中不少是清國人）對北京發起總攻，次日晚已基本占領全城，慈禧、光緒和親貴大臣逃離，逃到西安。 8月，俄軍侵入黑龍江地區，10月，十餘萬俄軍占領東北全境。 10月，增加了2萬多德軍的聯軍清剿逃到直隸和山西的拳匪，清廷命令清軍配合，將拳匪剿滅。 1901年9月，清廷與上述上述十一國簽訂《十一國與中國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辛丑條約），內容如下： 第一款，中國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向德國皇帝就德國公使被殺一事道歉。德國公使遇害處建碑紀念。（這是八國聯軍入侵的直接原因） 第二款，鼓勵義和團的大臣遭受懲罰（如兩位宗室原為斬殺，後改為流放新疆，其他許多大臣被革職）；反戰大臣如庚子被禍五大臣等，加以復職或受嘉獎。懲處：流放新疆：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賜令自盡：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即行正法：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追奪原職：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革職查辦：甘肅提督董福祥。褒獎：追復原官：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侍郎銜聯元、太常寺卿袁昶。 第三款，中國派大臣赴日本就日本使館官員被殺事道歉。 第四款，在動亂時期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為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為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 第五款，中國禁止進口軍火兩年。 第六款，中國共付各國戰爭賠償四億五千萬兩銀，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為四厘，由中國的關稅和鹽稅來償付。 第七款，北京的大使館區內中國人不得居住，各國可以派兵保護。 第八款，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間的炮台一律拆毀。 第九款，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 第十款，中國對將來一切抗外行為予以懲罰。 第十一款，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易。 第十二款，中國設立外務部作為對外的政府部門。 從此，清朝受到列強監管，民國北京政府也是如此。 1928年，推翻民國北京政府的蔣中正實行反帝革命外交政策，而西歐列強此前已收縮應付他們之間的摩擦衝突，美國此前是實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而收縮。東亞大陸只剩下日本和蘇聯兩個列強勢力。蔣的反帝政策導致日本在滿洲的駐軍關東軍的反撲——九一八事變。蔣無力抵抗，1935年再次投靠蘇聯，與蘇聯秘密達成協議，為蘇聯做抗日盾牌。這個政策導致中日全面戰爭。日本戰敗後，蔣面對沒有日本制衡的蘇聯，不肯答應蘇聯對滿蒙新疆的控制要求，導致被趕出大陸，而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國。 1971年，與蘇聯兵戎相見的毛澤東為了防禦蘇聯，投靠美國。1972年，簽訂“中美聯合公報”。 搭了美國安全保護和國際經濟秩序40多年便車的紅朝，近年來日益反美，放言為台灣和南海礁石不怕對美戰爭。紅朝沒有這樣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實力，莫非發現了刀槍不入的新拳匪？ 這個月裡，濟南毛左沖入山東建築大學，抗議批毛的山東省政協常委鄧相超教授，毆打聲援鄧的作家。當局撤銷鄧的所有職務，令其退休。石家莊當局根據網上毛左舉報，撤銷批毛的文廣新局副局長左春和的各項職務及其民盟職務。當地毛左已集合準備出發去文廣新局示威。 這些毛左和極端國族主義者是用精神原子彈武裝起來的？可以用來搶劫殺害在華洋人、用洋貨者、政府心目中的國內敵人和大城市的居民？ 1901年拳匪和支持拳匪的高官的悲慘下場，新拳匪和支持新拳匪的高官應該了解一下。 附註 1.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An Overview of Torture Cases of Lawyers in China (2006-2015)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534/sh/e309c0d1-1cda-4a6b-8b05-b8f2936e2be6/44a2595401e3f2ce098823ba38193a4d/res/8ed66026-74ad-4445-85bb-11dc99a22779/CHRLCG%20Torture%20Day%20Report%202015%20-%20English_Final_Version.pdf 2. 陳建剛律師會見謝陽律師：筆錄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1/書單時代-陳建剛律師：會見謝陽筆錄/ 3. RFA：709事件律師李春富遭１年半酷刑逼瘋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awyer-01142017104002.html 4. Lawyers and Jurists：China must end its intimidation and detention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an/18/china-must-end-its-intimidation-and-detention-of-human-rights-lawyers 5. Observatoire international des avocats en danger : Intolérable répression contre des avocat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 l’Homm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http://cnb.avocat.fr/Observatoire-international-des-avocats-en-danger-Intolerable-repression-contre-des-avocats-defenseurs-des-droits-de-l_a2746.html 6. 法國律師公會全國委員會網站：處境危險律師國際觀察站關注中國律師 http://cn.rfi.fr/中國/20170122-處境危險律師國際觀察站今年關注中國律師 7. 國際關注處境危險律師組織：國際危難律師日聚焦中國維權律師呼籲書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de/2017/01/blog-post_669.html （2017-1-29） ———————— 常樂| 世界自由法治化大勢下的中國 自由法治化，包含一體兩面的演化：一是人群中的個人自由權利（或人權）保障增加，二是人群中法治（或法律支配）增加。由於這種演化是一體兩面的，所以也可以簡稱為“自由化”或“法治化”。 個人的自由權利或人權，一般用列舉方式，例如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列舉的世界各地人民都應享有的四大自由權利：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這些權利可以用美國心理學者馬斯洛的個人需求層次理論來比較。馬斯洛提出：個人的需求，有由低到高的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免於匱乏的自由與生理需求關係最大，免於恐懼的自由與安全需求關係最大，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與社交需求關係最大。 法治首先是構建基於公平善良的倫理、習慣法及自然法的法律體系。其次是強勢者嚴格遵守法律。人群中最強勢的是法律允許擁有最強大暴力手段的政府，所以政府必須最嚴格地遵守法律，法無許可皆不可行，而個人自由權利也可以說是法無禁止皆可行，當然還會受到倫理的限制。 自由法治化的較高階段是民主化。民主制是共同體的多數人治理，高於少數專制者治理大多數人。近代民主主要實行間接民主，即代議制以及民選行政首長和法官，輔以直接民主，即對於重大議題的公民投票。民主制是對個人自由權利和法律支配的更強保障，因為可以通過民選和公投實現多數人的治理要求。 世界近代以來的自由法治化興起和逐步加速是明顯的。在這樣的浩浩蕩蕩的世界大勢下看東亞大陸（或中國）的演化，才能看清後者的長時段走向，不會被短期的異動、停滯甚至倒退迷惑。 群體的政治演化是複雜系統，因素很多，舉些例子。 在世界的自由法治化程度上，倒數幾名的順序是：朝鮮、古巴、中國、老撾、越南。 朝鮮和古巴是全面極權制度（共產制度），中國是在從政治極權制度（國族社會主義、納粹制度或法西斯制度）向全面極權制度倒退的途中，老撾和古巴是政治極權制度。為什麼最差的是這幾個國家呢？因為它們淪陷於或曾經淪陷於全面極權制度。這些國家適合於比較，適合比較程度稍遜一籌的，是曾經淪陷於全面極權制度的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柬埔寨。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規模。人口越多，自由法治化相對就較慢。人口超級大國只有中國和印度。印度雖然自由法治化好於中國，但在世界上算不上好的。但是人口規模並不能作為單一有效因素，因為第三人口大國美國處於世界自由法治化前列，而幾百萬人的新加坡還是威權制度，差得很遠。 第三個因素是族群多少和民眾的國族認同程度。中國、俄羅斯等族群極多和民眾的國族認同程度較低的大帝國，為了壓制各族群的離心力，需要剝奪個人多項自由權利，不擇手段的治理，花費巨額資源，儘量消平突出地區。 第四個因素是民間的組織化程度。弱小的個人難以抵擋強大的政府等強者。民間的組織化與自由法治化是正相關的。全面極權制度的最極端實例是家庭都被消滅而達到民間無組織，例如太平天國、中國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和紅色柬埔寨。遭受全面極權制度的全力打爛民間組織的國家，即便在基本上許可民間組織的威權制度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和柬埔寨，重新構建民間組織的自發演化也需要較長時間。 亞伯拉罕三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的最重要效應是構建自我治理或較低級的自我管理的共同體，而這種效應在東亞大陸歷史上的儒家那裡只有很低程度，而在佛教、道教哪裡就更低了。漢族各族群即便移民海外也難以建立甚至是自我管理的共同體。 第五個因素是距離世界自由法治化中心的遠近。距離中心近，受到影響快而強。近代以來自由法治化的中心，曾經是英國，此後轉移到美國。東亞大陸處於最邊遠地區。 （2018-4-5） ———————— 常樂|“法治”知易行難 “法治”是個常被曲解的概念，例如被理解成“依法治國”，但前者很容易清楚理解，因為人人都有日常生活的經驗基礎。 例如，你去棋牌室小賭怡情，打鬥地主。這是中國撲克賭博最常用的打法。規則是棋牌室老闆特別制定的。老闆也參加你這一桌。你出最大的大王，老闆出小王壓上你。你說不合規則啊，老闆說我說了算。你敢怒不敢爭，因為老闆是黑道。 規則或法律制定之後，就是最大的，要改變就要走程序，讓大家知道。這就是規則或法律最大，所有遊戲參與者包括制定、執行、仲裁規則或法律者都要遵守。英語裡叫做rule of law，可以翻譯成法律統治或法治。規則或法律最大的遊戲，是公平遊戲。英語裡叫做fair play，漢語曾經音譯成“費厄潑賴”。有些人會有印象，因為魯迅有篇雜文的題目叫做“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不管有沒有規則或法律，暴力或武力最強者如黑道或政府最大，就是人治或強權統治。 “依法治國”是中共以治國者身份來說的，因為沒有說中共自己是否在法律之下，所以引起疑問：黨大還是法大？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對提問記者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近期北大的御用法律學者強世功說，黨大，因為法是黨領導創立的。這個理由不成立，這不是老子生了兒子就比兒子大，而是前面說過的創立了規則或法律後，遊戲參與者是否都要遵守。黨大就是人治，法大就是法治。 “法治”有個同音詞“法制”，後者是法律制度的簡稱，這兩個同音詞意義沒什麼關係，但容易聽混了。有些人說“法制”相當於英文的rule by law，這不對，後者可以漢譯成“以（用）法統治”，這和黨比法大的依法治國意思相通，都是法家玩剩下的了。 雖然人人都會根據日常生活經驗知道規則或法律應該是最大的，不然遊戲就不公平，但是黑道或政府有刀槍，老百姓只有天靈蓋，要實現法治需要艱難的歷程。 （2015年8月1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