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们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最重要工具。每个人都是首先通过自己的母语来接受世界的，因此，其母语的形式必定会影响到他的意识、感情和思维等各方面的心理活动。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有着与其它语系语言很不同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它的特殊性和产生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

　　1.微妙的词汇

　　汉语大量使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汇，极少使用三个音节以上的词汇。尤其是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出现的频率极高。汉语不依靠多个音节的各种组合来产生大量词汇的，因此，如果也像其他一些语言那样的简单发音，必将使得词汇极度贫乏。对此，汉语是用复合双元音和三元音以及四声来避免这个问题的。采用了四声之后，同一组辅音和元音的结合，可以产生四个不同的词，而不是只有一个词。例如，Ya，可以分别是压、牙、雅和亚四种发声，这样就词汇量就可以放大四倍。

　　然而采用四声后，对每一个音节的元音的发音都必须清楚准确，对口腔变化的要求既讲究且复杂。这种语言也许对我们民族感觉的细腻,做事的细致和耐心,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心理影响。

　　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使用的语言, 有的语言双元音的使用频率比较低（例如俄语和日语）,相邻的音节之间的过渡,口形变化也比较容易。在多音节词中，遇到非重音的元音时，发音可以比较模糊,一带而过。于是,与这些语言相比,汉语音节发音的速度就不可避免的比较缓慢。中国播音员的语速一般为每分钟150-200个音节左右,而美国的新闻播音速度为每分钟450-500个音节左右,几乎是我们的2-3倍。对于大脑来说,接受和发出一个具体信号,仅需要一瞬间的反应时间。如果在说汉语时,也采用多音节词汇来表达,就会因跟不上大脑的反应速度，而感到笨拙和累赘,在交流上觉得迟缓和不方便。因此,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除了一些专有的外来名词，汉语很少再发展出多音节的词汇来。

　　汉语中大量使用的短音节词汇，表达方式十分紧凑和凝练，在阅读汉字文章时，往往比阅读同样内容的西方文字更为快捷。单元音发音听起来比较生硬，语速一快，简直象是在爆蚕豆。复合双元音和三元音听起来就柔和得多，与四声的精妙的配合，更有一种特殊的韵律美，极具感染力甚至震撼力。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其他语言很难达到的，例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极具感染力的文字面前，任何长长大篇的雄辩都会显得苍白。

　　对于汉语和汉字的这些优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也都认为，是西方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根本办不到的”（1）。

　　由于汉语词库里大量的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不同词汇有相同发音的机会就非常多,尽管有四声来区别，还是远远不够的，以ya 为例，常遇到发ya音的词至少有30多个，单依靠四声无论如何难以区分。自然对发展拼音文字极为不利。汉语也没有性、数、格、时态等词尾变化，也缺少采用拼音字母的迫切性。

　　拼音文字本身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拼音文字,无疑会培养人们分析思考的习惯。然而，把一个汉字肢解开来，分成一点、一撇，..，它们能代表什么？什么也不代表，它们只有存在在一个整体里面才有意义。所以。对于使用汉字的人来说，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影响产生。

　　大量的同音词，让中国人有意或无意间，对意义截然不同但有相同发音的两个词之间产生联想。甚至在诸如《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中，也大量使用了这样的联想和暗喻手法。这种联想式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扩展，例如，用梅花比喻高洁，用荷花比喻出污泥而不染。于是，比喻式的思考，而不是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思想习惯。

　　汉语词汇中有大量的象声词，例如：猫、鸡、鸭、雷等等，生动形象。一些名句中象声词的重叠使用，更产生了极强烈的形象效果，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雷声隆隆，宫车过也。”“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等。

　　文言文中还大量使用语气词和感叹词，如：兮、矣、也、哉、乎、耶、夫、吁、噫、唏、呜呼等等，其中许多今天的白话文中已经早已不用了。老百姓用“之乎者也”来形容文言文，其中，“乎”和“也”都是语气助词，占了一半。尽管，古人文章之凝练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但是，这些语气词或感叹词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否则，就写不出上好的文言文来。

　　文言文中的词性有很大灵活性，同一个词既可当名词使用，也可当动词和形容词使用，实词可虚用，虚词可实用，完全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而变通。例如“道”字，作为名词可以作道路解，如“会大雨，道不通”（《陈涉世家》），作学说解如，“墨之道，兼爱为本”（《中山狼传》）；作为动词又可作治理解，如“ 道千乘之国”（《论语》）等等。再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一开头“六王毕，四海一。”这里的一本是数词，现在被当成动词用了。即使同一字连续出现两次，意义和词性也可以完全不一，如“贤贤易色”（《论语》），第一个“贤”是动词，表示喜好，第二个“贤”则是名词，是贤良的意思。这些句子可以说毫无语法可套，但意义彰显。许多文章中的名句因经常被引用而成为成语。

　　2.汉语的语言特征

　　汉语具有极强的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文言文尤甚。文言文中大量的语气词和感叹词，主要用于表达写作者的强烈的个人感受的。即使是必须客观描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章，作者依然要把自己的个人感觉掺杂到里面。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开首“廉颇者，赵之良将也。”直译成白话文，就成了“廉颇这个人啊，是赵国的一员良将啊！”今人当然不会这样写，而是“廉颇是赵国的一员优秀的将军。”但是，如果再直译成文言文，就成了“廉颇为赵之良将。”神韵全无了。

　　这种以我为主的表达方式，同样存在于现代汉语中，例如：“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两句话都表示中国队胜了，美国队输了。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然而对于习惯于以主体意识来说话的中国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如果中国队输了的话，要是哪个中国人说，“美国队大败中国队。”或者“美国队大胜中国队。”那一定是在自讨没趣了。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汉语的基本核心在于本身的“传神”而不是在语法形式上下功夫。重视神韵，自然不能给自己套上很多框框。如果，按照西方的语法重新来组织这个句子，那神韵就全无了。所以，学者钱基博认为，“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国文法研究》）。因此，汉语语法结构很简单，正如学者辜鸿铭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是世界各国语言中，语法最简单的语言之一。

　　然而，不受约束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无疑会对客观思考产生不利影响。欧洲的学者们重视语法和拼写的分析，因为,严格和复杂的语法结构,有利于人们的逻辑思维习惯。各门科学为了思维清晰，首先都要求严格的定义。这就要求各种修饰词汇和短句对定义进行限定，于是必须用逻辑结构严谨语句来表达。文言文的含糊和短句就难以适应。另外，中国古代学者在他们书写的时候，从不愿意引进标点符号。他们认为，阅读文章的时候，能够断句，是读者的一种最基本的能力。然而，如果复杂的语句不断出现在长篇文章中，就是有神仙本领也无法将它们断开来。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文言文文章中，能将一系列的直言三段论，一路演绎下去，而不造成混乱。

　　李约瑟认为，文言文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因为文言文是一种含混的语言，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所谓朦胧美。文言文的凝练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也非常适合抒发个人感情。因此，文言文非常适合写诗，是一种诗的语言。尽管“五.四”以来提倡白话诗，却几乎产生不出任何象文言古诗中的那些名句来。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沉醉于文言文的诗词美中，留下大量的诗词作品。甚至，早在甲骨文中的祷词和《周易》中就出现了类似于诗的句子，春秋时常以赋诗伴随政治活动，孔子把“诗教”作为伦理教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在正式的奏书和公文中都会出现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掷地有声的名句。然而，却缺乏欧美那样的长篇的雄辩纪录。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用直言三段论辩论得唇焦口燥，中国的古代士人互相诗词唱和。欧洲的文人都是逻辑学家，中国的士人个个都是诗人。

　　3.汉字的魅力

　　1959年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有象形性的图案，被认为是最早的汉字。以后殷商的甲骨文向符号化迈进了一大步，是比较成熟的汉字了。秦统一天下后，推行小篆，随之又出现更为方便书写的隶书，中国文字基本定型。

　　汉字的造字，后人总结为“六书”，除了象形外，有大量的字是会意的。例如：“人”字象征用两条腿直立的人，双臂大张就表示“大”，“大”上再加一横则成“天”；屋子底下一个女人就表示“安”；心有余而力不足则为“忍”等等。大量的这些汉字，具有生动的形象和会意性，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所以，汉字就成了帮助口语传递信息必不可少的工具。例如，说到姓氏“zhang”,一定还会再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在其它语言中，很少会有这样的现象。

　　另外，汉语字形和发音分离。说不同方言的人，对同一个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但是大家却共用一个共同的汉字。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广大地区的中国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共同感，维护了民族的团结。

　　刻在龟甲或牛羊骨上的甲骨文本是占卜的，祭师们根据龟裂的走向占卜。因此，汉字一开始出现，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仓颉造字被认为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成文字。”据说仓颉造字时感动得鬼哭神嚎。

　　长期的封建时代，宣扬惟有读书高，汉字也跟着水涨船高，连写有字的纸张都不可随便丢弃的。

　　因此，汉字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包括从汉字产生的联想和心理暗示作用。

　　在纸张出现之前，汉字经历过金刻、石刻和竹简等阶段。由于笨重和累赘，书写者只能用词简约。所以，孔子的“微言大义”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毛笔和纸张为形神兼备的汉字提供了绝妙的书写手段，从而产生了一门我国独有的伟大艺术——书法。汉字创造过程本身含有大量的艺术想象，书写者的毛笔在纸上每一落笔，用墨或粗或细，或浓或淡，笔锋走势，以及总的整体布局的或密或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写者的风格、气质、性格和修养。书法艺术表现出的形式美或者说气韵，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书写者和鉴赏者之间进行心与心之间的感情交流。高超的书法家可以把这种艺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无论对于书写者还是观赏者，都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魅力之大足以让中国文人世世代代沉醉于此黑白两色的世界里。

　　汉语和书法之神韵，影响远不局限于文学。如果说，书法是绘画般的字，而绘画则象是书法的另一种形式。我们的画不讲究色彩，淡墨山水画几乎只用黑白两色。我们的画也不讲究光影和透视，但是，对线条的流畅和布局之神韵则格外强调。我们的绘画艺术，象诗一样，同样是为了反映画家的强烈的个人心声，所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对园林、盆景乃至奇石的欣赏，也无不建立在这样的审美情趣之上。而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与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关。

　　因此，汉语的影响深深渗透到我们思维、哲学、艺术、审美情趣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由此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4.局限性

　　然而，汉文化的艺术美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首先，由于汉语本身的重主观，轻客观的特点，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客观实物的细致观察和思考，从而与科学精神失之交臂。

　　其次，大量的方块字，使年幼学子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和掌握，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死记硬背的不良习惯，对培养创造性思维十分不利。另外，学汉字的困难，使得很多贫民难以获得基本的文化教育。

　　另一方面，汉语口语根据需要而逐渐演变，尤其是一些单音节词，只发一个音，对方实在搞不清具体所指，于是，就慢慢演变为双音节词，例如“狮子”、“狐狸”等，但在书写方面，则毫无改变之必要“狮”、“狐”就够了，改成双音节反显累赘。于是，中国的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逐渐分离，到后来，甚至连语法都不一样，例如：文言中说 “布三匹”，白话则是“三匹布”，文言中“不吾知也”白话中则是“没人知道我”，简直像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了。语言是随着生活和时代而进步的，而文言则逐渐与时代脱节。要是把日常词汇放进文言文里，文言的神韵就会丢得干干净净，文士们当然不愿接受，长期如此，必然对时代的一切进步看不顺眼，从而导致思想保守。

　　最后，为了用本民族语言来表达外来词汇, 必须进行翻译.使用拼音的国家在翻译外来词汇时,只需要将对方词的发音直接搬过来，就成为本民族的词汇（例如日语的片名假名）,简单而快捷,对吸收外来文化十分方便。然而,在中国这种直接照搬发音的办法很难行得通,过去,有人将“民主”一词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将“无产阶级”音译成普罗列塔利亚,结果让读者感到难以捉摸。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更多的做法,是把外来词汇改造成中国人习惯能接受并且能大致表达意义的形式,其中，首先必须将这外来的些词汇压缩成两三个音节以内的一个汉语词汇，这本身就有一定困难。比如computer无论是翻译成电脑还是计算机,都不够恰切.遇到这样的情况,专家们往往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另外，由于汉字的每个音节都用一个确定的汉字来表达,这些汉字与单个的拼音字母不同,本身往往代表一定的实际意义。用两三个汉字来组合成一个新词,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造成误解。例如,我们将mathematics翻译成”数学”。可是， 对数学不十分了解的人来说,很容易产生数学就是搞数目的误解.实际上数学的绝大多数分支并不与数目有直接有关。

因此，硬是要把外来词语翻译成中国人能习惯的方式，无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速度和不造成误解原文的意义，两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困难，今天通过一定的努力，也许都能克服。然而，对于古人来说，无形中也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从而有对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潜在心理阻碍。

　　（1）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