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变：中国改革卅年小记-斜眼陶渊明-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一个内心阴暗的人是容不得任何光明的，因为光明让他们原型毕露，嘲笑正义、调侃崇高是他们的心理需要。

二、历史没有终结

    2008年3月，在中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国，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收入水平，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美元目前的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正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上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国，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国，都不能忍受美元的过分贬值，甚至必须支持美元的某种强势。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联合王国霸权衰落的时候，美国也曾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这种历史的雷同，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暗示着，全球霸权体系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非常精当地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贬值，将意味着系统的瓦解和全输的局面。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间急剧贬值，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财富也将立即大幅缩水。中国在美元上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这个体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处境。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的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初级投资者都知道这种抛售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灾难和财富损失。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美元何时崩溃的问题。

    作为二战之后建构出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象征符号，美元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危机，而是这个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危机可能表现为美元贬值，但却绝不是美元贬值可以化解的。要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长期的经济动荡与政治较量将是不可避免的，毫无悬念的是，这其中一定会险象环生。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然而，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要为此买单的时候了。随着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美元——这个曾经在过去六十多年中推动全球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关键发动机，正在逐渐熄灭。

    不幸的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没有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就会停止呼吸。为此，资本主义必须不遗余力地开拓任何潜在的利润来源。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愈加突出。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年，金融服务部门的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联合王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全球金融体系当下有目共睹的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膨胀及复杂程度，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利用金融工具向未来掘进的狂热程度。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远的未来，就越是难以预测，就越是充满不确定性之迷雾。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一个内心阴暗的人是容不得任何光明的，因为光明让他们原型毕露，嘲笑正义、调侃崇高是他们的心理需要。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为企业之王，在这种情势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就被迫以暧昧的态度鼓励金融的冒险以获得维持资本主义前进的利润动力，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财经评论家正确的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这位评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个真实的幽默是，一位国际投行的职员在领取了50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之后，高声表达他的不满：“这哪里是奖金，这简直是小费！”对于一个在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输送氧气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他的确是有底气发出这种抱怨的。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开掘是有尽头的一样，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同样面临着某种极限，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将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愈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决不能消灭稀缺。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停滞以及新兴国家长期的通胀，组合起来就是全球市场体系未来的图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样一幅图景，让很多人不安的联想起1970年代。同样新兴国家的高增长、同样的石油危机、同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样的货币动荡，1970年代初期的这一幕经济危机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滞胀以及货币动荡（尼克松冲击）是当时的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适应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体系则是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将会做出更加痛苦的适应。而它的症状首先就会通过美国，这个体系霸主的经济反应出来。不过，将当前的全球经济仅仅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恐怕过于乐观了。目前全球市场体系内的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也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可能一致，甚至连任何协调的可能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失去调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重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毫无紧迫感的官话：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此，今日全球市场体系就面临着一种极其凶险的可能：新兴国家之胀与发达国家之滞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从而最终导致体系的崩解。全球经济这个凶险前途的历史镜像，吻合于英国霸权行将解体的前夜。那时，到处寻找利润的资本家们也曾疯狂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体系，结果是一战、二战接踵爆发，体系霸权与体系本身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瞬间崩溃。全球体系的大混乱之中，各民族国家纷纷逃离全球体系，进入各自的经济救生艇。波兰尼曾经提示我们，“一战之后，罗斯福新政，苏维埃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脱离正在解体的世界市场，进入国民经济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已经有人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类似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索的晚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巨大的体系爆炸将将在何时并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其中肯定充满了争夺，冲突、乃至杀戮。在这个体系巨变的时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管理智慧都将无济于事。而这，正是处于经济增长兴头上的中国，很快就要面对的。作为这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与这个体系的荣衰有着深刻的扭结。在相当程度上，体系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但历史闪烁出的诡异在于：中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但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解中获益。显然，这种处境比中国那些幼稚的民族主义者以一种危险的浪漫心态所勾勒出的幻象——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衰落等于中国的崛起，要不测的多。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们曾经乐观地暗示我们：即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之下的新世界将是一个长期和平及繁荣的永恒纪元。然而，已经展开的纪元，比那些乐观主义的预测却要远为险峻。历史，几乎从未满足过任何思想的愿望。

    三、胡温革命：与危机的赛跑

    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是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为上帝子民、拥有一切好运气的美国人，也未能摆脱1930年代的经济灾难。有些蹊跷并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机发生之前，该国的资本主义无一不经历着极度的繁荣，而该国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产阶级）也无一不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国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同样如此。除非幸运之神真的已经降临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可以例外于这一历史命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前述几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自由资本主义的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技术官僚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记忆，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形成的。在这种记忆中，市场经济即意味着永无休止的繁荣，所谓危机和萧条如果不是年代久远的老黄历，就是可以通过提前防范而得到化解的。的确，在过往仅有的几次危机中（无论是1993年起自内部的经济危机还是1998年源于外部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都成功的化险为夷。而在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及新生技术官僚群体的超级学习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须记住的区别是：在前面的两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市场主体本身也相当稚嫩。但今天，防火墙已经撤除，市场主体的政策游说能力也今非昔比。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宏观经济以及环境资源等领域调控中所显露出的无奈，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来、点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并不是未来可靠的依恃，而好运气也不会永远都一路相随。相反，在一个已经天翻地覆的调控环境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绊索，从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就是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危机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毁坏程度总是超越于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全能型（资源几乎全部控制在行政当局手中）社会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过迅速调动并集中资源解决局部危机（地方或者某个行业的危机）。这种能力，在中国的银行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熟悉中国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中国的金融家们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中国行政当局可以迅速的将巨额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从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国官方误读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更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一种疑难杂症式的情况，从而导致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法治理的状况，并最终从整体上耗尽所有的行政资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引以独家优势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地方，这种情况将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出现某种无法修复的整体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们显然无法清晰勾画未来危机的具体形式，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危机从来就不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出现的。中国，显然正在疾驰入一个风高浪激但却没有任何航标的危险水域。对此，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精英，似乎都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危机注定要到来，那么，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一如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危机本身的面貌一样，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如何才能从危机中幸存下来。或许，我们真的无处可逃。然而，现在就开始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一场与危机的赛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们幸免和幸存于危机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国执政团队在毫无波澜的情况下实现了新老交替。但这场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接班，却开启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其精神取向与内在气质而言，这个被媒体称之为“胡温新政”的改革转向，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革命。

    与革命时代中国留给外界以及学术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世俗主义的政权也拥有最世俗主义的民众。有很多人已经观察到，无论是政权、企业，还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相当扭曲的极端程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及市场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之后，微观及局部效率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体的极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导致的整体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已成公共灾难的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贫富悬殊等等都源自于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唯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另外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胡温执政伊始就一直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新政的核心论述之一。现在看来，这的确找到中国改革最隐秘的罩门。在这种新思维的视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加剧社会资本及环境资源的快速干涸，并最终导致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解体。所谓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社会新的价值基石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及自然环境基础的可持续性上取得一种平衡。虽然这些论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解读得相当糟糕并因此受到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调侃，但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改革取向相比，这里隐含着中国改革对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对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但是，如果仅仅消极地将公平正义当作维护稳定继而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仅仅将公平正义理解为扶助弱势而不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普遍准则，那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将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主流意识之中，公平正义一直就是作为财富增长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这种对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狭隘经济学视野中，公平正义多一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会少一点。这种幼稚的观念离奇地占据中国意识的主流，简直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耻辱。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义的价值内部，本身就孕育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财富增长。在中国改革经历了市场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推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为危机到2000年代早期，朱镕基内阁拉动内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到现在）三个动力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样，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稚弱的革命实在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自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由孙中山、蒋介石而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几代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这两项国家任务基本达成之后，人民对政府的及格标准将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创造持续的繁荣。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必须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族独立本身都已经不能单独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续的资源，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一、二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 (原文如此。事实则是：曾经远离战火的美国是个例外！金融行家的操纵，国家政策的引领，企业图存的创新，底层劳工的操劳，新闻媒体的炒作，三权分立的制衡，摄心洗脑的宗教，以及官样文章的选举等等，其中任选一个三项组合都可能带来稳定，而稳定则为一切可能性提供了土壤。 --引者)。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欢迎争论)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改革三十周年）
（原文标题）大裂变来了：中国改革三十周年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