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經典] 張五常: 讀書, 思考與創作
目錄
1. 讀書的方法
2. 思考的方法
3. 創作的感受
4. 清楚的文章
5. 說服文章要怎樣寫才對
6. 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
7. 學習的態度
8. 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
1. 讀書的方法
新年時節，送些甚麼給學生呢？就送他們一些讀書的方法吧。
首先聲明，我要談的是為知識而讀書的方法，不是為考試而讀書的方法。後者，香港的學生都是專家——猜題目、背課文之能，世間少有。但為知識而讀書可以幫助考試，為考試而讀書卻未必可助知識的增長。知識是讀書的目的（An End）；考試只是一個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學生（或教育制度），卻很顯然地將這兩樣東西顛倒過來。
我可在四個大前提下給學生們建議一些實用的讀書方法。若能習慣運用，不但可以減輕考試的壓力，而對更重要的知識投資會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記憶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課程比較容易記得。但理解其實並不是輔助記憶——理解是記憶的代替。強記理論不僅是很難記得準確：當需要應用時，強記的理論根本無濟於事。明白了理論的基本概念及含義，你會突然覺得你的記憶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簡單，明白了的東西就不用死記。但理論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準確性。理解愈深愈準確，記憶就愈清楚，而應用起來就愈能得心應手。所以讀書要貫通——理論上的不同重點的聯帶關係要明白；要徹底——概念或原則的演變要清楚。
要在這些方面有顯著的進步易如反掌，而學生也不需多花時間。他只要能改三個壞習慣，一年內就會判若兩人。
第一個壞習慣，就是上課時“狂”抄筆記。筆記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無的。這是因為抄筆記有一個無法補救的缺點——聽講時抄筆記分心太大！將不明白的東西抄下來，而忽略了要專心理解講者的要點，是得不償失。我肯定這是一般香港學生的壞習慣。例如好幾次我故意將頗明顯的錯誤寫在黑板上，200多學生中竟無一人發覺，只知低着頭忙將錯誤抄在筆記上。
筆記有兩個用途。①將明白了的內容，筆記要點。但若覺得只記要點都引起分心，就應放棄筆記。明白了講者的內容是決不會在幾天之內忘記的。很多講者的資料在書本上可以找到，而在書本上沒有的可在課後補記。老師與書本的主要分別，就是前者是活的，後者是死的。上課主要是學習老師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課聽不懂的，若見同學太多而不便發問，就可用筆記寫下不明之處，於課後問老師或同學。換言之，用筆記記下不明白的要比記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個壞習慣，就是將課程內的每個課題分開讀，而忽略了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係，理解就因此無法融會貫通。為了應付考試，學生將每一個課題分開讀，強記，一見試題，不管問甚麼，只要是似乎與某課題有關，就大“開水喉”，希望“撞”中——這是第二個壞習慣最明顯的例子。
要改這個壞習慣，就要在讀完某一個課題，或書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獨立的某一節之後，要花少許時間去細想節與節、章與章、或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係。能稍知這些必有的連帶關係，理解的增長就一日千里。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學術的範圍內，人類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開來讀，會覺得是多而難記；連貫起來，要知要記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學術都是從幾個單元的基礎互輔而成，然後帶動千變萬化的應用。學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課題之間的連貫性，就不得其門而入。
第三個壞習慣，主要是指大學生的，就是在選課的時候，只想選較容易的或講課動聽的老師。其實定了某一系之後，選課應以老師學問的淵博為準則，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個高手學習，得其十之一、二，遠勝跟一個平庸的學得十之八九。這是因為在任何一門學術裡面所分開的各種科目，都是殊途同歸。理解力的增長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異。老師若不是有相當本領，就不能啟發學生去找尋不同科目之間的通論。
二、興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燒起來的
我們都知道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會讀得較好。但興趣可不是培養出來的。只有總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產生興趣。可以培養出來的是集中的能力。無論任何科目，無論這科目是跟你的興趣相差多遠，只要你能對之集中思想，興趣即盎然而生。
對着書本幾小時卻心不在焉，遠比不上幾十分鐘的全神貫注。認為不夠時間讀書的學生都是因為不夠集中力。就算是讀大學，每天課後能思想集中兩三小時也已足夠。要培養集中力也很簡單。第一、分配時間——讀書的時間不需多，但要連貫。明知會被打擾的時間就不應讀書。第二、不打算讀書的時間要儘量離開書本—— “餓書”可加強讀書時的集中力。第三，讀書時若覺得稍有勉強，就應索性不讀而等待較有心情的時候——厭書是大忌。要記着，只要能集中，讀書所需的時間是很少的。
將一隻手錶放在書桌上。先看手錶，然後開始讀書或做功課。若你發覺能常常在30分鐘內完全不記得手錶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於每次讀書對都完全忘記外物1小時以上，你就不用擔心你的集中力。
三、問比答重要
很多學生怕發問的原因，是怕老師或同學認為他問得太淺或太蠢，令人發笑。但學而不問，不是真正的學習。發問的第一個黃金定律就是要臉皮厚！就算是問題再淺，不明白的就要問；無論任何人，只要能給你答案，你都可以問。
從來沒有問題是太淺的。正相反，在學術上有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是由三幾個淺之又淺的問題問出來的。學術上的進展往往是靠盲拳打死老師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學者之所以要教書，就是因為年輕學生能提出的淺問題，往往是一個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雖然沒有問得太淺這回事，但愚蠢的問題卻是不勝枚舉。求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學甚麼問題是愚蠢或是多餘。若不發問，就很難學得其中奧妙。
老師因為學生多而不能在每一個學生身上花很多時間。認真的學生就應該在發問前先作準備工夫。這工夫是求學上的一個重要過程。孔子說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與“不知”，最容易就是做發問前的準備工夫。這準備工夫大致上有三個步驟——
第一、問題可分三類——A、“是甚麼”（What），B、“怎樣辦”（How?），C、“為甚麼”（why）。學生要先斷定問題是那一類。A類問的是事實；B類問的是方法；C類問的是理論。問題一經斷定是那一類，學生就應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那方面的，因而可免卻混淆。若要問的問題包括是多過一類的，就要將問題以類分開。這一分就可顯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儘量去將問題加上特性。換言之，你要問的一點是愈尖愈好。第三、在問老師之前，學生要先問自己問題的答案是否可輕易地在書本上找到。若然，就不應花老師的時間。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驟發問題，答案是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的。若仍須問老師的話，你發問前的準備工作會使他覺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書分三讀——大意、細節、重點
學生坐下來對着書本，拿起尺，用顏色筆加底線及其他強調記號。讀了一遍，行行都有記號，這是毀書，不是讀書。書要分三讀。
第一讀是快讀，讀大意，但求知道所讀的一章究竟是關於甚麼問題。快讀就是翻書，跳讀；讀字而不讀全句，務求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翻得慣了，速度可以快得驚人。讀大意，快翻兩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讀是慢讀，讀細節，務求明白內容。在這第二讀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鉛筆在頁旁作問號，但其他底線或記號卻不可用。第三讀是選讀，讀重點。強調記號是要到這最後一關才加上去的，因為哪一點是重點要在細讀後才能選出來。而需要先經兩讀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沒有經過一快一慢，選重點很容易會選錯了。
在大學裡，選擇書本閱讀是極其重要的。好的書或文章應該重讀又重讀；平凡的一次快讀便已足夠。在研究院的一流學生，選讀物的時間往往要讀書的時間多。
雖然我在以上建議的讀書方法是着重大學生，但絕大部分也適合中小學生學習。自小花一兩年的時間去養成這些讀書的習慣，你會發覺讀書之樂，實難以為外人道。
2. 思考的方法（上）
據說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甚麼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麼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在課後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者“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
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 （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
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麼是貨幣？為甚麼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麼是功用？甚麼是量度？我們用甚麼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長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麼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徵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徵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麼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麼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麼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大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麼？”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麼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麼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着個人生產是會儘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1984年3月20日
2.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麼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 是一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朴柏（K．Popp9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朴柏是勝了一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論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一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經後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 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得到了一個稍有創見的預感，就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後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衝口而出：“怎麼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麼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後，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麼？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閒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有一條座右銘：“無論一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你就甚麼辯駁也贏不了。”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都缺少不了的——從那裡來沒有一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甚麼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裡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一下不可的。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徵，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後來就豁然貫通。 “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徵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加納（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的發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一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儘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發現，往往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可能今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於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污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於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所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個創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着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在當時是高手雲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點，就是將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劃。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
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是錯了細節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一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儘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1984年3月23日
2. 思考的方法（下）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後者是茶餘飯後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Samuelson）、阿羅（K.Arrow）、烏沙華（H.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現的卻是少見。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於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裡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想像力了。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而貼切
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徵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複雜的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我們稱後者為“實例”。
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人手，其後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高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採用了牙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一點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於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複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般性，使剩餘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F 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不貫。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麼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於是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於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一個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性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着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複雜得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並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着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跟其他專業一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無論問題看來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象中的淺的。
1984年3月27日
3. 創作的感受
不久前在上海，朋友給我介紹一位名為王安憶的小說作家，是女性。介紹的朋友一位是何平，寫隨筆甚有靈氣；另一位是陳克艱，是搞學問、搞思想的。其他還有交通大學的人，可謂高朋滿座矣！
我少看小說，聽到王安憶的大名，很想認識，朋友就安排了午餐之會。小說有多類，王女士是寫文藝小說的。“文藝作品在國內還有市場嗎？”我好奇地問。 “還有。”她回應。在座的朋友都同意她的說法。我有點感慨。雖然在香港認識李碧華、董橋等人，但我的意識是文藝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
想了一陣，我問王女士：“每天你可以寫多少字？”她響應道：“特別順利的一天，可以寫2000字。”我想，那是創作了。我自己在香港的《××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最順利的一天也是寫2000字，但那不算下筆前的思想準備時間。平均一天寫不到1000字———大約寫六七百字之間。另一方面，寫隨筆《南窗集》，文字產出時間大約快五倍。這個大差距是容易解釋的：《經濟解釋》是創作，《南窗集》不是。
什麼是創作呢？絕對不是刻意地創新，或刻意地與眾不同。這些不知所謂的玩意是太容易了。我認為創作是有藝術性的思維表達。文藝小說與經濟分析只有一點不同，前者的思維表達要講感情，後者感情大可不用，但用上時要與理智的分析分得一清二楚。科學或經濟學的文字，佼佼者總要有點藝術性。這“藝術性”不是指感情，而是指分析與結構上的美。文藝創作講思維、講結構，經濟創作也是一樣，只是前者要把感情融於思維之內，後者要分清楚，或把感情推開。
經濟創作與文藝創作一樣，作者的基礎要千錘百鍊，可受他人影響，但下筆時要獨自思想，儘可能天馬行空。這樣，要寫得完全沒有新意就不可能了。新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因為每個人的腦子不同，性格、感情、思維等也有別，只要在基礎上站得住腳，他人怎樣說只作考慮，然後自己摸索，有新意是自然的。加上有藝術性的結構，就是創作了。
除非天生是莫扎特，創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沒有嘗試過的人是不容易明白的。以經濟分析為例，動筆前想了好些時日，到了某一點，自己突然感到有難以形容的意欲要動筆。
動筆前作者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維，往往不能肯定分析的路向或結論，只是有意欲動筆。
我自己的經驗，這意欲一來，動筆開始後通常是思維越寫越清楚，而事前所想的與寫出來的往往不同，有時甚至不類似。沒有壓不住的意欲而被迫下筆的，成功機會不大，要碰巧。
想了很久的問題，動筆前思想突然集中，開始食不知味了。一動筆，聽不知音，睡不入夢。這樣的生命不能持久，所以長篇大論之作，我要把思想集中分段來處理。例如目前寫《經濟解釋》，每次集中寫3期左右，之間寫點書法或隨筆文字，又或到內地講幾課。（今天晚上因為交易費用與選擇定律舉步維艱，我轉寫這篇隨筆，把腦子鬆弛一下，過兩天再試吧。）如此安排，《經濟解釋》寫了85期還沒有斷稿，可謂奇蹟。這本三卷的書我是預算錯了的。我以為第三卷———《制度的選擇》最易寫，因為那是新制度經濟學，是自己的專長。殊不知動筆後發覺最難寫，可能因為我想了四十年，茫茫大海，想得有點不着邊際。
還有一件苦事。那就是分析結構有藝術性的思維，瑣碎的細節絕對不能馬虎。看來微不足道，可以不拘小節，但這些忽略加起來，論著的整體就沒有完成之感，自己失望，讀者看得凌亂。我往往要在午夜爬起床來，這裡加一句，那裡改幾個字。
有趣的問題，是創作艱苦如斯，為什麼還有人這樣做？世上不需要受苦而能創作的天才應該不多吧。是為了金錢的收入嗎？有少許幫助，但以我來說，創作的成本遠超金錢的收入。是因為朋友或前輩的欣賞嗎？幫助多一點，但成本那麼高，朋友不欣賞算了。是為了作品可以傳世嗎？也有幫助，但能不能傳世作者自己不容易知道。是為了作者可以誇誇其談，高傲一下嗎？對我來說，這點過癮是重要的，可惜高傲之情很短暫，不值得勒碑誌之。
從經濟學的定義看，人的行為是不會代價高於回報的。創作的代價那樣高，而一般搞創作的人不是畢加索，一筆千金，為什麼要搞創作呢？
外人怎樣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創作的過程雖然苦不堪言，但有一種特別的感受，只有創作才可以感受到。有點像年輕人談戀愛的感受，但是苦戀。有點像在大海中掙扎的感受，但知道自己不會溺斃。有點像與高手對弈拼搏的感受，但對手是作者自己。有點像走千山萬水的感受，但有可以看到迷人景色的希望。究竟能否看到這景色是一回事，希望卻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昔日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一位同事試行爬上鄰近的大名雪山之峰，以前沒有試過，是他的創舉。爬了幾天，竟然達到頂峰，勾留半小時，又爬下來。沒有死，但回歸後不似人形：瘦了十多磅，皮膚給陽光及雪光曬焦了，也給風吹裂了，傷痕累累。我問他：“事前沒有想到這樣高的代價吧？”答曰：“沒有，真的沒有。”我再問：“會不會再去嘗試？”答曰：“不會，永遠不會。”我又再問：“要是事前知道後果，會不會去嘗試這第一次？”答曰：“不會。”最後我問：“那麼你有點後悔吧？”他竟然說：“沒有後悔，半點也沒有。”加起來，邏輯是不通的。
我又想起海明威所說的一段故事。在非洲的一個很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了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豹子明知雪山頂上是沒有食物的，為什麼還要爬上去呢？
創作比我在西雅圖的同事幸運一點，其歷程的奇異感受足以令人一試再試，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可能像海明威所說的黑豹，只是死不了。
2002年7月17日
4. 清楚的文章
前些時發表《古文今用》一文，說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於是套用少小時背誦下來的古文、詩、詞以補不足，救了我。臧老兄文仲讀該文後，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觀點，但又大讚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認為，我的中文可讀是因為我的英文也可讀之故。天下為文之道，殊途同歸，這點我當然沒有異議。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論斷：一個通雙語的人，不可能一語寫得好而另一語卻一無是處。
我收到好些記者及讀者的來信或電話，希望我能細說一下為文之道，以及介紹一下我提及過的Elements of 那本小書。
說實話，我的文章沒有什麼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寫得清楚明白。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在國際學術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卻沒有什麼特別的天分——二十九歲之前，我喜歡賣弄文筆，文章寫來九曲十三彎，使人讀來有天旋地轉之感。
是二十九歲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lchian)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們指(他和其他的老師)絕不懷疑你是可造之材，不過，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為文之道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要寫得清楚明白。要記着，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聽後我想，艾老從來不召見學生，這次隆重其事地召見我，就只是說這幾句話，秘笈無疑也。我當時又想，自己是中國人，二十多歲才開始認真地學英語，要成為一個英語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單學寫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算了。
決定了要做什麼，就把心一橫地去做，是我天生的個性吧。但要學寫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其中的一個困難，是要“戒除”自己歷來為文的壞習慣。這些壞習慣倒非所我獨有，雖然當年我有的可能特別多。於今回顧，我當時的壞習慣有下述五點。
其一是花拳繡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話直說。從“花拳繡腿”改為“有話直說”，是困難的改進——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還是覺得自己有“花拳繡腿”之弊。
其二是喜歡用深字，比如幾個有同樣表達能力的字以供選擇，我當年就喜歡選用較深的一個，以為(誤以為)可以此而向讀者表現一下自己是個讀過書之人。自從決定寫清楚的文章後，凡有字(或詞)的選擇，我就取其最淺的一個。
(話得說回來，有一些特別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紹弗里德曼——為了要加點學術氣氛來過癮一下，我就選用深字，花拳繡腿一番。這樣做，聽眾或讀者究竟明白與否——只要他們知道我是在大讀弗老——則無傷大雅了。)
其三是用長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說完就用句號或分號；一個小小的論點，說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帶水地寫的。好些人像我當年那樣，認為懂得用長句才算是文章高手。這是不對的。
其四是着重文法。我不是說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說英語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筆寫初稿時要置文法於度外。文法的對或錯，是應該在有了初稿之後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筆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問題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錯了的文章有時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寫英語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錯字連篇。自己時間不足，就樂得依美國的慣例，請他人代為改正。)
其五是以為讀者可以明白。好些時，為了文字之美，我們會寫些有欠清晰的、以為讀者仔細閱讀一下就會明白的文字。但我們卻忽略了讀者讀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費工夫研究你在說什麼。行文之中，認為讀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改、淺化。好些時，為了達意，寧可多用幾個字，雖用得不大“美”，還是“化算”之舉。
茲謹答覆讀者問及Elements of 一書之優點如下：這本小書擺明車馬，一、二、三、四……列出規例，英語怎樣寫可取，怎樣寫不可取，不作解釋，沒有哲理。例如，小書上說，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在中間。此規其妙無窮也。類似的規則，小書中凡數十，記着即可。對於像我這種懶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寫得像樣的人來說，它是沒有捷徑的為文之道中的“捷徑”了。
5. 說服文章要怎樣寫才對
二十世紀英國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寫過一本題為《說服文章》(Essays in Persuasion)的書，文筆好，讀得明，但影響力卻遠不及他後來發表的《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後者我讀不懂，但凱恩斯學派出自此書，對大政府的影響有口皆碑。作研究生時與一位教授談起，他說凱氏的essays寫得那麼流暢，是文字高人，但《通論》大家讀不懂，作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要說什麼。
清晰的文字比不上模糊的有影響力的例子，不限於凱恩斯。大名鼎鼎的海耶克，影響力不少，但海氏的分析力平平，好些時模糊不清。奇怪，海耶克的影響主要是在思想那方面，政策上的影響數不出什麼來。費沙的思想與文字皆清楚絕倫，政策影響更是少見經傳了。佛利民比海耶克清晰得多，但政策上的影響也是遠不及思想上的。五十年前他提出的學券制，同樣用公家錢資助教育，比公立學校優勝，白黑分明，佛老與支持者叫得力竭聲嘶，但接受性到今天還近於零。思想影響與政策影響不同，而經濟學者對政策有明顯大影響的，古往今來只有馬克思與凱恩斯，二者的思維皆不夠清晰。影響思想比影響政策容易，因為前者沒有壓力團體的左右，奇怪是影響思想也不一定需要文字清晰。
提到這些，是說我不知道有說服力的文章應該怎樣寫。有說服力與有影響力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自己寫文章，一抒己見，為的只是過癮一下。從來不奢望會影響什麼。我不傻，不會意圖改造社會。問題是既然動筆寫文章，有點影響是錦上添花，卻之不恭也。我想，既然有讀者，多的，不可能毫無影響力。我自己讀他家之作，總受“影響”，胡說八道的也不例外。於是，自己動筆時總希望有點影響，可以“說服”一下。
還有兩點要說。其一是我關心中國的青年。他們的際遇比我差，學而不得其法，讀我的文章多多少少會替他們打通一點經脈。於是，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讀我的文章就跟着我的思路走，不可能不中計。其二是自己的一個幻想。中國的迅速經濟增長二十五年了，是人類紀錄，可以再來二十五年相當刺激也。不容易，機會不大，但想是可以這樣想的。記得一九八九年在深圳舉行的改革十年回顧，我公開祈求的是再來十年。今天得到了，有過之，貪得無厭，幻想着再來二十五年。於是用足心機，希望文章可以協助一下奇蹟再出現。絕望之為愚妄，與希望相同——是羅曼羅蘭說的。
不知說服文章要怎樣寫，但有自己的法門。簡單的：說服文章要先說服作者自己。其它不管，管不着，也不知怎樣管才對。這樣看，說服文章——說服自己的文章——我知道怎樣寫，可以說一下。
首要是淺白清晰，不賣弄技巧，邏輯簡單，有話直說。我認為不難，但友儕中清晰的分析文字不多見。我自己寫解釋性的文字，老是問：可不可以說得再淺白一點。認為不夠淺白我會轉換角度再說。有時以不同角度重複又重複地解釋同一問題，得到同樣的答案，可使自己堅信不移。說服了自己，同樣地說服他人的機會應該上升。清晰有說服力，不被接受是因為與讀者本身的利益有矛盾。模糊的文字也可以有影響力，因為模稜兩可的言論可以隨意闡釋，又或者不知為知之，皇帝的新衣看到了。
其次是用例子重要，最好是有趣的實例。二十年前曾經寫過，中國人聰明，但奇怪地不善於用例子。當時岑逸飛寫了一系列文章為我解答這現象。孟子用例子不好，孫中山也不成。這些是聰明人，但例子卻用得蠢。如果同學能找到岑逸飛當年寫的響應(記得是在《信報》分七期刊登)，放到網上去讓大家研討一下也好。
還有其它的。我認為有說服力的文字要誠懇，要有善意。這兩點有些人容易，有些人困難。不誠懇而又沒有善意的文字，可能還有點說服力，但加上誠懇與善意，事半功倍。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另一個重點。只批評而不讚賞的文字，縱有天大本領，說服力不可能高到哪裡去。你小看了我，怎還可以相信你說的話呢？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話題上，我的處理與好些朋友不同。批評中國的文字我寫過不少，但永遠筆下留情，不小看執政者的本領。不同意或反對，讀者容易接受，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就麻煩。說實話，如果我是大獨裁者，以民生為己任，我沒有把握比北京做得好。就是當我說某政策是蠢、蠢、蠢，字裡行間毫無貶意。
認為是對的政策我通常立刻贊，有時大讚特贊。自己意想不到的正着，我會贊好幾次。理由簡單：贊得多，批評有重量，而這重量是說服力了。當年的師友是這樣說服我寫的文章要怎樣修改的。
還有一點。你要說服人家，但自己不可能永遠是對。分析上，邏輯可以不錯，但事實如何，局限怎樣，錯的機會不少。知道不對而立刻認錯，是易做而又可以提升自己說服力的行為。凡說皆錯，凡錯必認，是蠢才，不可能有說服力。但被認為是不蠢的人，凡錯必認就占了先機。外人會想，這個不蠢的人曾經認錯，他堅持己見要多考慮了。這也是說服力。
在我認識的師友中，凡是師級人馬都有說服力，而其中最能說服我的是老師艾智仁。艾師不僅凡錯必認，他根本不管一個思想或論點是誰的。任何有趣的問題他每次重新考慮，彷佛是小孩子第一次聽到。當我對他說要借用他某思想時，他會說：我的所有思想都是借回來的。一個思想快如閃電的天才可以絕對客觀地看問題，不多見。這種人最有說服力，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人不會因為觀點是自己的而偏袒了。
在今天地球一體化的大時代中，作為主角的中國還沒有明顯的壓力團體出現。既得利益多得很，但還看不到有明顯的團體凝聚力。可能自我安慰，邏輯說，目前以中文寫說服文章是比較容易有成效的。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6. 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學作研究生的同學，讀到我最近在《壹周刊》發表的關於學術研究的文章，說他和一些同學很想知道關於寫論文的事，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應。既為人師表，這樣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卻的。
先答該同學的一個問題：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有什麼分別？嚴格來說，沒有分別。一篇好的碩士論文，勝於一篇平凡的博士論文；一篇博士劣作，碩士不如也。因此，一位大學研究生，若有進取心，是不應該考慮寫碩士論文的。在美國，經濟學碩士是不用寫論文的。大致上，該碩士是個安慰獎。你攻讀博士讀了兩三年，校方認為你拿博士沒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給你一個碩士。
在美國的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一位學生申請讀碩士，是不會被考慮的。這是因為他們認為申請者沒有進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學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校內的老師說博士與碩士論文的分別，是有或沒有創見。錯！英諺云：太陽之下沒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襲，是自己想出來的，要完全沒有創見就不容易。
舉一個例。我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推翻了經濟學二百年的觀點，應該是有創見了吧。但我的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你的佃農理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半點創見也沒有；但傳統的佃農理論，卻是因為不明白經濟理論而搞錯了。」這樣，你說是我創新，還是歷來分析佃農的學者創新？同學要注意的，是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了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着，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在經濟學行內我被認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閱讀他人的論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約下過三年苦功讀書，晝夜不分地在圖書館內生活，但其後就與書隔離了。嚴格來說，我沒有讀書（或讀他人的論着）起碼三十年。我喜歡天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與同事研討我也是不喜歡的。對我來說，獨自思考是一種樂趣，因此，在學術上我從來沒有與他人合作過一篇文章。要寫博士論文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寫經濟論文，你對經濟理論一定要有相當的掌握，因為問題一定要從一個理論基礎去看。但這理論的操縱不需要很全面。經濟學理論的全面操縱，花一生也不足夠。你要全面有點認識，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舉一個例，高斯（R.H.Coase）對一般的經濟理論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卻超人幾級。他所有的重要論着都是與「成本」有關的。我自己對一般經濟理論的認識，比高斯多，但卻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樣，我有一技之長：在價格理論中，我對需求定律的認識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雖然我很少提及「需求」這一辭。
任何世事，可以從很多個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結論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學要寫博士論文，或要在經濟學上有點建樹，對經濟理論要簡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對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縱自如。
沒有如上所說的理論基礎，你本領再大也不容易寫得出一篇可取的論文。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從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數之不盡，你不可能件件皆能。與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選一兩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運氣。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場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樣看世界，或學劉姥姥入大觀園，儘可能天真地看。沒有成見，不管他人怎樣說，你會覺得世界無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論文的大好題目。試舉一些例子吧。
為什麼在有競爭的市場上，購物者會討價還價？所有經濟學課本都不容許這個現象——我自己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為退休將至，不打算下筆了。為什麼在九龍廣東道的玉器市場，玉石的原件出售時不切開來，讓買家看不清來猜測石內的玉質是怎樣的？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廣東道的街旁賣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還沒有寫出來。
是的，科學上的學問，是因為不明白而要試作解釋，對或錯不重要，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學們若沒有好奇心，就不應該在什麼學位名銜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麼銜頭，沒有誰管得。（我自己是從來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諭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說（Hypothesis）的形式來處理，再到市場搜集證據，印證自己提出的假說是否被推翻了。這樣，博士論文就是一級的。
達到如上所述，你還要做兩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論文題目有誰作過類同的研究，補加些註腳，充充場面，好叫論文比較容易發表。重要的是到最後你要把自己的假說一般化，希望這假說能引用到不同的現象去。
這最後一點的或大或小，或成或敗，就要靠點運氣了。高斯因為研究電台的廣播頻率而成功地把問題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諾貝爾獎！
1999.8.19
7. 學習的態度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是非成敗轉頭空》，結尾提到我肯定可以名垂千古的、清人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長聯，讀者歐陽湜傳來幾頁關於該聯的典故資料，其中不少好事之徒仿而效之，像填詞那樣以其它題材再寫，雖然不倫不類，倒也不乏搞笑過癮之作。令人反胃的倒是那些自命才子的幾位「高人」，竟然替孫髯翁修改該聯，思維塵下，俗不可耐，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五○年，十四歲，舒巷城向我推薦該聯，聽了兩次背得出來，也體會到髯翁的功力高不可攀。此後半個多世紀，每次想到該聯都擊節讚賞，半個字不敢動，只是久不久想一下為什麼孫前輩會在這裡用上那個字。後來自己以中文動筆，這裡那裡套用或借用前輩一點文采，不知多少次了。
不少人說我高傲，是狂生，但我欣賞而又佩服的，動不動跪下來。不少人說我學得快，赫舒拉發及巴賽爾等人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學得那麼快的人。我想，主要是我懂得欣賞，懂得衷心佩服，大開中門，容易接納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信手拈來，占為己有，這裡拿一些，那裡取一點，混雜起來，亂搞一通，過了不久就搞出自己的風格，走出自己的路，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這個人喜惡分明，不管何方神聖，不喜歡就不喜歡，不愛就不愛，漠不關心，一於少理。天下的學問說多其實不多，說少其實多到一個人學之不盡。這樣，自己要這些，不要那些，自由自在，沒有誰管得，久而久之，成為自己的學問倒也洋洋大觀，要勝我你要走過我的路，否則只看一眼就知道你還在山腳底了。
不久前一位讀者來信，長篇大論，一方面大讚我的文章，另一方面教我怎樣寫，教我怎樣改進。不能說該讀者不知天高地厚，但他顯然不明白，我的文章風格是上述的胡亂混雜搞出來的，其中學問說多不多，說少倒也多得離奇。那天到濟南參觀李清照的紀念館，那個我恨不得占為己有的女人。不知在牆上讀到些什麼，我衝口而出：「啊，蘇東坡死時李清照已經二十一歲，為什麼她不嫁給蘇東坡？」發神經，在旁的復旦韋森嚇了一跳，竟然大讚我博學了得。這可能真的就是區區在下的學問：百鳥歸巢，亂搞一通，融會貫通了，然後用想象力發一下神經。
寫這篇文章，為的是要指導一下網上的青年。我的專欄傳到網上去，回應大約是點擊的千分之三，其中約一半（千分之一點五）破口大罵。說過了，我這個老人家早就煉得刀槍不入，一律無所謂。但我就是關心罵我的青年，因為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不改過來，不可能——永遠不可能——在任何學問上有任何成就。沒有證據他們智商低，更不能說他們火氣不足，肯定的是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一則不知天高地厚；二則想也不想就信口開河；三則以為人身攻擊是天才殺手；四則認為罵教授自己就在教授之上；五則完全不講邏輯，不講道理。是極端無聊的玩意，而這樣搞學問，一萬年也不可能有寸進。
一個學子要成為學問大師不容易，要講點天賦，而更重要的是講際遇了。但搞學問不需要是為了成為大師才搞。書中不一定有顏如玉，更不一定有黃金屋。然而，學問本身，或多或少是一種享受，沒有認真地嘗試過不可能體會到。需要天賦嗎？要一小點，不多，一般凡夫俗子應該有。問題是如果不認真地嘗試一下，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天賦究竟有多高。不需要是愛因斯坦，而算得上學問有大成的沒有幾個是天才。我提拔過的、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子，約兩掌之數，都有成。其中一位在美國升到正教授，一位是國際大師了。智商嗎？不怎麼樣：下象棋，每個我可以閉目讓雙馬。
搞學問，智商不是那麼重要。我自己拜服的高斯，沒有誰說他智商超凡。人與人之間各各不同，高斯的過人之處，是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於是自我發揮，殺出重圍，卓然成家，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學問人物了。沒有誰不同意佛利民、森穆遜、阿羅等大師的智商超人幾級，得享大名眾望所歸，但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不一定會把他們放在高斯之上。
很多人，數之不盡的，智商平平搞出可觀學問。當然，愚蠢的不可能成為一個史密斯，或一個達爾文，或一個牛頓。何必斤斤計較呢？為了興趣，為了享受，嘗試搞學問，不需要講顏如玉或黃金屋，也不用管什麼一家之言，足以傳世的。學問本身是一種享受，回報足夠，而除非天生白痴，達到足以享受的層面任何人都可以，應該嘗試，認真一下，有驚喜的收穫不困難。說書中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不對。不一定有，但有了學問，多多少少有點顏如玉或黃金屋的甜頭。尤其是神州大地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不僅知識資產賣得起錢，就是多識幾個英文字，其回報率之高遠超買股票的。曾經遇到幾位力爭上游的國內青年，堅持要用英語跟我對話。不是要在我面前表演，只是知道我懂英語，趁機會練習一番。
說來說去，嘗試學問，或爭取知識，起點是要有可取的學習態度。這態度的基本性質，是大開中門，吸納。這是林則徐說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了。跟着的處理，是要懂得吸納些什麼。很不幸，這方面有高人指導，事半功倍，而這種指導今天的中國遠不及西方。這就帶來客觀衡量的重要性。找不到高人指點迷津，自己客觀地考慮，有不少機會找到好去處。
品味究竟算不算是天賦很難說。無師自通地搜索不容易，比不上有高人指引，但通常比學而無術、教而無方的老師好。自己搜索，自己取捨，成敗得失要講品味。這是一種與智商扯不上關係的天賦，又或者不是天賦，而是受到家庭或朋友的影響。品味重要。不少人拿得什麼名校博士，品味奇差，不可能搞出大學問；有些人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品味好，只這一點，吸納吸納，嘗試學問早晚有可觀之處。
8. 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
我認為集中思考時最好不讀書，這是我的治學方法
朋友要求我選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三至十本書，品評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三十多年沒有讀書了。不讀，不是懶得讀，更不是沒有書值得讀，而是刻意不讀。
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思考的時候，而集中思考時最好不讀書。這是我的治學方法。
然而，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好些日子住在圖書館裡。讀得雜，讀得博，也讀得深入，數之不盡的。作研究生時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當然是老師艾智仁與赫舒拉發。他們寫書，有名著，但我沒有讀過。當時讀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讀老師的書。理由充分：我是他倆的入室弟子，怎會不懂得師傅的真功夫？沒有聽過少林寺的大弟子拿著方丈大師所著的拳經劍譜翻閱的。要不然不讀，要讀就替師傅寫出來才讀。
當年遍讀群書，廢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顧，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並論。讓我說說這四本書吧。
（一）史密斯的《原富》，又譯《國富論》（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以搞大學問而言，我讀過的書以此為首。洋洋千頁，作者文字頂級，流暢古雅，幽默生動，才氣縱橫。不容易想像有人可以寫出那樣博大湛深的書，真的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我不認為作者是個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蟲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傳世，但大智慧是另一回事了。m原富》出版了二百二十七年，我們今天還值得讀之再三。是一本包羅萬有的書：以經濟分析為主，此書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歷史、哲學等，皆有見地。作者對歷史與世事知得非常多，而觀察力之強是我平生僅見。將包羅萬有的世事綜合起來，加上智慧的判斷與闡釋，創立了今天大致上還存在的理論架構，寫得渾然一體，而這竟然是西方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可謂奇蹟。
《原富》是歐洲工業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國民主獨立大爭議的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產品。作者未進軍經濟學之前已經是蘇格蘭的一位家喻戶曉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歡迎。四十歲出頭得到貴人授予足以舒適生活的退休金；花了十二年寫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進化論的思維來闡釋自利行為對社會的貢獻與制度的轉變，影響了達爾文及整個歐洲的思想發展。
偉大的論著就有這樣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實有錯漏，價值的理念拿不準，爭取私利所需的邊際分析是作者死後才有的，但因為是《原富》，這些不足之處微不足道。
我是從《原富》學得什麽才是大學問，為了多知世事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下筆為文從來不發明術語，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為了要與《原富》較量一下我寫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
（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
作者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經濟理論家，此書是鐵證。作者的其他論著皆不足道。經濟學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彈性、長線短線、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發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雖然有數學家的本錢，卻重視經濟內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註腳與附錄里。這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論架構，分析層次分明。今天懂經濟學人提到馬歇爾傳統（Marshalliantradition），是指有架構有內容的經濟學。雖然馬氏熱衷於改進社會，他把解釋行為作為大前提。作者對事實不能以事實解釋的堅持，後來成為維也納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偉大如馬歇爾，其巨著是有缺點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誤導了後人，而在書中此物品與其他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長線與短線的處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費用，也誤導。均衡、成本、盈利、資本、上頭成本等理念，都拿不準，而理論架構的設計雖是前無古人，但□角過於分明，不能渾然一體。重要的是，沒有誰細讀馬氏的巨著之後會不懂經濟學。
我是個正統的馬歇爾傳統的人，自己在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是修改與補充馬歇爾。這工作我做了數十年，他對我的影響可謂大矣！
（三）費雪的《利息理論》（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1930）。
以歷史時間算，作者是第二位偉大經濟理論家。馬歇爾的傳統起自史密斯（一七七六），經過李嘉圖（一八一七）、米爾（一八四八）等天才的發展，到馬歇爾（一八九○）而達大成。這是英國傳統，很一貫。
美國耶魯大學的費沙走的是另一條路——歐洲大陸的奧國經濟學派的路——到費沙而達大成。
費沙絕對是個天才，多產，作品無數，盡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論》。這本書文字清晰，邏輯井然，而對我影響最大是一、理論簡單但有深的層面，二、概念一般化到盡頭，很有說服力。資本、收入、利息、投資等概念，到費沙而成絕響。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師赫舒拉發是當代的費沙闡釋第一把手，在我不厭其煩的質疑下，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後來順利地寫成《經濟解釋》卷二的第一章。
是的，偉大如馬歇爾，資本的理念有大問題，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問題。當年我是搞通了費沙再回頭搞馬歇爾的。
（四）弗里德曼的《價格理論》（Milton Friedman, PriceTheory ,1962）
這是本奇怪的書，不是巨著，是佛利民的學生的筆記，經過佛老整理後在一九六二出版的。六一年我先讀「非法」的筆記，六二再讀整理「合法」版，前前後後讀了十多遍。
這本書是純馬歇爾傳統經過芝加哥的蹂躪，驟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實是為了解釋現象而把馬氏的理念改進，把重點再定位置。要知馬氏雖然高舉解釋世事為經濟學的重點，但他對市場現象知得不多，馬虎，沒有真的做過驗證工夫。後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學派，其實就是馬歇爾加上事實驗證。
理論歸理論，驗證歸驗證。非常美觀的理論，引用於驗證時可能縛手縛腳，不管用。佛老的《價格理論》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馬歇爾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與競爭的關係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進廢物箱去。是的，在認識佛老之前，我從他這本書學得怎樣拿重點，學得怎樣轉換角度看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開始體會到經濟解釋是怎樣的一回事。實不相瞞，我的實踐學術生涯是從不再讀書的三十多年前開始的。到處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觀察才作得准，避書有利。為了推出假說作驗證，要修改前賢的概念，簡化他們的理論，避書也有利。天下的學問五花八門，亂七八糟，要占為己有，像選女人一樣，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談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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