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我国不仅在一些重大经济项目建设决策、重大财经政策决策上出现令人扼腕痛心的失误，而且在对青少年一代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教育思维方面也变得脆弱和被动，这样的巨大损失和危害的后果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决策失误或错误，一是内因，二是外因。内、外因在不同的决策目标范围，作用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在微观而具体的反映经济生活和人体生理的基本需求的决策上，内因作用和影响占绝对优势。类似工厂对具体产品质量的鉴定上、人们对自己以食冲饥、以睡解疲的生理需求决定上，是很主动和清醒的。但是——在关乎国家经济政策、产业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这样的宏观目标区，需要复杂的研究和细致的论证，这里，外因就可能凸显非常的作用和影响了。因为这时的外因都无一例外地拥有友好华丽眩目的包装。而这外因其中的部分构成，就是对手的战略间谍！
     
    不为通常人所知的是，间谍（特工）依照目标取向定位，分为战术间谍和战略间谍。战术间谍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收集、获取机密情报，为己方政治机构、经济部门、军事部门服务，工作侧重与收集、采集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战略间谍是以过硬的胆略和心理素质在对手的要害部门长期潜伏下来，一是主要获取并传递大量高价值机密、绝密情报；二是在此基础上以细致严谨的分析得出判断意见，促成己方力量、甚至在可能条件下亲自参与对敌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重大行动、项目计划发展的遏止、破坏与打击，损害和摧毁对手的长远战略利益。
     
    我们来看看近二十年来，国家民族如何屡屡吃亏，对手的战略间谍因何频频得手：
     
    一、航空工业发展战略失误和农产品的重创
     
    在重大经济项目建设决策、重大财经政策决策上，外因（战略间谍）可能会精心的编织陷阱，通过诱导和影响，使决策者出现严重失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直观明显的巨大经济损失。这里特以中国运十飞机的厄运为重点举2个例子：
     
    ——★最典型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前已经试飞成功却悲壮下马的民航大飞机项目。虽然国内官方媒体基本不提及，但实际这正是国际战略间谍成功战果的范例。
     
    中国的民用大飞机项目，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决策上马的，他的独创性和自力更生也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个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倡导的重大项目，以上海为中心研发地，在中国第一支民机设计队伍殚精竭虑的兢兢业业中以神速运转，八年后1980年9月26日，“运十”在上海试飞成功！(如今国外研制一架干线飞机也要花7-10年时间，总研制费用达到20-50亿美元)，运10飞机的研制共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采购配套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10首飞并成功地进行了各项飞行试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当时的波音公司总裁称赞说：“你们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几年。”
     
    但十分悲壮的是，中国运十项目遭受了内、外因重创最终下马。内因主要是当时的高层关键领导的眼界和水准有限，如某身居军队要职、文革中被四人帮整过的军队领导，在还没有试飞成功的1977年夏，就强行把运十挂上了“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波音项目”的标签，在多种场合，对运十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而这成为中国民机工业迭遭厄运的开端。在运十试飞成功飞抵北京时，某长期主管国防科工工作、也受过“四人帮”之害的领导人因为受所谓“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项目”的传言定性影响，竟然拒绝出席运十首飞北京的庆祝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禁止国内外对运十成功的报道和庆祝。

运十厄运的关键因素还是外因的联手精心策划的重创！也就是为应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突破美国飞机制造商精心策划的杰作：一是物色和策反中共内部主管民航工作的高官；二是游说中共决策高层与美方合作。可以说是境外战略间谍成功在中国内部又发展了战略间谍做接应，即现代版“特洛伊木马”谋略！促使中国将本国“战马”废弃，引美国“木马”进城，结局就是中国大飞机市场拱手向美国称臣。美国《财富》后来披露，1979年在运十即将成功之际，美国麦道公司在某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美籍华人张镇中（现GC3国际创投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任香港卫视集团前任董事会主席、和麦道公司副总裁）的建议操纵之下，通过中共高层，进而游说最高决策者，同时游说主管民机工业的三机部和民航，希望与中国合作生产麦道的MD82飞机。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就是张镇中的重点突破对象。事后查明，经过“金元外交”，沈收受了麦道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力主运十下马。
     
    我们再来看看那痛心的时刻吧：1980年12月，5703厂写信给中央高层，提出运十03架机已完成65%的工作量，现已停产，希望能把运十飞机继续搞下去，需要中央再补充经费3千万元。随即，1981年1月，国家民航总局很快以正式文件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把运十完全描述成波音707的仿制品，极力贬低运十的能力，并称 “我局有波音707客机十架，因利用率不高，还可用20年”、“我局制定的《十年规划设想》中没有再添购此类飞机的打算。”1981年6月后，运十的研究处于停顿。民航总局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国家重要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要运十飞机。1983年后，国家财政部对运十研制不再投入资金，运十飞机研制实际不得不下马。民航总局主要领导曾经令人匪夷所思的说：“运10一上天，真叫人头疼。”
     
    运十下马意味着已经投入的5.3亿人民币研究经费白仍了，同时从那时开始，以民航总局牵头花了约400亿（请注意是美元！）来买外国飞机！其中从1972年至2006年，中国民航累计购买和租赁经营了470架波音飞机，共花费了约220亿美元。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是198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到2006年末，中国的各家航空公司一共购买或租赁经营了152架空客飞机，付出的美元达到了90亿。
     
    现在看，我国的决策高层和有关部门当初对民族工业生产高技术产品抱有偏见，对外开放合作心切，实在过于轻信和草率了，都没有思考过“一向奉行对中国技术封锁的美国，在中国研制成功运十后怎么会突然180度的拐弯，竟然允许麦道公司同中国的合资经营项目，这显然意味着美国大飞机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样的天上馅饼不值得高度警惕吗。
     
    1985年中美合资项目上马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项目组也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国正式投入巨资金与美国生产合作，中美合资的飞机工业陆续组装出少量麦道飞机后，1997年波音公司突然收购了麦道公司，同时宣布中美合资项目的中止。波音在全公司范围内关闭麦道90生产线，麦道90生产线只生产了2架就草草收场，麦道90项目血本无归。而且项目尚未完结，波音就通知中方销毁所有的技术资料与图纸。至此曾经满怀希望的中国朝中美合资项目注入的资金，已远远超过了自主研发的费用！中美合资项目的破产，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大飞机计划，中美合资实质是打垮中国大飞机工业战略的特洛伊木马计谋。
     
    1985年张镇中曾公开承认，“因为上海搞过运10，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但是实际，运十的意义远远不仅只国内民航飞机市场份额，运10实际是继“两弹一星”之后中国科技工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又一创举。重要的是，如果运十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和改进，它的技术将不仅使中国民航飞机占据国内市场重要领地，也将使中国军用飞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加油机和预警机等对中国空军至关重要、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至关重要的航空工业技术得到长足和决定性进展。

——★第二例：中国大豆
     
    这里引述几段良知学者的控诉：作为最古老的大豆原产地国家之一，1995年前，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到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2007年中国净进口更是超过3000万吨。
     
    本来是优质大豆代表的中国大豆，在我国开放大豆市场后，突然遭到诸多贬抑。含油量低，水分高，杂质含量高，甚至有人夸张说，“中国大豆一半都是沙子”。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急着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同时，以转基因品种为主的进口大豆，则洪水般涌进中国市场。许多业内人士还对2004年中国大豆企业赴美采购大豆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当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知“中国大豆采购团”来了，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达到每吨4300元人民币。而当中国企业“满载而归”，不到一个月，豆价大跌50％！
     
    从这时开始，大多数中国本土大豆压榨企业陷入巨额亏损，被“暗算”了。随后，跨国粮商“雪中送炭”，展开大规模并购，本土榨油企业全面溃败。数据显示，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
     
    对外经贸大教授夏友富表示：“这都快成国际笑话了，没有定价权，人家在期货市场上只用一两个回合，就让你的企业全完蛋！”“中国老百姓正在为跨国垄断资本利益埋单。”夏友富研究发现，事实上穷人多付出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跨国粮食企业和国际投机资本口袋里的利润。
     
    虽然至今没有更多内幕的揭露，但我一直认为，在1995—1999年期间那些在国内发表或者向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上呈的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中，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积极唱衰中国大豆的文章作者以及游说中国改变大豆生产政策者当中，有着对手方农业产业发展的战略间谍。
     
    二、重大政治、军事计划和行动损失
     
    这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只谈点外界共知的事实。
     
    ——★例：台湾高级间谍原解放军少将刘连昆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竟然同时在台海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项目\"，被\"国安局\"局长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的重量级战略间谍，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处死，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被认为是大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89年大陆民运后，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活动，刘连昆即在这种背景下被发展为台湾关键情报人员。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大陆军事演习。
     
    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大陆解放军演习的底线原先为：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艇、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编列了40亿人民币。大陆演习前，台湾及时展开了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北京随即调整演习部署，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消息，透过刘连昆实时提供，让台湾官方掌握了北京的底线，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前年台湾军方内部评论是：“十年前的台海，拚搏最巨、處處兇險的戰場，不在金馬外島，而是聲息全無的情報戰；兩岸過招，台灣略勝一籌，卻也付出慘烈代價，折損許多敵後情報菁英。其中，又以軍情局高級內線，前中共解放軍少將劉連昆遭中共槍決，最令軍情單位扼腕。”
     
    刘连昆最终被毙命，但他七年运作的间谍活动，还有前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间谍案，都令中国战略利益蒙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三、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对抗和斗争
     
    由西方常说的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以战略高度为出发点，在思想意识、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文化领域各层面来实施。要贯彻这样的戒令方针，不是依靠几个普通间谍可以达到的，而是耐心地依靠一批对抗中国的各领域的战略特工，并由他们再培植更广泛的战术、战略间谍，长期不懈地侵蚀，才能企图在一代或几代人后实现。
     
    类似近期中国教育部授权地方政府教育机构自行删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导致不少宣传中国革命战争英雄、民族英雄精神事迹的篇章被时尚和武侠小说内容取代。以革命英雄主义概念老化过时、渲染战争不和谐为理由和借口、诱导青少年在思想上自我麻醉、贪图安逸，不是等于一个民族自废武功的慢性自杀吗？
     
    ——★例：美国针对中国的《十条戒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到21世纪的今天形成了十条，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以下引述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的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坏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四、中国曾因战略特工而获巨大收益
     
    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在敌方的白色恐怖威胁里诞生、成长和壮大，因此在血火的洗礼中锻造了十分过硬的敌后工作本领和优秀的特工队伍，也就是坚苦卓绝的地下党组织及其优秀骨干。
     
    ——★例：中共曾经的优秀特工和战略间谍
     
    这里，我要说两个优秀的中共战略特工。
     
    ——“中西功”，他公开身份是日本社会活动家，真实的秘密身份是日籍中共党员。

中西功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日本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加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 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边；他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祖国，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他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这是侵华日军的心脏部门，也是一切战略情报的中心。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抓捕上海爱国人士的黑名单…等等这些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党的地下组织，通向陕北中央。这项工作只有他和西里龙夫才能做到，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避免了许多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曾经赞之为“国宝”。 中西功还曾经受中共之命调查分析日本将要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冒险通过大量的活动、观察和分析，准确地预判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左右。这宝贵的情报，中共曾及时告知了国民党当局。但有无传递到美方至今不得而知。果然，这年12月7日，日军海军猛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
     
    他身在虎穴，随时有杀身之祸。他明知处境的极度危险，仍旧义无反顾地进行着这神圣的斗争。直到1941年，因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被破坏，由此而牵连出所谓“中共谍报案”。中西功在上海被捕，随即被遣回引渡到东京警事厅，经过严刑拷打，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幸运的是，就在他被判刑不久，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了，他亲眼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失败。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
     
    ——金无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高级特工。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在以后长达三十年中，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研究报告，还先后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情报（如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美国越战政策的变化和行动等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金无怠行事谨慎和专业，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次失手。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俞强生（即原湖北省省委书记，现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之弟）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怠的被捕。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身亡。
     
    岁月无情流逝，很多已经牺牲和离开我们的特工间谍，至今也不为共和国民众所知，但他们都是我们阵营里最优秀的人物！今天的我们仍然应该向这些意志无比坚定、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长期深入虎穴敌后艰苦战斗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做出巨大贡献的特殊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五、当今的经济主权危机和忧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运十”大飞机项目的折戟、本世纪初中国大豆产业在全面开放的幌子下，在境外战略间谍的致力攻击下，最终全面溃败，教训可谓惨痛。好在中国还有部分智囊重臣，使得国防核心技术的航天（火箭技术）、造船等领域一直坚持坚定走自力更生地艰难研发之路，没有受或者很少受到私利变质蜕变者以及境外战略间谍的侵害，所以今天还有我们引以为豪的航天成就（卫星与反卫星、神舟飞船技术）、造舰和核潜艇成就。
     
    而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和忧患到今天停止。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主权里利益损失巨大。比如，今天中国的稀土战略资源的惊人流失和浪费；比如有人鼓吹中国不需要过多考虑粮食安全，这其实是一种毋须辩驳的浅薄言论。对於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一旦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后果将难以承受；比如，有人鼓吹中国金融需要全面开放，不需要担心外国金融机构控盘中国，而事实上，当中国金融机构想进军美国的时候，才发现它们并不像自己宣扬的那样开放。
     
    据《瞭望》期刊披露：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有的积极培植培养为外国政府、跨国企业集团服务的“买办”活动的掮客，形成日趋紧密的利益“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
     
    上述触目惊心的事例多数在过去，是因为时间流逝将之公世。其实，今天危机忧患从来没有减少，更没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