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風暴中反思中國的發展道路》

——兼批劉濤《債務帝國，虛擬經濟和美國霸權軟着陸》一文中的錯誤觀點

----朱晗----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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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

拙文之副題其實應該是正題，但我考慮到讀者未知劉濤為何許人，他的這篇有關美國債務帝國之大作眾人鮮有耐心讀完，拿他的名字和文章標題置於拙篇之正題恐叫人一看覺得不知所云，也引不起人們的注意。然劉濤呈述的觀點、表達的立場都非常的重要，亦代表官方權威的觀點和立場，且又集中地反映和刻畫了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策劃者的決策心理。人們走了錯路、做了錯的決定都是可以改的，但決策心理不正的話，那就永遠改不對，永遠找不到正確的路，也永遠摸不着河中那一顆正確的石頭。所以我拿中國的發展道路作為正題，其實拙文討論不了如此重大和深遠的問題，不過在此拋磚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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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留德博士劉濤把他的大作——《債務帝國，虛擬經濟和美國霸權軟着陸》貼到了網上。我覺得有必要對他的這篇文章作一個回應，他是花了些功夫寫的，相當專業。因為國內互聯網上有關“割股奉美”的討論異常熱烈，官僚買辦階級的御用筆桿子也好，國家經濟決策層內的經濟顧問也好，新生剝削階級和國際金融寡頭的代言人也好，終於有人坐不住了。劉濤的這篇文章顯然是表達了當今中國政府的決策立場，也反映了信奉世界經濟大循環理論的中國主流經濟專家們的“學術”觀點。不客氣地說這篇東西的觀點和立場是極端錯誤的，它所反映的是西方金融寡頭的虛擬資本主義經濟霸權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當然也就代表了其中國代理人——買辦官僚階級的既得利益。

劉濤的這篇文章有四大看點：（一）劉濤懷着業內人士的專業讚賞對美國債務帝國和虛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對世界財富的掠奪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字裡行間泛溢着不禁的讚嘆，仿佛在欣賞一個江洋大盜如何技藝精湛地盜走了別人的財物，其間一點也感受不到中國人民身為一個被盜者的痛苦。（二）劉濤認為，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歸功於中國倚靠了美國這個債務帝國，中國是金融霸權虛擬經濟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美國，道理很簡單，沒有老鴇逼良為娼，姑娘們會餓死街頭。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工人就活不下去（似曾相識的論調，實在嘆惋歷史的重複竟是如此的活靈活現！）。（三）劉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問題不要扯上意識形態，不要提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不要陷入“愛國/賣國的二元思維”，並把被徹底剝奪了話語權的民間那纖弱的呻吟指責為民粹主義。他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審時度勢的戰略家，只有他們才看懂了世界政經形勢，鄙視別人都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企圖挑戰世界的盲動而狂熱的“草根”。（四）最後劉濤侃侃而論中國的處世之道：中國必須依附於某個世界強權才能發展，必須繼續走“傍大款”的發展道路。美國最強大，中國還不能“跳碼頭”，更不能特立獨行，與其被“統一強大的歐盟”強姦，一樣被捅了台獨藏獨的私處，不如從一而終地伺奉美國。劉濤把猥瑣庸俗當作高瞻遠矚，這種市儈的心態與眼光簡直令人嘆服得無以復加。

通篇讀來，劉濤闡述的觀點沒有什麼理論深度，他唯一提到了“世界經濟大循環”這個所謂後工業時代的最時髦的東西。我將在拙文的第三段討論一下這個“理論”，現就劉濤的幾大論點發表我的看法如下：

一、債務帝國和虛擬經濟的本質就是掠奪

二、中國勞動人民的奉獻與犧牲才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三、大循環理論的實質、陷阱和政治後果

四、精神廢墟中的經濟改革只能葬送民族國家的未來

五、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環境下的獨立經濟體系是大國崛起的戰略基礎和保障

一、債務帝國和虛擬經濟的本質就是掠奪

我們如何認識和對待西方虛擬資本主義經濟和美國債務帝國主義的本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金融技術層面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問題。這是一個有關道德與文明價值觀的哲學層面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提出了財富從哪裡產生這個根本的命題。我們說勞動，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隨着社會的發展，勞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滿足社會需求的服務也是一種形式的勞動付出，也可以成為一種獲得財富的手段。除勞動之外就只能是不勞而獲了。不勞而獲在人類歷史的各個文明體系中都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又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因此在我們對事物的判斷過程中就永遠存在着這種價值觀的選擇和衝突。簡而言之，你認可勞動致富還是認可不勞而獲。

不勞而獲只有兩種形式：乞討和掠奪。我們在這裡只討論掠奪。掠奪有明火執仗的掠奪和所謂“欺騙性掠奪”。國際間明火執仗的掠奪往往依靠軍事和政治手段來進行，比如日本1931年侵略東三省掠奪中國的資源，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掠奪油氣資源等等，都是用軍事手段進行掠奪。國際間所見的簽訂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條約的事件，如：美國對中東石油國家的政治控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印尼、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接受“援助”開發項目，否則就顛覆你的政府等等，則都是採用政治手段進行掠奪的實例。

“欺騙性掠奪”又分為顯性掠奪和隱性掠奪，顯性掠奪的形式就是不等價商品交換，它依靠強勢貿易來進行。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殖民統治、軍事暴力、“軍援”、“經援”等形式強迫不發達國家和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出售自己的勞動和資源，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購買發達國家的產品。不等價交換的掠奪可以形象地稱之為“剪刀差掠奪”。

隱性掠奪有兩種手法，第一種是用“假幣”和“空幣” 製造通貨膨脹所進行的偷竊型掠奪，第二種就是“惡意賒賬”的手法進行掠奪。

犯罪分子製造使用假幣這種財產偷竊行為我們都熟悉，但是政府也會出於某種政治目的製造假幣，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2006年7月，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外交和金融事務資深記者克勞斯·班德爾揭露，美國中情局受意製造了大批假美鈔意在發動經濟戰。一國政府製造假幣純粹為了偷竊別國財富的情況不多，不過歷史上確也發生過。晚清政府推行過幣制變革，模仿墨西哥鷹洋制新銀幣，用這樣的新銀幣來取代銀兩銅錢。可剛開始缺乏造幣技術，於是把銀子運到美國，委託美國為中國造幣，結果美國製造的銀幣成色大大低於幣值所要求的份量。這姑且也算得上用假幣進行的偷盜的例子，這並不是我們要討論的。

作為“隱性掠奪”第一種手法——通貨膨脹，所用的工具就是“空幣”，是一種發行量及票面價值不受任何實物等量和等價制約的紙幣或虛擬幣。美國70年代取消了金本位貨幣制度，事實上就是在準備讓美元變成為空幣，以方便印製發行。這裡需要說明一下虛擬幣。金融會計業務進入了電子時代後，空幣連紙幣的形式都不需要了，電腦上儘管擊打“0”鍵就可以替代貨幣發行了，“財富”也在其中了，否則對沖基金動不動上千億的拆款，二級資本市場上60多萬億CDS合同的交割，難道靠鐵皮運鈔車滿大街跑嗎？通貨膨脹就是發行大量的空幣，稀釋掉持幣人手中貨幣的面值（Par value）,以此偷竊掠奪財物。而虛擬幣的出世使得空幣發行量及面值難以統計和控制，所以美聯儲現在乾脆根本不公布M1、M2、M3總量了。這次華爾街闖的禍能達到上百萬億的規模並波及全球範圍，這與電子金融“發達”和虛擬幣泛濫不無關係。蔣介石退出大陸前夕，人們手中的金圓券幾天內可以從2萬元變成1元，那時我們至少還能看得見拿來糊牆的大票面紙幣。今天世界儲幣美元的通脹規模已無法估算，你神不知鬼不覺，早被剝奪得一乾二淨了，卻安然將你所有的財物繼續兌換成着百元美鈔。能讓這驚心動魄的掠奪顯得如此優雅，又能讓赤貧了的受害者充滿了財富的喜悅，這隻有美國做得到，故讓劉濤對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虛擬經濟讚嘆不已。

作為“隱性掠奪”的第二種形式或手法——惡意賒賬，就是依靠巨大、或通過不斷加大的債權資產總量來使得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權益和義務對應關係發生置換，以此從債權人身上獲得利益。惡意賒賬到處見得到實例，小到街坊惡霸小酒館吃喝不給錢，總是賒着，店主不堪其苦，最後把賬給抹了討個清靜；中到超級連鎖店Wal-Mart, Costco, Home Depot等以大欺小，用六十天、九十天甚至一百二十天賒賬的方式把貨款的資本風險轉嫁到供貨商頭上，其間若銷售失敗，立即退貨，這樣整死了不少小業主，因為他們都是靠貸款來服務大訂單的，收不到貨款再退貨就立即破產；大到美國的雙赤字與債務經濟的戰略，一手通過債務資產證券化（Securitization）把負資產和還款義務改頭換面變成一種遠離債務實質的投機產品拋售到資本市場上進行炒作，巧妙地把自己欠的債變成自己的權益和別人欠的債，並從這個轉換過程中撈取巨額投機所得。這種手法講得好聽點是轉嫁風險，實際上就是用穆迪、標準普爾等“債券評級”掩蓋債務實質和風險，靠欺騙進行財富掠奪。另一手用巨額債權資產鎖住債權人，迫使債權人不得不為了降低債權資產的風險進行再投入，美國就吃你這個再投入。這種再投入讓債權資產越來越龐大，風險也越來越大，維持不斷膨脹的債權資產的再投入也隨之越來越大，債權人也就被鎖得越牢，陷得越深。你借銀行100塊是你的頭痛，你借銀行100萬就是銀行的頭痛了。這就是所謂通過債務資產巨量化使權益和義務的對應關係發生了置換，於是債務人就可以要挾債權人：“我債頭死了你也死，要收你的債就得養我。”美國債務帝國就是這麼個嘴臉。現在中國上萬億（法國相關報道稱有1萬2千億，真實的數字被金融財務官員隱瞞）的美國公債加私債早就從權益資產轉變成為套在中國脖子上不斷吸着鮮血的枷鎖。想拋，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有這個財力和意願來接盤買下這麼龐大的枷鎖，中國現在連拋這個字都不敢提，只要一透露拋的意思，立馬被殺盤，萬億資產頃刻間化為烏有。可見，街坊惡霸也好，大牌連鎖店也好，還是美國債務帝國也好，就像無賴一樣地表現出他們極端損人利的通性。

劉濤所稱謂的債務帝國和金融資本義的虛擬經濟，其本質就是通過不等價交換、空幣和惡意賒賬等剝削、偷竊手段對全世界進行財富掠奪的霸權主義經濟，它是一種文明的罪惡，它把不勞而獲發展到了極致。可是很多包括劉濤在內的財金“專業人士”，將這種人間罪惡視為經濟發達到高級階段的表現而對之頂禮膜拜。如何看待這種“虛擬經濟”，把它看成是文明的進步還是文明的墮落，是金融的發達還是金融的毒瘤，這決定於判斷者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所在。勞動階級與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對此有着截然對立的立場。我們現在不願意提“階級”這個概念，也迴避討論“姓資還是姓社”，以為用一個“和諧社會”就可以模糊立場的界限、掩蓋矛盾的存在。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既不能模糊也無法掩蓋針鋒相對的現實。一個身着價值4萬元行頭的女人和一個為了40元喪了命的女人之間是不會有“和諧”的。一個辛勤勞作了一整年還不能果腹的男人和一個空坐在電腦前十分鐘，用鍵盤敲打一串串數字就得巨萬財富的男人之間也是不會有“和諧”的。這種立場的對立曾無數次地激化成為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階級間的暴力衝突，乃至由階級鬥爭引發的社會革命。因此，“努力創建和諧社會”的中國領導人恐怕再也不能迴避對這個問題了。

我們只有在上層建築的高度找到問題的實質，我們才能夠在面對具體問題時找到答案。例如，多年來國內經濟運行始終擺脫不了這樣一種痼疾：一鬆動銀根，得到刺激發展的不是國內中小型民族企業和內需市場，而是股市、房地產的投機和市場的泡沫化，以及隨波泛起的金融腐敗和官商勾結的猖獗。一收緊銀根，大批企業生產和發展就舉步維艱，國內市場跟着急劇萎縮，成為首當其衝受到壓制的對象。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為企業生產服務還是為投機斂財服務，我國金融事業的宗旨是鼓勵勞動致富還是鼓勵不勞而獲。解決了這樣的根本問題，我們才會有正確金融政策、貨幣政策。同樣，我們只有深刻認識到美國金融資本主義虛擬經濟的掠奪性，才能幫助我們積極擺脫債務帝國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經濟枷鎖，才能最終結束勞動人民再次遭受的金融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掠奪。

二、中國勞動人民的奉獻與犧牲才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劉濤在他的論述中強調：過去20年來，是以美元為結算體系的美元貨幣貿易圈才讓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了可能，中國只有像其他不發達國家一樣依靠美元這個“敲門磚”進入“世界經濟大循環”才能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劉濤提醒我們特別牢記，是美國的消費市場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才帶動了中國的經濟起飛，因此“我們今天在反思美元貿易弊端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首先是美元國際貿易圈的基本受益者，正是因為美國消費者的巨大需求和美國市場對全球的拉動力量才能帶動包括歐、日、中和其它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個經濟體的發展”，一句話，就是要我們“飲水思源”，要對美國債務帝國感恩不盡。

劉濤的這個觀點反映的是一個普遍的社會認識，當今中國從最高領導人到黎民百姓、從專家學者到凡夫俗子可能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說法。對此我感到了最深切的憂慮。中國的發展“非外貿莫興，非美元莫尊、非美國莫依，非大循環莫為”，這樣的經濟發展觀三十年來一直占據着中國的上層建築，潛移默化地左右了中國的政治、外交及社會文化發展等各個領域，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形態、公民社會心理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濤的觀點正是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的印記。看不到勞動創造財富是劉濤觀點邏輯錯誤的根本所在。他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時只看到中美貿易的過程表象，而對貿易過程中被廉價出賣的中國人民那巨大的、被奉獻與犧牲所浸透了的勞動卻視而不見。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拿什麼去市場上做貿易？美國的市場不只對中國開放，美國也不專跟中國做貿易，為什麼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這些人口同樣眾多、勞動力成本同樣低廉的國家沒有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美墨貿易額1996年就超過了中美貿易額2003年的水平，照理說美國的乳汁也像哺育了“包括歐、日、中和其它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個經濟體”那樣，早就該哺育墨西哥的經濟茁壯成長咯？可見，劉濤認為中美貿易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什麼才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終原因，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回到了“誰養活了誰” 的根本問題上。觀察同一件事務從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出發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這決定於觀察者的階級屬性。勞動階級認為勞動養活了自己，剝削階級的觀點則認為對勞動的贖買養活了勞動者，於是剝削有理。（至於勞動的贖買過程中是否會發生或存在剝削，目前一些反對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人們，比如上海的黃佶等出來否認。這些因運而生的半吊子“理論家”們認為，工人只有為占據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勞動才出現勞動剩餘的情況，剩餘價值是機器、資本等生產資料所產生的，資本家擁有這些生產資料，因此資本家占有這部分剩餘勞動是合理的，不是剝削。這是另一個話題了。但在國際貿易活動中，這種剝削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容我後述。）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確立決定於政權的階級屬性，決定於制度的出發點基於什麼立場。國家經濟政策及其他社會政策其宗旨是扶持勞動還是扶持剝削也由此而決定了。在開放性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及其他各項經濟政策，到底是服務於作為勞動者的中國人民還是服務於作為剝削者的西方金融資本主義，同樣決定於中國領導人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到底是中國人民的勞動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還是中美貿易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是美國的消費市場養活着中國人民，還是中國人民的勞動在養活着自己。這是不容混淆的根本性的問題。

把中美貿易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作更深一步的展開，我們還應該看到，跨國資本進入中國投資建廠或購買中國商品等等所有這些經濟行為的唯一理由和目的就是獲得最大利潤，即以最低的代價、付出最低的勞動力成本換得最大價值含量的商品。拿中美貿易來說，美國資本家們之所以能在中國達到他們的經濟目的，是因為中國一面為美國資本提供最廉價的勞動力和最低成本的生產資料，另一面提供更多的產品附加價值。那麼現在我們要探究兩個問題，一是廉價勞動力哪裡來，二是被跨國資本賺取的更多的那部分價值是什麼，以便從中了解中美貿易過程中所交換的到底是什麼，又是誰養活了誰。

勞動力的價格是維持勞動者基本生存所需物質條件的總和，它由勞動者人口和勞動者生存條件雙重決定的。勞動人口雖然多，但生活優裕，勞動力價格是不會低廉的。社會生存條件越差，勞動者生活要求就越低，勞動力價格也就越低。英國圈地運動讓大量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無產者，他們的生存條件變得惡劣，生活變得艱難，這樣就為城市工業資本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雖然農村剩餘勞動人口為跨國資本提供了現成的廉價勞動力，但是中國能保持長達三十年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單靠農村剩餘勞動人口的眾多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勞動者基本生存條件被人為地、長期地壓制在最低水平。國企私有化運動又產生了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加上社會保障體系的廢止又使失業者的生活雪上加霜，生存更加艱難，這樣就為外貿企業和跨國資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可見，中國勞動者生活受到社會政策的壓制，是跨國資本在中國長期獲得廉價勞動力的重要原因。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向外輸出的產品中所含的價值，看看跨國資本家從中賺取到了什麼。先介紹兩對概念：產品與商品，本值（Worth）與價值（Value）。商品就是在市場上進行交換的產品。農民種糧自食，此時的糧食只是產品，當農民把糧食拿到市場上換成其他物品或貨幣時，糧食才成為商品。本值內持於產品，是凝結在產品內的使用價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即勞動價值）和生產資料消耗的總和。價值則外附於商品，是市場交換對產品本值的價格體現。在產品轉變成商品的市場交換過程中，本值往往不能被價值真實體現，價值也常常不能準確反映在價格上，於是就發生本值到價格的兩次市場背離，即價值對本值的背離，價格對價值的背離。在市場泡沫化、供需失衡的賣方市場、流通過度及商品壟斷的情況下，市場出現正向背離：價格高於價值，價值高於本值。反之，在流通不足、供需失衡的買方市場，市場壟斷的情況下則出現反向背離：價格低於價值，價值低於本值。

市場經濟環境下，誰控制了市場，誰就決定了市場背離的方向。國際政治所圍繞的中心，歸根結底就是對國際市場的控制，即對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進行壟斷，這就是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實質。過去八年，國際石油價格在美國的壟斷操縱下從每桶30多美元上漲到每桶140多美元，這就是國際原料市場正向背離的實例。但是，中美貿易中則出現嚴重的反向背離的情況。中國輸往美國的商品價值大大低於產品的本值，產品內所含的勞動價值和生產資料成本得不到價值與價格的體現。拿服裝出口做例子，美國製造和中國製造的服裝，其使用價值相等，勞動價值相等，作為生產資料的布料和機械成本相等（因為中國用進口的布料、用進口的設備製造），所需平均勞動時間相等。那麼為什麼中國製造的價格就比美國製造的價格低8到10倍？最簡單的答案第一是中國工人的工資低，第二是中國工廠營運成本成低。

先看工資部分。中國工人工資低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我前面已經討論過。二是我們一直在把勞動力成本取代勞動價值，而勞動價值根本就沒有被計算到產品價值中去。布料和機器放在一起是不會變成服裝的，關鍵是工人的能動參與使布料產生了新的使用價值。這種增值過程所體現的就是勞動價值。在僱傭關係下進行勞動的工人具有勞動主體——人（即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雙重身份，但他們只被雇主當作可以被其它生產資料，如自動化機械設備取代的生產資料，因此，工人的勞動價值是完全不被資本家承認的，講得直白點就是：“不把工人當人”。工人工資只是作為生產資料成本對勞動力進行償付，而不包含償付勞動價值的部分。這樣中國服裝產品內所凝結的勞動價值被湮滅了，或被剝削、被無償輸往了美國。

再看工廠營運成本部分。生產資料的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部分。直接成本價值因上述各種原因被低估的情況已毋庸置喙，必須指出的是間接成本價值則完全沒有被估算，包括了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這是財富增值最根本的要素，是勞動潛能的源泉。可是，這些成本價值完全沒有被體現在中國外貿產品的商品價值和出口市場價格上。不僅如此，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和貿易增長還盲目引進生產嚴重過剩的夕陽產業（國外的社會成本被轉嫁到中國社會）、高能源和資源消耗型產業、污染嚴重並不易治理的產業等，使得價值向外無嘗輸送的情況變本加厲，中央政府出口退稅政策又鼓勵了這種耗竭社會勞動潛能，扼殺價值再生循環的自宮性行為。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勞動階級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默默作出了無私的奉獻和犧牲，而中國政府以資源環境的耗竭為代價為西方市場無償輸送了無以估量的勞動價值財富，為發達國家轉嫁危機提供了便利，並因此讓中國息方法多國家肩負起了沉重的社會負擔。此刻，我覺得劉濤認為沒有美國這樣的債務帝國的“虛擬經濟”就沒有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求中國勞動人民擺正心態被美國剝削和掠奪的觀點已經變得毫無人性了。要求回答：美國的市場與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熟輕孰重、是注資拯救美國的賒賬消費重要還是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的生命財產重要這樣的問題已經變得輕描淡寫。而更令人感到沉重和擔憂的問題是：中國以外貿，特別是對美貿易為導向的、滅殺民族創造性、斷絕社會財富再生循環的經濟道路還要走多遠，還能走多遠？！

三、“世界經濟大循環”理論的實質、陷阱和政治後果

劉濤在他的文中提到了“世界經濟大循環”，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個大循環理論指的是國民經濟的生產要素在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分工體系內、不受國家主權制約、以資本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所進行的流動和轉移。帝國主義在殖民時代靠炮艦政策來掠奪世界，1970年代以後靠的就是這個大循環理論，即國際資本在與之相配合的貨幣政策推動下，輔以旨在控制、演變和顛覆主權國家所展開的軍事外交和地緣政治來對世界資源、產品市場和勞動進行空前規模的掠奪。被國際金融寡頭操控的世界貿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ADB）和國際貨幣基金（IMF）就是專門從事世界資源和財富掠奪的國際性金融貿易機構。早在二十年前趙紫陽及其幕僚把“大循環” 理論奉為至寶，後來趙紫陽麾下的這些“改革家”們不少都被發現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89年後他們中有的鋃鐺入獄，有的叛逃到西方成為當今幾個最惡毒的反華分子。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這個至今普遍被中國改革派尊為經濟改革聖經的大循環理論後面所深藏的政治企圖。

趙紫陽的政治勢力雖然曇花一現，但被他們引入的這個世界經濟的瘟疫並沒有退出中國主流政治的舞台，而是成為了朱鎔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指南。1999年5月6號，新華社轉發了經濟參考的一篇文章，題為《加入ＷＴ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這篇文章出自深圳的經濟改革智囊機構——綜合開發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這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對當時中國政府的國家經改政策最具權威性的詮釋。該文毫不掩飾地聲稱：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要讓國際資本進入中國，並“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對中國產業進行重新整合”。這裡所謂的市場經濟原則實質上就是美元本位體系下的西方經濟規則。文章繼續說：“中國加入ＷＴＯ後，國際資本的進入速度將會加快，國內生產要素市場將與國際市場接軌，中國產業的重整將納入國際分工體系，通過全球生產要素流動實現對中國國內資源的重新組合”。這段文字和盤托出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和使命，那就是第一步依靠國際資本對中國產業進行重組，使其徹底受控於西方經濟體系，成為在西方經濟體系中承擔“國際分工”職能的一個經濟器官；第二步通過國內生產要素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為國際資本的運作架構起一條暢通無阻的渠道或一個有結構保障的平台；第三步完成對中國國內資源進行重新組合，通過國際大循環達到國際資本對中國國家資源和中國國民的勞動進行最徹底的掠奪。這三部曲的典型案例就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在CIA授意之下對中國石油產業進行“成功”的改造。

這個被二十年前的趙紫陽和十年前的朱鎔基尊奉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燈塔、今天依然在中國決策層大行其道的所謂“後工業期國際經濟大循環” 的理論，其核心內容涉及到了兩個關鍵的概念：國際分工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資本與資源的進出不受任何政府行為的約束，產品的進出不受關稅限制。這種大循環必須通過自由經濟政策在全球範圍的推行來得以實現。美國國內經濟政策完全與這套理論相隔離，但美國一直在用這套東西摧毀主權國家的經濟體系，使其成為自由經濟的犧牲品，以此達到在政治上分化、顛覆、控制主權國家，反過來又通過對主權國家政治上的控制和顛覆來對其進行資源和財富的掠奪。

其實大循環理論並不是什麼新貨色，它的政治本質就是殖民主義，它的經濟本質就是國際壟斷。它不過是殖民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在後工業時期的翻版而已，差別在於，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靠船堅炮利來推行這種國際分工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新殖民主義和超級帝國主義則是靠國際資本輸出和新保守主義的政治輸出來達到同樣的目的。這種“國際分工”和“自由流動”是利益最大化所必要採取的手段，不單是受用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蘇聯當年也想要逼迫中國承擔“國際分工”和生產要素在華約國家內流動（故被稱為社會帝國主義）。毛澤東主席一口拒絕了。在人類經濟活動的歷史進程中，社會生產的發展必然要出現社會分工和生產要素的流動。當人類的經濟活動擴大到了世界範圍，這種社會分工就成為了國際分工，而生產要素的流動則擴大到全球範圍的流動。於是對處於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循環往往是一個經濟陷阱。在國家主權保護下的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內，社會分工和生產要素流動是總體平衡的，雖然在社會的某一個局部會出現不平衡，例如因剪刀差而形成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差異，但合理有效的國家經濟政策是可以做到給農民利益補償，不會有生產要素被外來資本壟斷而導致流失的情況。但是國際分工和生產要素全球自由流動的“大循環”就不同了。

首先，生產要素的流動一定是在一個被發達國家壟斷了的貿易體系內進行，即在一個被壟斷了的市場中進行不等價交換，造成生產要素配置開放性的不平衡和生產要素掠奪性的流失。例如，發達國家通過價值被高估的工業品與被價值低估的農礦產品之間的剪刀差，掠奪性地造成不發達國家生產要素嚴重流失之後是絕對不會返還經濟補貼給不發達國家的。

其次，這種不等價交換和資本的大規模流動一定是在發達國家所規定的國際貨幣結算體系中和受控於西方貨幣政策的資本市場中進行，其結果是不發達國家不等價交換的所得又遭受到二次掠奪並陷入難以脫身的貨幣圈套。中國近年來就深受這種二次掠奪和貨幣圈套的折磨，一方面經常項目的貿易所得被美國債券截留在外，無償地維持着美國的揮霍無度，而國內兒童念不起書、老人看不起病，礦工們為了每月20美元的報酬成百成百地喪了命。另一方面，美國一手逼迫人民幣升值，一手連續降息，導致國際游資大量進入中國套利，迫使國內貨幣過度投放，房地產和股票投機市場嚴重泡沫化，造成國內市場物價飛漲。中國為了控制美國轉嫁進來的通脹，不得不提高利息，一邊打擊了國內企業生產，一邊吸引了更多地國際熱錢，資本項目賬面出現更大幅度的盈餘。緊接着美聯儲讓美元不停地貶值，結果中國美元儲備大幅度增長，又大幅度貶值縮水，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被掠奪。

再次，大循環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最終將導致國家民族的國際生存方式的深刻改變，使得國家經濟畸形發展，失去經濟再生循環的能力而不能成為獨立的經濟體，國家便從一個完整的系統蛻變成為一個單功能的經濟器官。當人們說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我們不要以為很自豪，實際上是很悲慘的。想一想兩百年後，當中國國內的生產要素耗竭之後，這個功能器官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被國際分工異化了兩百年的中華民族也就在世界上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了。老殖民主義者在非洲的單一殖民經濟就是更早的國際分工的先例，它是今天非洲許多國家戰亂、貧困和極度不發達的根本原因。或許有人會說，英國和美國當年也都曾經是“世界工廠”，但別忘了，英美成為世界工廠時，世界的資源和產品市場是被英美控制的，他們不是在為別人“打工”。而今天中國什麼都控制不了，只能為別人 “打工”。一旦要跳出他們的控制，去非洲開拓資源、發展市場，就立刻招來圍攻。達爾富爾問題和最近石油工人被綁架殺害等事件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所以說，能否認識大循環理論的實質，能否規避大循環的陷阱，這是關繫到百年後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推行“世界經濟大循環”，是以維護美英為首的西方虛擬資本主義經濟利益和體制規則為前提的，是以削弱乃至摧毀其它國家經濟和政治主權為後果的，其本質就是在全球範圍推行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以說，“世界經濟大循環”理論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經濟理論。

這裡非常值得提到具劃時代意義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循環理論在全球範圍的運用推行始於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始於八十年代，由此中國確立了徹底依賴美國產品市場的、以美元為目的貨幣的重商主義外貿型經濟發展模式（一切為了美元，一切為了出口）；美國八十年代開始廣義貨幣（M2, M2, M4及M5）總量達到狹義貨幣（M1）總量的2倍，標誌着虛擬經濟對GDP的拉動與消費並駕齊驅；美國資本市場上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也都誕生於八十年代。這些同時發生的事件在三十年前看來都是毫無關聯的，但其背後存在着一種超然的紐帶，這個紐帶就是大循環理論。三十年後的今天一切都變得非常清楚了，中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元儲備日益增加其實就是美國的虛擬經濟的聯體畸形兒。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於是，中國的外交和安全、國家統一等政策都服從於“世界大循環”的重商主義經濟路線，在某種意義上已轉變成為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的孿生物。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民族心態也集中表現出腐朽政治制度和社會所具有的一切典型的醜惡現象：急功近利、唯利是圖、鼠目寸光、爾虞我詐、窮奢極欲、自私自利、寡廉鮮恥，甚至喪盡天良。如今，這個大循環理論已經左右了中國的一切，中國的決策當局繼續在按照這個理論的藍圖來設計規劃國家的每一項經濟政策、金融政策、貨幣政策等等，也因此改變了執政黨的階級屬性、國家的政治形態，執政者與人民的魚水關係已經轉變成為惡性對立的關係，大規模民變和社會的動盪也有發展的趨勢。這是必然的。

三十年來，在大循環理論和自由經濟理論指引下，中國以美元為目標貨幣的重商主義經濟發展的模式與道路改變了中華民族生存方式。正是這個改變才為美國超級債務帝國的形成和壯大提供了資源可能。正如劉濤指出的，中國的“實物經濟交換了美元世界貨幣”，中國的“淨儲蓄又投入了美國資本市場，為美國借貸經濟和貸款消費創造了條件”；三十年來，中國國家的政治體制蛻變成原始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執政黨蛻變成為剝削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的政黨。正是這些蛻變才為美國虛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發達提供了政治保障。執政者，尤其是地方當權者已經與本國新生資產階級和國際金融資本結成利益攸關的政治經濟聯盟，虛擬資本對中國的掠奪也就有了行政和法律的保護；三十年來中國政府放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訴求，事實上已把台灣交給美國託管，並且對美元本位的經濟體系和西方政治秩序無原則、無條件地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義務。正是這些國家基本策略的改變才為美國全球金融、軍事和政治霸權的鞏固與延續提供了地緣政治環境和歷史條件。正如劉濤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離不開美國這個國家，我們國家的利益也和美國國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這恐怕也是今天中國的買辦官僚階級、新生剝削階級甚至共產黨領導層決大多是官員的肺腑之言吧?

由此可見，中國三十年政治經濟改革所奉行的各項政策，在國際上協助和支援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後工業時代的空前壯大，也在客觀上刺激、助長和縱容了債務帝國虛擬經濟的“發達”。 英國《金融時報》經濟評論認為中國過度的美元儲蓄助長了美國資產價格泡沫。可是，劉濤卻引以為自豪，他不無讚賞地論道：“東亞實物經濟交換了美元世界貨幣，東亞的淨儲蓄又投入了美國資本市場，為美國借貸經濟和貸款消費創造了條件，而美國人的消費市場又再次拉動了東亞的經濟增長，而東亞在美國市場上的融資又可能成為美國軍事支出和國防開支的間接來源”；在國內，三十年的政經“改革”撫育了地方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興起，對社會的穩定和國家長期發展形成嚴重威脅。這些地方官僚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沆瀣一氣，相助為虐，對中國勞動人民的進行無情的盤剝和掠奪。以例為證：地方政府扶助跨國公司以其規模、成本上的絕對優勢，對中國國內市場進行壟斷，不僅壓縮了內資企業的發展空間，而且造成整個國家和居民的福利損失，以及國民資源與財富的大量外流（對此國家毫無任何法律法規加以制約）。目前中國的外資壟斷很多是地方政府的發展政策造成的。這些政策吃裡爬外，人為打擊民營資本，卻極力保護外商在中國市場上的壟斷收益，幫助跨國資本剝削中國人民，掠奪中國的社會財富。2002至2007這5年間，中國的個體工商戶減少了100萬。外資企業的平均稅率是17%，而民資民企在自己的國土上如果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則需要交平均33%的稅。在國內已開放的任何行業，排名前五的都是跨國企業，不是因為它們財大氣粗有競爭力，而是國家引進政策讓它們降低了一半的成本。地方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利，與外商勾結，狼狽為奸，中飽私囊，隨後將巨額贓款匯往國外私人賬戶。這就是大循環理論運用最成功的案例，中國也因此成為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最徹底、規模最大、成果最顯著的國家。

四、精神廢墟下的改革只能葬送民族國家的未來

當我們為中華民族的現在和未來敲響警鐘時，常常會被指責為“意識形態”掛帥、“民粹主義”作祟，是在抹殺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稍微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發展道路的問題從來都是一個嚴肅地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在任何時候都反作用於社會經濟活動。公有制的國家與社會，土地作為國有或社會公有的財富是不能被當作商品進行資本化流轉的。而在私有制社會，土地是商品，是可以進入市場買賣的，但其前提必須是土地所有權的界定，亦即私有製法統地位的確立。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其社會形態就決定了土地資源的所有權最終被少數人占有。因此社會經濟活動一定是在與之相符合的意識形態框架內發生的。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首先是對國家政治制度的選擇和與之相符的意識形態的選擇。這一點是不容模糊的。

“民粹主義”作為平民主義政治哲學思潮是自上而下的社會不公所帶來的必然產物。私有製成為法統的社會，一定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將這種社會不公發展到了極端，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超過了許多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民粹主義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的興起是不可避免地，也無可厚非。提倡“先富”的“菁英主義”實際上就是讓一小部分所謂 “社會菁英”——官僚資產階級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勞動民眾承擔改革的代價，其結果就是社會大眾利益被社會菁英壓制，國家利益被社會菁英出賣。因此民粹主義在目前的形勢下具有它一定的社會進步意義。在跨國資本的嚴重侵蝕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現狀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可厚非的，它成為平民階級維護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唯一的鬥爭武器。

被“改革家”們隨時掛在嘴邊的三十年改革開放成果則更讓人聯想到行刑前那最後一碗豐盛的斷頭飯而讓人不寒而慄，觸目驚心的現實已經把中華民族對未來的憧憬打得粉碎。我們還是來展現一下如此的經濟改革已經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推到了哪裡。

改革家們帶給中國的“經濟奇蹟”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經濟泡沫。拿中美兩國經濟作一個比較：以1959年為基點，美國用了49年，到2008年不變價GDP增量為4.9倍，廣義貨幣M2增量為26.6倍，每年超額發行貨幣的速度為3.51%。再以1990年為基點，中國只用了16年，到2006年不變價GDP增量4.7倍，廣義貨幣M2增量為22.6倍，每年超額貨幣發行速度為10%，是美國的2.8倍。到2006年末，中國的廣義貨幣M2已達到34.56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的4.3萬億美元，而當年中國GDP為2.6萬億美元，貨幣存量相當於GDP的1.65倍，可是美國同年貨幣M2存量相當於GDP的55%。如果換算成同等經濟規模，中國的貨幣存量是美國的3倍。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泡沫化的程度比美國嚴重3倍。可是控制着世界貨幣、人口只有中國1/4的美國要比中國有更大的周旋空間。美國在以中國1/3相對貨幣規模的基礎上，都已經形成了超過GDP兩倍的股市泡沫，以及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泡沫，而中國仍以每年17%的速度在不斷地增加着貨幣存量，比美國快3倍的速度在製造着泡沫，也可以說，中國經濟走向危機的速度比美國快3倍。看看北京上海兩地市中心房價已經達到10萬元人民幣/每平米，而兩地城市居民平均支付能力還不到這個價格的1/20。就是這樣的房地產“繁榮”在支撐着地方財政和銀行儲蓄存款的投資收益。當不可避免的崩盤一旦到來，其後果將不堪設想。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串通銀行和房地產商，反過頭來拿這個大泡沫挾持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威逼央行托房市。他們為了保住投機暴利，不惜給國民經濟綁上更大的定時炸彈，其做法與劉濤在他的文中鼓吹救美國債券市場的“軟着陸”主張如出一轍。

這種靠炒房市和炒股市來製造經濟繁榮假象的做法，是效仿了美國9/11後的經濟政策。進入21世紀後，美國按照新保守主義的超級帝國的設想，着手控制世界能源和歐亞大陸地緣要衝，為此擺開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戰場。網絡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國這個昂貴的計劃不得不尋找新的經濟亮點，於是美聯儲在2001年一年內連續7次降息，緊接着就有了2003到2006年房地產市場的火爆，“繁榮”就是這麼製造的。然而美國經濟最“繁榮”的部分並非房地產市場及其相關行業，而是房地產連帶起來的資本市場。繁榮的秘訣就是“資本化”運作，即將債務資本化，將風險資本化。所謂資本就是能產生價值的價值，任何東西只要一經資本化就立即有了市場價值，就可以變“錢”，就有了經濟繁榮。中國的改革家們學這一套東西特別快，虧損再嚴重的公司只要經過資本化運作，把它拋上股市，就立竿見影地賺起錢來了，於是股市火爆，全民炒股，好不繁榮。城市中的一塊居民住宅區根本生不了財，一抵押出去馬上變成資本，上億的銀行貸款就落入了地方官員、銀行官員和房地產開發商的腰包，於是強行拆遷等各種惡行惡狀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房價也在就居民的怨聲中不斷飛漲，好不繁榮。這次改革家們又看中農村的土地了，又要將它資本化流轉起來生財，又將有新一輪的“繁榮”被製造出來，三十年改革的成績榜上又將有一番新的景色。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有一貧窮地區的官員去經濟發達地區考察取經，發現夜晚掛着紅藍白三色條旋轉燈的理髮店生意實在火爆，於是親身體驗了似乎是最賺錢的行當，回到家鄉如法炮製發達地區的致富之術。結果他家鄉新開張的幾十家理髮店裡沒有一把理髮刀，店裡全都卻坐着一堆不會理髮的賣淫女。中國的改革從美國搬來的很多就是這樣的製造着繁榮景氣卻不務正業的理髮店。可是發達地區的理髮店至少還懂得理髮，美國的資本市場至少還能孵育朝陽產業，而中國的資本市場只能是一個斂財的騙局，一個制度化腐敗和社會危機的放大器。

中國的另一個經濟泡沫就是環境和資源負資產，情況同樣可怕。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受污染民眾的醫療費用逐年加大。每年一兩千億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出超了GDP增長，造成社會總資產的隱性負增長。從比較優勢來講，在被西方壟斷的生產要素和商品市場上，我國許多出口產品只能是在比較劣勢下生產。為了更廉價地出口，不惜破壞和污染生態環境。如果將環境代價計入成本核算，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會越來越抵消不了環境治理成本的增長而形成實際負債的後果。這種追求產品出口、追求美元的經濟發展道路讓中國自然資本損失更加慘重。目前全國已形成幾大塊生態危急區，南水北調便是一例，華北地區水資源的匱乏已成定局，我國不得不通過花費上千億元的水利工程來調整自然資源配置。東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經過幾億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層地表黑土，經過三十年毀滅性的開發，我國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若干年後這片黑土地便將岩石裸露。我國的羊毛羊絨產品生產對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北地區的生態惡化正在越來越嚴重。把環境和資源的成本損失和追加投入計算進去，中國的實際GDP增長已經是個負數，中國近2萬億美元的儲備也難填補這個溝壑。朗咸平教授指出：“中國的下一代會很慘”，這決不是在聳人聽聞。

處在嚴重危機下的中國，其經濟已是身陷囹圄、進退兩難，其社會已呈現累卵之危相，階級對立日趨激化。這個現象決不是一個專業決策的技術性失誤或客觀條件的不濟等說法就能解釋的了的，其根源在於決策者主體意識形態的崩潰，表現在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政治上，決定經濟政策的執政黨對自己信仰的叛變，導致整個上層建築的顛覆。正因為當年流行資本主義“補課”一說，中國才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路線，才會擁抱“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正因為共產黨成為“三個代表”而不是勞動階級的代表，受跨國資本的剝削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正因為資本家都可以入共產黨，官僚資產階級才得以控制人大，私有財產才得以“神聖”地進入國家憲法的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土地才得以被官商合法買賣。“階級關係決定民族關係，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也正因為官僚階層成為剝削階級的代表和跨國資本的代理人，跨國資本的利益才高於民族利益，國家的統一重要性和緊迫性才會讓位於中美貿易，讓位於“國際正常經濟秩序”，讓位於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和諧世界”。

文化上，改革家們崇尚“重商主義”發展觀，民族文化的價值依皈由此發生巨大轉變。正因為“不管黑貓白貓”地走重商主義發展道路，今天的中華民族才喪失了開拓創新的能力，才會泯滅良心地造假、販假，把民族智慧出賣給貪婪；正因為“無商不活”的致富觀被推向極端，今天中國可耕土地資源的流失才到了危及後代生存的地步；正因為“唯商為貴”，從農村到城市才會“熱鬧得樓上是棋牌賭館，對面是妓館”，街上買毒品如同買香煙一樣方便，“有奶便是娘”才成為社會的實用道德準則。

縱觀歷史，我們找不到一個民族國家可以靠“重商主義”續命存嗣的。精於海上貿易的腓尼基曾經富甲天下，其興起遠早於希臘。腓尼基人是當時最傑出的軍事家，所以他們能夠控制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市場，在西班牙和西北非洲也都擁有殖民地，但最終還是成為了埃及和希臘的附庸。腓尼基留存在殖民地的最後一支——迦太基也終被古羅馬所滅。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又是兩個典型的重商民族，他們幾千年來都顛沛流離於歐洲各地，寄人籬下。當美國走下世界霸壇，再也不能為以色列撐起卵翼時，精明的猶太人在中東難保將來不被阿拉伯人淹沒。而吉普賽人至今都只能在歐洲各地靠詐騙和偷竊維生。英國的崛起雖然曾經一度重商，但卻是在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之下。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都是將“商”置於“工農兵學”等階層之末，商人“富而不貴”，這與中華文明能夠綿延數千年、歷經各種磨難而不滅有着極大的關係。然而歷史更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是在意識形態的廢墟上或上層建築的瓦礫間成功崛起的。沒有一面精神旗幟的指引，聚則成寇、散則為氓，進無目標、退無根據。即便能盛興一時，也都未能持久不衰、或亡而復興的。中國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信仰體系來凝聚社會的精神，來歸引社會的行為。金錢是中國當前唯一被祭奠的精神旗幟。一條不以改革家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法則是：民族精神潰爛在金錢之下的國家一定走向滅亡，而在金錢中興起的民族一定沒有國家。

五、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環境下中的獨立經濟體系是大國崛起的戰略基礎和保障

這次金融風暴揭示出，美國的經濟成長已經喪失了依靠勞動創造社會財富的基本能力和基礎結構。美國經濟繁榮靠一虛一實兩頭拉動。實的一頭就是依靠揮霍和浪費來刺激消費，以保持經濟增長。美國的社會消費已經嚴重依賴海外，靠刺激消費維持繁榮的政策也已走到了盡頭，這次房貸危機便證實了這一點。虛的一頭就是靠廣義貨幣存量放大和異化於傳統銀行業務的金融賭博所支撐起來的虛擬經濟，又通過虛擬經濟來剝削中國的實體經濟，將中國的貿易順差重新回流到美國。這個體制的基礎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似乎已發生了動搖，向未來舉債和向世界舉債的債務經濟政策應該是難以為繼了，可是中國的鼎力相助又使它得以苟延殘喘。本來，美國具備雄厚的科技實力，科技創新完全可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但2000年網絡泡沫的破裂嚴重透支了科技創新對經濟進行調節和拉動的戰略儲備。美國事實上已是一個破了產的國家，債務帝國已經窮途末路，但是美國是不甘於衰落的，是不會像劉濤無知的幻想中所期待的那樣“按照國家現代化發展規律自然而然地”走下霸壇，讓中國“自然而然地接過美國的火炬，而不會讓美國感到難堪”。美國將更加訴諸於對外擴張和掠奪來尋找經濟增長點，因此美國將在政治外交上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用它的“普世價值”壟斷國際政治思維；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一連串的戰爭便是這種擴張的硝煙；在經濟上則越來越依賴金融寡頭對資本市場和貨幣的操縱，而全球範圍不斷出現的“經濟危機”和“金融風暴”以及緊隨而來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受災”國的“緊急援助”、“緊急貸款”正是美國攻陷一座座城池的金鼓之聲。

中國今天的當權者對西方虛擬經濟的本質缺乏深刻的認識，對美國債務帝國的衰落趨勢缺乏歷史的判斷，對美國金融寡頭政治的侵略性和危險性缺乏敏銳的洞察，對人類的社會進步事業缺乏堅定的信念，卻只是膚淺地看到一定歷史階段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世界表面顯得比社會主義國家富裕，於是抱着機會主義的投機心態，徹底拋棄了獨立自主的光榮傳統，竟然“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地帶領自己的國家“接軌”、“融入”一個不斷製造着災難的經濟體系，還孜孜效仿美國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向本來不得其門而入的“狼外婆”們拜師求教。不少像劉濤這樣的“專家”、“學者”更是以他們空妄謬偽的說教讓中國的經濟改革走上歧途，不僅在政治上把中國的發展綁在了掠奪者的戰車上，而且在經濟上把中國的資源、環境、社會財富及中華民族的未來變成了美國債務帝國的殉葬品。

經過三十年的“偉大改革”，一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國家又屈膝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一個口口聲聲要崛起的大國，其國民經濟70%依賴於美國和西方消費市場，因而變得如此脆弱。劉濤在他的文章中對此更是毫不諱言，“中國手中剩下的巨額美元債券和巨額外匯儲備”會因為“美元帝國壽終正寢”而“將如溶化的冰山一樣迅速消融，中國自身十幾年通過億萬勞動者積累起來的巨額外匯家底可能瞬間化為烏有”。 “美國這個債務帝國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損害的將是中國國家利益。中國是美元體系直接的利益關係人”。正因為如此，中國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顧廣東、浙江數萬企業的倒閉潮，又繼續增持了500億美元的美國債券，超過連續減持美元債券的日本而成為“破產帝國”最大的的債權人。改革家們三十年來的“偉大傑作”就是讓中國這個主權國家的國民經濟跳上債務帝國的“賊船”，與之同沉浮、同生死。但是，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命運，不能接受這樣的經濟發展，不能接受這樣的“改革成果”，不能接受這樣的“改革開放”。

我們與改革家們的根本分歧在於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在於如何認識和面對這個西方金融寡頭操控下的所謂“世界經濟秩序”，也就是這個以美元為本位經濟體系。我們認為這個西方金融寡頭營建了數百年的壟斷體系是不合理的。改革家們認為是先進的；我們認為這個剝削不發達國家的體系是不公平的。改革家們認為是高效率的；我們認為依附型經濟發展道路決不是大國崛起之路，依賴於西方體系，國家將永遠成為這個體系的附庸。改革家們認為只有引進西方的體制才能快速發展經濟，即使依賴也在所不惜；我們認為只有堅持經濟體系的相對獨立性，民族才有發展前途。改革家們認為必須尊重和維護美國方的經濟霸權中國才能有前途；我們認為中國在參與世界經濟活動中應該以我為主，逐步建立起適合自身發展的經濟體系和區域經濟秩序，並對此充滿信心。改革家們認為不可挑戰現有的西方經濟秩序，中國的發展應該融入或歸化到西方的體系中去。

如果說到融入西方的經濟體系，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要比中國進行得更早，也更徹底。但是今天世界南北差距是越來越大了，不是越來越小了。這些不發達地區國家的問題幾十年後依然困擾着這些國家的發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拉美國家採取的是引進經濟，GDP持續增長。歐美國家把他們的加工業紛紛轉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進一步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控制他們的能源、汽車和電力工業等等。最後拉美國家政府被歐美國家操縱，出現了只增長不發展的怪現象。西方國家市場一有風吹草動，或一旦西方發達國家把加工產業向其他地方轉移，便直接導致拉美國家的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可是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拉美國家同樣悲慘的道路，呈現出嚴重的“拉美化”傾向：貧富懸殊擴大、金融腐敗嚴重、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社會治安惡化、城市人口過多、地下經濟泛濫、國民經濟中對外資依賴型經濟比重達到70%。

然而中國的發展與其他不發達國家的發展相比較，其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信仰和文化的差異。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對自身來說是帶有深刻的國際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對西方來說，意味着地緣政治的衝突和文明的衝突。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中華民族的生存鬥爭，其目標不是與西方的“和諧合作”，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榮，那只不過是一種生存狀態，是鬥爭相持階段各方實力達到平衡、且相互利用的表象。生存就是鬥爭，發展就是鬥爭。這不是我們主觀用一個“和諧世界”、“同一個夢想”之類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語就掩蓋得了的，或加以否認的。中國處於相對弱勢的歷史時期，生存鬥爭意義下的經濟發展必須爭取是在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國際環境中進行，而經濟體系的獨立是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基礎和根本保障。發展獨立的經濟體系，其目的是擺脫中國依附於西方的“經濟奴工”地位。依靠虛擬經濟的發達來掠奪世界財富的帝國主義國家及國家集團與受經濟奴役的那些以世界奴工地位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勞動國家之間永遠存在着不可調和的深層矛盾。勞動國家最終都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生存的危機。在西方現有體系下勞動國家是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改變其地位的（除非通過戰爭），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被剝削殆盡後，其民族國家及其民族文化也將隨之消亡。

《孟子·盡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 岩牆就是行將倒塌的牆，知天命者不會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美國債務帝國和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貿易體系對於中國來說不僅在經濟上是一堵行將倒塌的危牆，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掠奪者眼裡，無國界的掠奪才是最有效、最徹底的掠奪。世界上凡是發源於游牧民族的文化都有這種“亡其國、滅其族、奪其物”潛意識的慣性遺存。嗜殺掠奪的本性，雖經數千年的進化，始終還滲透在他們後裔的現代行為中。如同食肉動物那樣，他們的生存競爭的方式就是咬斷你的脖子。華爾街金融大鱷的行徑已將這種獸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要崛起必然無法迴避這個血淋淋的鬥爭，這才是大國崛起的戰略着眼點。而依附型經濟的發展道路是“殺子伺虎，斷續絕嗣”之路，決不是大國崛起之路，因為我們不是在追求三五十年的“暴富”或諸如此類的“經濟奇蹟”，我們是要為沉淪了五百年的中國和中華民族後一千年歷史的延續立命。

附：

1．《債務帝國，虛擬經濟和美國霸權軟着陸》 ----劉濤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162463.shtml

2．改革後的中國社會現實寫照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8/11/10/17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