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1月，在延安，屋外嚴寒逼人，屋內溫暖如春，毛澤東與梁漱溟徹夜長談……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戰全面爆發。梁漱溟在山東搞了7年的鄉村建設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張群轉來的蔣介石邀請自己去南京的電報。當時，國民黨政府十分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於是就邀集了一些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國務會議之內，成立了一個咨詢性質的機構，叫“參議會”，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參加，但大多數成員仍爲國民黨員。梁漱溟是作爲無黨派的社會賢達被邀請。這個“參議會”，就是後來在武漢成立又遷至重慶的“國民參政會”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關閉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風塵僕僕趕到了南京。但隨著國民黨軍隊“八一三”抗戰失利，日軍長驅直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黨政府遷往武漢，梁漱溟作爲特邀的“參議員”（後爲“參政員”）也隨即到了武漢。沿途所見，一派流離失所、爭相逃難的景象！特別是一些國民黨大員，無信心抗日，有的丟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難，還把資產、妻兒送往國外。對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途也很悲觀。他想到自日本侵華後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張，深得人心，并終於變成現實。現在國民黨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樣呢？百聞不如一見。於是，梁漱溟產生了去延安見見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念頭。在徵得蔣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進行聯繫後，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達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聽了張聞天的介紹，梁漱溟才知道毛澤東是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張聞天對梁來延安表示歡迎，并爲他設宴洗塵。張聞天說，毛澤東的習慣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因此談話便安排在夜間。

　　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的第一次談話從下午6時至次日淩晨。時值冬天，延安氣候嚴寒。6點鐘天已擦黑，屋裡掌了燈。談話地點在延安城內的一間瓦房裡。梁漱溟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他說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個人心中亦十分悲觀，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梁表示這次來延安，就是向中共領袖討教來的。

　　毛澤東聽完梁漱溟的叙述，笑著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接著，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强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最後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論上。毛澤東分析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裡佩服。

　　毛澤東話音剛落，梁漱溟即說:“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麽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精神振奮 ！”

　　“過獎了，過獎了，梁先生！”毛澤東連聲說。

　　時間已到後半夜，長談告一段落。毛澤東很客氣地說:“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續談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說，“我先送給您一本書，請您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

　　“隨便，隨便，朋友之間，無話不談嘛！”毛澤東說著，接過一本厚厚的書，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著作，書名叫 《 鄉村建設理論 》 。

　　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6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兩人談興甚濃，欲罷不能。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中國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書，說:“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之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爲，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而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路綫、方針、政策……”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激化問題，并十分突出地强調其作用。

梁漱溟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强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兩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權利，動不動就是有我的自由權，個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父慈子孝，還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都是‘倫理本位’的內容，是指導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即注重義務，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的義務是什麽，本著自己的義務去盡自己的責任，孝家庭，也孝社會。所謂‘職業分途’，也就是社會分工，你幹哪一行，從事哪件工作，就有責任把它做好。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穩定、發展……”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後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强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鬥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爲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對此不以爲然，他十分斷然地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爲正是您的理論太看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們的分歧，正在這裡。”

　　兩人都不斷地、反複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在 48 年後的 1986 年秋天，毛澤東已經逝世10年，已經 93 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爲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强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在與毛澤東的兩夜長談之後，梁漱溟還到延安各處參觀。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很差，但到處生機勃勃，熱氣騰騰，其精神面貌與國統區有鮮明的區別。這都給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餘年後，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由重慶來到北京。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時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後，於1951年在 《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對自己做了一個總結。在這前後，他又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脉，但卻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對於中國的前途問題，承認了毛澤東的認識是正確的，而自己是錯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澤東等10名中共領袖陳述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後的政見……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只身去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并簽訂了停戰協定。緊接著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梁漱溟作爲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資格，爲實現國內和平奔走，爲實現和平後中國的政治前途和經濟建設籌劃。由於國共兩黨合作，一時間，不少人頗爲樂觀，一些人十分熱衷於能在今後的中國實行歐美國家那樣的多黨政治制度。

　　對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張和想法。但在當時的重慶卻無人可說，說了也沒有人聽。於是，他想到了中國共產黨，想到了毛澤東，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見到毛澤東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個機會，請毛澤東找10位中共領導人（包括毛在內），聽他陳述自己對當前中國的一點意見，如能滿足，感激之至。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請到一間不大的會議室裡，毛澤東首先迎上來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認識的張聞天外，毛澤東又向他介紹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梁漱溟情緒頗爲激動，興沖沖地講開了。他說:

　　“謝謝各位中共的朋友們給我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很高興。現在重慶情勢很好。國共領袖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親自談判簽訂的停戰協定已經生效，政協會議順利召開，有了五項政協協議，各黨各派的代表勁頭很高，社會各界反響亦好。但中國今後將走什麽路呢？……在重慶，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說中國也要實行歐美式的憲政，我本人從年輕時開始，也曾一度欣賞和贊同西方的憲政制度。但面對中國的現實，在大家談得正熱鬧的時候，我卻發生疑問了。

　　這疑問源於中國的現狀，其特點與西方國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經濟建設落後，生產水平低下，與生產落後聯繫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貧窮、文化落後。而這一經濟、文化落後的局面，正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站不住腳的症結所在。因此，中國當前最迫切的事是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把舊農業也現代化了，使中國在經濟上接近歐美先進國家，才能談得上其他。但是，要進行認真的經濟建設，則中國必須要有一個强有力而專心致志搞建設的政府，確立一個統一的建設方針，一口氣搞它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經濟建設。而不是兩黨輪流執政，互相攻擊，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樣，中國的政局則勢必不穩，不可避免要顧此失彼，統一的建設方針無從談起，想一口氣搞建設也就不可能辦到。  

 

我以爲，在中國照搬歐美政治體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二不合中國的國情和現狀的需要，其後果將不利於中國迅即進行長時間的經濟建設，致使中國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的狀況，而無法以獨立、富强之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但如果諸位反問我，你需要一個什麽樣的政府呢？你的意見、設想如何實現呢？我都答不上來。……我今天專門到延安來，在這樣的場合，講這篇話，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稱夢想）說出來，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談亦無妨。我只是把自己心裡想說的話向各位通報一下，算是留個題目，彼此去做吧 ……

　　毛澤東等10位中共領導人都很耐心地聽完了梁漱溟的長篇發言。當梁漱溟說到對中國的現狀無可奈何，對國民黨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國何年何月才能進行認真的經濟建設時，任弼時笑著插話說，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蔣介石先生死了，國民黨垮了台，中國才能進行認真的經濟建設，而現在蔣介石并沒有死，國民黨也沒有垮台，因此答不上來？梁漱溟只是笑，沒有正面答複。

　　梁漱溟先生後來回顧自己二赴延安時，曾十分深沉地說:

　　“的確，那時的我，連做夢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慶不多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全面打響了內戰；更沒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後，蔣介石國民黨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在中國開始了長時間的認真的經濟建設，實現了我當初夢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實現的夢想！”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進北京，成爲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澤東曾多次找他長談……

　　1950 年 1 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離開重慶，經由武漢到達北京。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許多人到火車站迎接。統戰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隊伍中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裡的頭一個。毛澤東立刻發現了他，大聲說:“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面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毛澤東的熱情態度，使梁漱溟除了緊緊握手，竟答不上話來。

　　12 日下午 5 點鐘左右，毛澤東派汽車來到梁漱溟居住的西城區辟才胡同南寬街接他，十多分鐘後便進了中南海。梁漱溟進了頤年堂的院門，毛澤東已在院裡等候了。同在的還有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梁漱溟1938 年初赴延安途經西安時即與林伯渠相識，後來又在重慶舊政協會上有過多次交往。

　　寒暄之後，毛澤東即詢問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梁隨口說:“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澤東擺擺手，笑著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

　　毛澤東抽了一口烟，接著說:“衆\人拾柴火焰高。共產黨靠大家，大家爲國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梁先生這次到了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卻難住了梁漱溟。說不同意吧，頗有清高之嫌；說同意吧，又違背他當時的真實思想。梁漱溟認爲，新中國成立了，但全國的大局能不能從此穩定統一下去呢？他有懷疑。他想到自己是曾經以第三方的身份，爲國事奔走過的人，如果今後大局一旦發生變化，仍需要他這樣的人站出來爲國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參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爲各方說話的身份。這是梁漱溟當時的真實思想，卻又不便說出。因此，他遲疑了片刻，才答複說:“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

　　梁漱溟的答複顯然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但兩人的談話并未形成僵局。說話間，已經到了開晚飯的時候，毛澤東傳話開飯。晚飯以後，毛澤東和梁漱溟繼續談話。

 

毛澤東對梁漱溟說:“梁先生從前在山東、河南搞過鄉村建設，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後有何變化，舊地重游，會有得益的。然後你再去東北老解放區看看，比較比較。梁先生如同意，具體行程由李維漢、徐冰安排，他們會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於1950年4月至9月間，先後參觀考察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農村及東北廣大地區的城市、農村。梁漱溟所到之處，受到很高的禮遇和盛情的接待。

　　9 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 9 月 23 日晚，毛澤東約梁漱溟談話。他詢問梁漱溟在外地參觀考察的情況，梁一一做了匯報。毛澤東說:“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區，又看了老解放區，但都在北方，還沒有到南方看看。趁熱打鐵，你的收獲會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難色地說:“我今年外出的時間長了，想歇一下，擠時間寫些參觀東北的見聞觀感，訪問廣東就且暫緩吧。”

　　毛澤東略加思索，說:“那也好。”

　　1951 年春，梁漱溟領悟到毛澤東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區，意即要他看土改。當時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團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動向統戰部報名參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個分團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團長，於5月上旬抵四川，8 月30日返京，歷時4個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後的第四天，毛澤東即約梁談話，毛澤東問:“對土改，對四川，你個人印象如何？隨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慮，便說:“我親眼看到貧苦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舉，很必要，也很及時。但毛病也不是沒有。比如政策規定不許打地主，但我親眼看到在鬥爭會上打得很凶，有一對地主夫婦，因爲受到體罰，一塊跳河自殺。這個問題應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沒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殺，那都不好。”

　　說到此，毛澤東笑著插話說:“你說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發生，但我們總的政策是鬥倒地主，分田分財，給他出路。大多數地主有活路，不會自殺，也不會反抗。問題是貧雇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以控制，於是對地主非打即駡。我們應該認真貫徹執行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著說:“說到對四川的印象，解放不過兩年，四川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變化這麽快，出乎我意料。四川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劉、鄧治理有方，他們是當地的執政者、軍政大員。特別是鄧小平年輕能幹，所見所聞，印象深刻。如解決袍哥問題，這在四川歷史甚久，範圍很廣，影響很大。鄧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對大多數袍哥不予追究，這樁事辦得穩妥。大多數不予追究，他們自然也就慢慢散開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卻正好促使他們聚攏起來與新政府對抗。前因後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鄧小平之才幹，就表現在這些方面。”

　　毛澤東聽著笑出聲來，大聲插話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評論通訊社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