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老朱和小朱談文字  

老朱（學淵）和小朱（大可）關於漢字的簡體和繁體持有不同見解，我贊成老朱的意見。  

簡體和繁體之爭，文字問題本身並不複雜，附加上其他的因素就變得複雜了，附加的因素越多越複雜。小朱的這篇大作，引申了又引申，擴大了又擴大，把文字問題變成政治討伐和文化圍剿了。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存活了五六千年的文字。埃及的楔形文字、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字比漢字更為古老，但它們早已成為死文字；現在生活在那些地域的人們，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漢字既古老又現代。有些民族的文字，在表達近現代科學術語和新潮語言時，發生了困難。漢字毫無困難。漢字之所以能存活五、六千年，長盛不衰，必有某種優勝的遺傳基因。我認為漢字的優勝在於發展，發展的趨勢之一就是由簡入繁、由繁化簡。甲骨文始於簡，發展到金文、籀文（大篆），越來越繁。秦始皇統一文字，變大篆為小篆，也是一次激進的漢字簡化。秦以後，又進入漸進的漢字簡化過程。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漢字簡化，是這一歷史過程的結果，不過將已經流行的簡化漢字規範化而已。  

簡化漢字的流行由來已久。唐代大畫家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藏波士頓博物館），有一處題寫“繼往開來”四個字。“繼”和“來”與現在流行的簡體字完全一樣，就是小朱所說的“毛體字”（怪哉，毛本人的手跡中沒有發現一個“毛體字”），不過那時毛的爺爺的爺爺的……還沒有出生。“往”字沒有簡體。“開”字多了一個簡體的門框，比繁體“開”字，還是簡化了。畫聖吳道子的《先師孔子行教像》（藏山東曲阜孔府），題詞“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中的“經”字為簡體，是簡體的另一種寫法。可見，現在《漢字簡化方案》中的某些簡體字，至少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就開始流行了。南京曾發現一塊朱元璋撰的石碑。這塊碑有兩個特點：一是使用標點符號斷句，但都是圓圈；二是使用大量的簡體字。我只記得有“禮”字、“雲” 字與現在的簡體字完全一樣。希望南京的朋友去把它找來，抄錄上網，供小硃批判。 

漢字發展的現階段，簡化是歷史的進步趨勢。為什麼漢字一定要簡化？道理和提倡白話文是一樣的。  

最初，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是一致的。《論語》的書面語言就是孔子當時口頭語言的記錄。一旦成為書面語言，總是相對穩定的；由穩定而至於呆滯、僵化。而日常的口頭語言是生動的，由生動而多變、活躍。於是在一定條件下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發生了分離。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就是使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重新趨於一致，從而充分表達新思想。以提倡白話文為內容的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古代的書籍都是手寫的。自從發明了印刷術，也發生了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分離。印刷體是僵化的，手寫體是活躍的。在手寫體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簡化字。現在的漢字簡化方案就是將不同的簡化字整理、歸納，加以規範化，克服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分離。第三批漢字簡化方案，公布不久即宣布作廢。因為其中新創的字太多，站不住腳。不是從流傳中來，也就不能回到流傳中去。反證第一、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之所以能站住腳，本來流傳已久，約定成俗。  

語言和文字都是發展的，語言和文字的發展與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總是活躍的東西戰勝僵化的東西。  

小朱的文章涉及的事件都是一九五〇以後，不過五六十年，而漢字的歷史是五六千年，以五六十年論斷五六千年，不能不是臆斷。據說“簡體字的原罪”是造成“文化的斷裂”。如果此說能夠成立，中國文化早就斷裂了。先秦的典籍絕大部分是以六國的文字書寫的。如果考古工作者發現一部“本體字”的《論語》，恐怕熱衷於“本體字”的小朱認不得幾個字。我們現在能讀通的《論語》就是經過漢字簡化的小篆以後的版本，相當於“簡體《水滸》”、“簡體《紅樓》”。所以，把事情放在五六千年的歷史過程中來考察，結論就很清楚了，“簡體《水滸》”、“簡體《紅樓》”究竟是文化的斷裂還是文化的延續？ 

小朱承認：“只有少數過繁的文字需要進行適度的手術。”這一句話把文章的全部論據都否定了。其實，文章除了表達對簡體字的義憤之外，沒有什麼像樣的論據。既然“過繁的文字需要進行適度的手術”，這就是肯定了簡化的必要性，不管這種必要性適用於多少漢字。人們在書寫的過程中簡化筆畫，體現了“進行適度的手術”。什麼叫“過繁”？標準是什麼？台灣的印刷體是繁體字。人們的手寫體中，把馬英九的“馬”字四點變成一橫，把連戰的“戰”字兩個口字變成兩點。按小朱的標準，“馬”字和“戰”字恐怕都不能算“過繁”，難道這種“適度的手術”就不能允許？什麼叫“少”？漢字簡化的數額由誰來規定？現在簡化漢字在全部漢字中還是少數，難道因為不符合小朱的“少數”就應當加以反對嗎？ 

朱大可先生的這篇文章或許是“震撼世界的詞句和空洞無物的內容相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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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丙甫：現行漢字文本優、缺點及其改革設想 

一   “漢語熱”中理性看待漢語的優缺點 

在當前“全球化”的國際大環境下，我們也需要用一種全球眼光來重新評價漢語，從而為漢語的世界化找到更好的途徑，使“漢語熱”能以更健康的方式發展。 

這種全球眼光，主要是通過世界各國語言文字的對比，理性地看到漢語的優缺點，從而自覺地在對外漢語教學過程揚長避短，使漢語更順利地進入國際社會。 

首先我們要冷靜地看到，跟全球化進程中的“英語熱”相比，“漢語熱”的規模是非常小的，隨着全球化的發展，英語也以空前的速度擴張着它的地盤。英語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科技領域事實上的共同工作語言。尤其是因特網普及以來，英語飛速滲透進億萬網民的日常生活。英語教育已經成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教育產業，全世界英語教師的數量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學科的教師，英語課時也超過任何其他課時。僅以中國為例，有40%的教育經費用在英語教育上（彭澤潤2005）。估計大學生用在英語學習上的時間比例，也跟這個數字不會相差太大。英語的擴展伴隨着英語文化的擴展，麥當勞、肯德基代表的快餐文化以及好萊塢電影的遍及全球就是一個例子。 

反觀國外的“漢語熱”，實際上不過是跟以往漢語課程作為冷門課程只在少數著名大學中才設置的情況相比，現在把漢語列入主要外語的學校越來越多了，甚至開始被列入中學外語課程之中。但這僅僅是國外通才教育的一部分，國外多數的漢語學生往往只是帶着好奇心理，嘗淺則止學到初級水平就不再學下去了，能夠堅持下去學到基本掌握漢語並能運用的學生，在華裔學生之外，是少之又少。其實，國外對漢語教學的需求增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華人移民和華裔學生的大量增加，一些華人較多的國際大都市的院校中，選修漢語課的學生也以華裔學生為絕大多數；這是中國向世界大規模移民的一個附帶積極效應。 

面對英語擴展的積極應對策略，除了加強改革開放的深度以增強綜合國力，從而根本上增加漢語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價值外，也應該包括漢語自身的優化，使之成為更方便有效的工具。呂叔湘（1990）先生曾說過：“聽說漢字和漢文將要在二十一世紀走出華人圈子，到廣大世界去闖蕩江湖，發揮威力，這真是叫人高興可慶可賀的事情。不過我總希望在這二十世紀剩下的十年之內有人把它們二位的毛病給治治好，再領它們出門。這樣，我們留在家裡的人也放心些。”

經過多年的“漢語熱”之後，漢語在自身的優化方面，並沒有明顯的進步。在各國外語課程中，漢語通常是被列為難度最高的外語之一，即達到同樣水平，學習漢語需要的時間遠遠超過學習其他的語種。這裡面除了語言親屬關係的近遠之外（如學習跟自己母語接近的語種，因為詞彙和語法結構的相似程度高，當然就比較容易），漢語本身的一些特點也造成了學習的困難。 

在漢語走向世界，成為國際性語言這一過程中，漢語本身需要作一些改進，使之成為更加完善、方便的交際工具，提升自己的適應力和競爭力。漢語文本的改進，應該成為中文學科中一個組成部分，屬於漢語應用研究的範疇。本文下面在跨語言文字比較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改進書面漢語，即漢語文本的建議。 

二   建立“全球華語”觀念以擴大共同漢語的發展基礎

在中國之外，漢語社區遍於全球。各地海外漢語社區都會有一些適合當地社會文化的特有詞彙，以及受當地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的特有語法手段。這些詞彙和語法手段如果能夠及時吸收進漢語的共同語，漢語共同語的基礎就可以得到極大的擴大。因此，我們需要確立並加強全球漢語的觀念，即“華語”的觀念。東南亞地區具有海外最大的華僑居住地區，這些地區大多把漢語稱為“華語”，我們不妨沿用這個名稱，用來強調全球性的漢語。事實上，“華語”這個名稱現在已經廣泛流傳，在許多場合也不能用“漢語”來替代它（郭熙2004）。按照郭熙的定義，“華語是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為標準的華人共同語”。實際上也就是“普通話加上各地帶有方言色彩的非標準普通話”，其涵蓋面比“普通話”大。應該把海外漢語社區看作漢

語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是漢語得以發展和豐富的一個重要源頭和基礎。

詞彙方面不必細說。就說語法吧，新加坡華語中，許多“萬”被“千”所替代，如說“五十萬”為“五百千”等等。這顯然大大便於大數目的漢-英對譯，使大數目對譯能夠免去換算的過程而得到根本的簡化。事實上，“千進制”在科技方面運用起來比“萬進制”更方便，因為國際度量衡制都是“千進制”，如一千克為一公斤，一千公斤為一噸等等。這種語法現象就很值得加以推廣而吸收進華語共同體。 

歷史告訴我們，改革往往發起於傳統主流比較薄弱的邊緣地區。香港雖然不是漢語的主流地區，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主辦的《語文建設通訊》，長期以來一直是倡導漢語文字改革最積極和得力的刊物。海外華語社區也很可能為漢語的改進提供積極的推動。 

三   增加拼音字母的用途 

為了使海外漢語能夠更方便地吸收反映當地社會文化的詞彙、語法，漢語書面文字，即漢語文本，也需要進行一些改進，以便於對新詞彙和語法手段的吸收。在海外中文媒體普遍採用直排的過去一段時間，漢字中夾進字母表達（外國人名或科技計算公式等），往往需要把閱讀材料轉90度橫過來看。短的人名等等不一定要橫過來看，但總還是彆扭而影響閱讀速度，復雜一些的公式、長一點的數學計算等等，則不能不橫過來看。這樣，閱讀時把閱讀材料橫來倒去，顯然大大增加了閱讀難度。在海外漢字媒體逐漸採用橫排後，這種情況就大大改善了。由此可見漢字文本改進的重要性。 

書面漢語不是拼音文字（儘管也有表音成分），這是漢語最大的特點之一。但是漢語跟拼音文字的這一差別，並不像一般想象的那麼大。所有發達的文字都具有表音成分和區別同音詞的手段，不過具體方法和運用程度不同而已。 

作為漢語基本表達形式的漢字系統，其中也有表音成分，如“綃、削、銷、消、逍、宵、硝、霄、蛸、魈”中的“肖”。在區別同音詞方面，英語是利用不同的拼法，如 no 和 know，new 和 knew，I 和 eye，right 和 write 等等。這些不同寫法雖然來源於歷史音變，但在今天實際上起了分化同音詞的作用。如果上述那些常用的一對對同音詞寫法相同，顯然不利於閱讀。法語單詞中也有大量不發音的字母，起着類似的分化同音詞作用。漢字的複雜寫法可以說是分化同音字手段的極端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漢語中 “綃、削、銷、消、逍、宵、硝、霄、蛸、魈”這樣根據表意部首的分化方法，雖然復雜，但具有很強的語義基礎，因此也有方便學習和閱讀的一面。（學淵按：乃是漢語過分簡單之必然後果） 

這樣看來，漢字跟其他文字的差別，只是表音手段和區分同音詞手段之運用程度和複雜性的不同，不象我們以前所認為的是根本的本質不同。 

漢語這些方面的複雜性，有缺點也有優點。 

漢字雖然難寫，但是因為信息豐富，在閱讀上有某種優勢。如趙元任（1980）說過，“至於文字的傳遞，中國文字啊，有兩幅度的變化；外國文字雖然每個字的結構，還是一個一個字母，一條線排下去，一連串的是一度的，那麼在這個上頭啊，除掉剛才說的學習上的困難之外，在已經學會了過後，就有些方便的地方。比方我可以說我對於英文跟讀中文差不多一樣熟吧，可是我在書裡頭找一個東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為中文的這個字跟那個字實在不同，你翻翻，翻到了，那個字就好象對着你瞪着眼兒，就看見了。英文字都是那二十六個字母顛倒去的，即使拼起來還是缺乏個性一點兒，難找一點兒。在這一方面德文比英文更糟糕。英文loop 左高右低，pool左低右高，plop  中高外低，lapel 中低外高，這樣全字多少有一點兒個性，並且字短，就首尾字母不同看得出一點兒。德文的各詞就一長串拼在一塊兒，就比英文更難認了，俄文多數字母一般高，更缺乏個性了”。（學淵按：拼音文字缺乏個性，以字長取勝） 

至於漢字的缺點，如上面趙元任提到的，主要是難學、難寫等等。但是人們一生中閱讀文字的時間遠遠超過學習文字和書寫的時間，因此，人們從閱讀方便中獲得的好處遠遠超過了難學、難寫的損失。特別是可以用計算機輸入代替手寫的今天，難寫的問題更不重要了。 

今天看來，漢字最大的缺點，其實是適應能力比較差，吸收方言、口語和外來語方面很不方便。其結果造成了漢語語音系統和詞彙系統的相對貧乏。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漢大詞典》（陸谷孫主編）有20萬詞條，但是《現代漢語詞典》只有6萬5千多個詞條。這當然跟收詞的方法有關，但這無法否認英語詞彙比漢語詞滙豐富的基本事實。造成這種差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漢字作為表音工具的不便。 

漢字表示一個個完整的音節。這就局限了它吸收新音節的可能。例如，人人能發的 ki 音，就無法用漢字表達。小孩子模仿汽車喇叭聲和槍聲的dü dü dü 和 piang piang piang ，漢字也寫不出。西北有名的biangbiang 面，用漢字只好寫作“棒棒面”，不但歪曲了實際發音，還使人望文生義誤解成象棒子一樣的面[①]。又如，上海話中一個很有表達力的 dia 這個詞，用漢字寫成“嗲”，很容易讀成“爹”，失去了原來的韻味。漢語的方言資源是極其豐富的，方言中有大量富有表達力的音節、詞語，由於漢字表音功能的限制而無法或很難吸收進共同語中。 

現在許多語言學者提出要保護方言，但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方言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全面維護方言是不現實的。我認為把方言中生動的、特有的成分儘快吸收進漢語共同語，是保護方言最重要的並且最現實的措施。這些成分一旦以拼音形式吸收進書面漢語，就再也不會消失了。並且這也反過來大幅度增加了漢語共同語的詞彙，增強了漢語的表達力。

廣州話中許多很有表達力的特有詞彙，用一些標準漢字中沒有的特殊漢字表達，就很難被吸收進漢語共同語。 

如今，外來的字母詞在漢語中的地位已經確立，成為漢語中增長最快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如此，為什麼就不能用字母來拼寫方言詞彙呢？這方面是不應該內外有別而歧視本國方言的。（這一點根本就是鬼扯淡！遷就不能沒有底線--版主注）

在豐富漢語的詞彙方面，我們首先可從方言中尋找資源，不可捨近求遠。如果用拼音吸收方言口語中的生動成分，漢語的音節結構和詞彙量一定會有一個相當大的提升。 

從另一方面來看，拼音的擴大使用也能大大減少漢字使用的混亂。外來字母詞目前主要用於科技領域和新科技產品，如X光、B超、DVD 等，或者專有簡稱，如WTO 等等，一般的專名主要採用漢字轉寫表音。在中外文化交流極為有限的前改革開放時代，外來專名不多，用漢字表音問題還不很大。但是當代文化交流的速度無限增長，外來新詞語大量而快速地湧進漢語，用漢字轉寫轉不勝轉，加上各人選擇漢字不同，同一個外來專有名詞往往會採用不同的漢字，造成了不少混亂。 

並且，用漢字音譯外來語，這就使漢字除了它們原來的用法外，還要增加作為表音符號的功能，結果導致某些漢字承擔功能太多而職能不明。如“美軍稱敘幫助伊軍與聯軍抗衡”，這里的“敘”表示“敘利亞”，可是漢語水平不高或不熟悉時事的人，很容易把“稱敘”誤解成一個類似於“聲稱”和“敘述”組成的複合詞。漢字一般用“翁”對譯外來語中on 這個音，於是希臘神話中的Pygmalion 就成了“皮格馬利翁”，很容易使人把這個多情青年國王誤會成一個老頭。大量漢字作為純標音符號去音譯外來語，給漢字文本的閱讀帶來很大的困惑。（真是本來就不應該用漢語來注音，那會將漢語垃圾化。）

總之，用漢字去音譯外來專名，會增加漢字使用的混亂，還不如直接用拼音轉寫比較好，如Pygmalion 用漢語拼音就可以寫成Pigmalion，或者直接用英語原文。 

字母的擴大使用，也可以豐富漢語文本的形式；正如阿拉伯數字的引進，因為形體特徵鮮明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閱讀數字信息的效率。字母的擴大使用，也必將有效提高我們的閱讀效率，至少使外來語的身份一目了然。日文中用片假名拼寫西方外來語，就有便於閱讀理解的明顯效果。 

此外，漢語中字母詞數量的增加，也會縮小漢語跟世界通行拼音文字的距離，便於漢語走向國際，更好地為世界人民服務。

四   漢字文本的改進和豐富 

漢字文本中增加拼音的夾用，是改進和豐富漢字文本的主要內容之一（更是鬼扯！！！）。現行漢字文本的一個缺點是雖然語義信息豐富但是語法信息極其缺乏（這點說的極是。可如何處理尚無靈丹妙藥）。少數例外包括發音相同的語法後綴“的、地、得”在“認真的態度，認真地學習，認真得使人佩服”中分成三個寫法，以區分“定-名”、“狀-動”和“動-補”結構，這種分化有利於書面語言的精確化，並且能提高閱讀效率。這種方法應該擴大使用。 

標點符號也是專門表達語言結構信息的工具，它們可以明確標示句子的界限以及語氣等等。標點符號的引進是現代漢語文本的一個重大改進。首先，它極大地提高了漢語文本的精確性。想一下學者們在詮釋文言經典時因沒有標點而導致的大量討論，想一下標點《二十四史》作為一項巨大工程耗費了數百學者十多年的精力這一事實，就可以知道標點符號的偉大意義了。其次，標點符號的引進也極大地提高了語文教學的效率。

我們今天不需要象古人那樣為學會看文章而“十年寒窗”，標點符號的功勞是不可忽視的。如果漢語文本至今仍然不用標點，小學生學會看文章恐怕至少要多用一、兩年時間。更重要的是，標點符號使我們日常閱讀的效率大大提高了。這一點，只要去試試閱讀一篇去掉所有標點符號的文章就能體會到了。 

高家鶯（1994）指出，“方塊漢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視覺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間小，有利於提高閱讀速度；雖然方塊漢字感知單位與語言單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響了閱讀速度，但就總體來說，方塊漢字的閱讀速度還是比拼音文字快”。這裡指出了漢字感知單位與語言單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是影響漢語閱讀速度的主要因素。

所謂感知單位和語言單位的一致，在世界通行的拼音文字中，除了通過標點符號來表達外，主要是通過分詞排版來實現的。現行標點符號的主要功能是斷句，只能傳達句子界限、句子類型等粗線條的語法信息，標示句子間的大停頓、大節奏，基本不管句子內的小停頓、小節奏，無法表示詞語界限等更細緻的語法信息。而分詞文本中空格的功能則是進一步“斷詞”，所以可看作標點符號功能的深化和延伸，即空格可看作一個分詞的標點。 

現行漢字文本完全沒有採用分詞排版，在精確反映語言結構方面就有很大的缺陷。如果漢語文本實行分詞排版的話，排除了過渡階段的不習慣等等因素，從長遠看，其閱讀效率必然會有進一步的提升。 

人們對於文字的使用具有極大的適應能力，往往是“生在繁中不知繁”。習慣了沒有標點的古人，並不特別感到沒有標點的麻煩。我們現在習慣了，就感到離不開。我們現在因為適應了不分詞的文本，在通常情況下並不感到不便。但是在某種場合對，不分詞對於閱讀理解的干擾是很明顯的。例如一個“性”字，作前綴時表示“性別”等意義，作後綴則表示“性質”。沒有劃分詞界，“創造性功能、全國性科學會議、臨時性娛樂服務稅、一次性服務”都有歧義，很不方便。當然，這種極端的情況不多，並且根據上下文也不難解決。但是，因詞界不明而造成的程度比較輕微的歧義，是比較普遍的，如“美國會通過某法案”中前三個字，可以理解成“美國國會”，也可以理解成“美國將會”。況且，在某些場合，例如包括憲法等政府文件、法律文件中，即使根據上下文能消除的歧義也不應存在，因為這給故意曲解和鑽法律條文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此外，當代漢語由於外來新詞語的大量增加和結構的日益複雜化，也使分詞排版越來越成為必要。從前有個“專名號”，現在一般只用在古籍中，白話文中不再使用。在改革開放前的毛澤東時代，由於外來專名相對穩定、增長不快，專名號的確不那麼需要。但是現在隨着國際交流的飛速發展，音譯外來新專名也飛速猛增，專名沒有標記就不很方便了。採用分詞排版，至少可以明確專名跟一般詞語的界限，增加其辨析性。 

當然，引進分詞排版，當然也會有一些困難和麻煩。當初標點的引進，在開始階段會使人感到不習慣，如以前寫文章不用考慮標點，現在要選擇用什麼標點，不是多了一個麻煩嗎？但經過一個階段就能適應。漢語文本要實行分詞排版，在開始階段必然也會有類似困惑。其實標點的正確使用，也反應了思維的條理明確，因此這個麻煩實際上對於思維的清晰化是個必要的工具。很難想象一個連標點都無法正確熟練運用的人，其思路能做到非常清晰。 

不過，這種改革不可貿然推行，應該有一個相當長的準備和過渡的階段。例如，可以先在某些領域進行試驗，如對外漢語教學中等等。 

這方面日本的做法很值得借鑑。標準日文也是沒有分詞排版的。由於日文文本有漢字、片假名、平假名三種形式，有一定的分工（片假名主要拼寫西方外來語，漢字主要書寫實詞，平假名主要用於詞尾形態），文字的語法信息比漢字文本豐富，因詞界不明造成的閱讀困難比漢語文本小得多。儘管如此，日本語文學界和教育界仍然高度重視分詞排版的作用。日本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的課本、讀物全部採用分詞排版；到了三四年級，才開始逐漸增加不分詞排版的教材。日本的許多對外日語初級教科書中，也採用分詞排版以減少初學階段的困難。 

在初級對外漢語教材若能採用分詞排版，必將大大減少初學者對漢字的巨大不適應。等掌握漢語到一定程度之後，再逐漸取消分詞的空格，這樣就能分散初學階段的難點。 

我國有關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也日益重視起來。2004年6月南昌大學舉辦的“漢字文本改進國際研討會”上，分詞文本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一些具體設想，成了會議的中心內容（陸丙甫2004，2005）。 

有些學者也已經在漢語文本的分詞排版方面做了些積極的嘗試，如彭澤潤、李葆嘉（2002）主編的《語言理論》，整本書採用分詞排版。可惜其中的空格是半個漢字的空檔，即1/2 格，似乎嫌大了一點，讀者較難適應。中國第一本全部採用分詞文本的雜誌《語言應用研究與教學》（吉林人民出版社主辦、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協辦）於2006年創刊，其中的詞間空格比較小，看起來就舒服得多。其實，類似問題，如今的計算機排版技術應該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計算機的文字處理，不但克服了漢字難寫的缺點，也可以為引進分詞文本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用手寫難以把握控制的細微差別，在電腦文本中很容易做到。總之，當代高科技信息技術的發展，給漢語書面形式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條件。我們應該充分重視和利用這個技術資源。 

據《語言應用研究與教學》的編輯李開拓先生告訴我，他和其他一些編輯，開始接觸分詞排版時，很不習慣；過了一個階段後，閱讀不分詞的文本反而感到不習慣了。 

呂叔湘先生（1979:65）說過，由於缺乏形態標記，“漢語裡語法範疇主要依靠大小語言單位互相結合的次序和層次來表達。”可見，做為一種語法手段，層次在漢語中的承擔的表達功能超過其他語言中。而分詞是表達最基本層次單位的手段，在漢語中能夠傳達很豐富的信息。我個人的經驗就是，閱讀分詞的漢語拼音文本比閱讀雖有聲調但不分詞的漢語拼音文本容易得多。這似乎說明分詞在語言交際中提供的信息比聲調多；由此可見其在提高閱讀效率的巨大潛力[②]。呂叔湘（1979）本人也在標點的改革（如對專名號的擴大使用）作出了一些嘗試（陸丙甫 2007）。 

即使在不能全面實行分詞排版的情況下，也可以適當引進空格作為一個標點。在某些要讀一遍以上才能明白的長句子中，可以用空格來指示停頓。如下面這個句子，第二個寫法增加了兩個空格，對於閱讀理解就有明顯的幫助。 (1) 對科學技術等領域智力活動創造的精神財富所享有的權利，應該加以法律保護。(2) 對科學技術等領域 智力活動創造的精神財富 所享有的權利，應該加以法律保護。 這些場合，需要一個停頓，但加逗號又顯得太小題大做，不妨用不那麼顯眼的小空格。 

五  漢語文本的“一語五文” 

鑑於漢字學習的困難以及漢字計算機處理的不便等等因素，在某些漢字使用不便的場合，可以使用漢語拼音文本；這就是許多語文界人士所提倡的所謂漢語的漢字文本和拼音化文本同時並用的“一語雙文”戰略。 

這樣的場合主要有兩個。一是電子郵件通訊中，漢字不僅存在內碼選擇和轉換的麻煩，而且轉化過程經常會導致亂碼，甚至內碼的完全毀壞而無法恢復。二是在對外漢語教學的某些領域中，如某些外國人學漢語的目的是為了日常生活的口頭交際，並無全面掌握漢字閱讀的需要。 

漢字分詞文本的試驗，可以看作是傳統漢字文本和拼音文本的一種中間狀態：雖用漢字但卻像拼音文本一樣分詞。這種中間狀態可作為走向“一語雙文”的過渡形式，能為“一語雙文”積累一些經驗，提供必要的準備工作。如果把分詞的漢字文本也看作另一種漢字文本的話，那麼我們就有“一語三文”了。 

自五四運動開始提倡白話文，到白話文徹底戰勝文言文而成為唯一法定標準語，經歷了30年時間（不包括台灣地區）。在這個漫長的過渡階段，中國實際上是新舊兩種語言（文體）並存的雙語狀況。為了慎重、逐步地優化漢語，為什麼不能容許漢語的漢字文本和拼音文本同時存在的“一語雙文”呢？現代漢語的分詞文本，甚至拼音文本，跟傳統漢字文本的區別，實際上比白話跟文言之間的差別小得多，適應起來的困難，不見得象某些人想象的那麼嚴重。 

漢語的分詞文本和拼音文本，也將為國際友人學習、運用漢語，為漢語走向世界減少阻力。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一點的重要性更不應忽視。                                                      

此外，兩岸三地簡、繁文字的並存，也是一種“一語雙文”，不過這是一種消極的“一語雙文”。我們應該在促進上述積極的“一語雙文”的同時，設法縮小乃至取消簡、繁並存的“一語雙文”。縮小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只要把簡體系統稍作調整，使之在軟件的簡、繁轉化中能夠接近100％的“一對一”就可以了。由於漢字簡化中歸併了某些繁體字，這就形成了“一簡對多繁”的情況，因此繁體轉簡體沒有問題，而簡體轉繁體就會出現某些混淆。所以，做到簡、繁一一對應，只要在簡體系統中恢復若干繁體字，經常引起轉換混淆的不過是十多個繁體字。如“髮﹑幹﹑後”等，把這些繁體字恢復到簡體系統中，即在簡體文本中“解放”這些繁體字，就能基本達到簡、繁之間的一對一關係。香港語文學會刊物《語文建設通訊》就這一問題自1999年開始進行了多年的討論。香港語文學會理事會已經就“解放”12個繁體字向中國教育部、國家語委下設的《規範漢字表》（送審稿）專家委員會提出建議。我們期望這一建議能得到有關語文立法部門的積極回應。 

其實，除了純漢字文本（不排除少數字母詞，如WTO等），分詞的漢語文本、純拼音文本這三種文本外，還可以增加一種大量、系統採用拼音的漢字-拼音夾用文本。日文中漢字主要書寫實詞，平假名主要書寫表達語法信息的虛詞、語法詞綴等，而片假名主要書寫西方外來語（今年來用拉丁字母直接引進西方科技新屬於新產品的趨勢也大大增加）。有實驗證明，這種分工，大大提高了日文的閱讀效率。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用拼音字母來書寫所有的虛詞（連詞、介詞、疑問語氣詞等），這樣虛、實交叉，虛、實分明，層次分明的文本，經過一個適應階段，必將大大提高我們的閱讀效率，這就好像數學書、記賬本中，用阿拉伯數字代替漢字數字能大大提高閱讀效率一樣。 

這種虛詞用拼音表達的漢字文本可以採用分詞形式，也可以不用，可以分別稱為“（漢字和字母）雙體系不分詞文本”和“雙體系分詞文本”。所以實際上，我們今後有五種文本可根據不同需要而選用。它們是：傳統漢字文本、雙體系不分詞文本、雙體系分詞文本、純漢字分詞文本和純拼音文本[③]。 

漢字文本需要“與時俱進”。歷史上每次書寫、印刷工具的革命，往往也引起文字形式的巨大改變。計算機輸入和電子文本排版的普及，這一書寫、印刷技術的改革，比以往這方面任何一個改革都更徹底、根本。信息時代的新技術為漢語文本的改進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技術條件，積極推動漢語文本的改進，使漢字成為更方便、更科學的工具，從而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更好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