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老朱和小朱谈文字  

老朱（学渊）和小朱（大可）关于汉字的简体和繁体持有不同见解，我赞成老朱的意见。  

简体和繁体之争，文字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附加上其他的因素就变得复杂了，附加的因素越多越复杂。小朱的这篇大作，引申了又引申，扩大了又扩大，把文字问题变成政治讨伐和文化围剿了。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存活了五六千年的文字。埃及的楔形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比汉字更为古老，但它们早已成为死文字；现在生活在那些地域的人们，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汉字既古老又现代。有些民族的文字，在表达近现代科学术语和新潮语言时，发生了困难。汉字毫无困难。汉字之所以能存活五、六千年，长盛不衰，必有某种优胜的遗传基因。我认为汉字的优胜在于发展，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由简入繁、由繁化简。甲骨文始于简，发展到金文、籀文（大篆），越来越繁。秦始皇统一文字，变大篆为小篆，也是一次激进的汉字简化。秦以后，又进入渐进的汉字简化过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汉字简化，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不过将已经流行的简化汉字规范化而已。  

简化汉字的流行由来已久。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藏波士顿博物馆），有一处题写“继往开来”四个字。“继”和“来”与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完全一样，就是小朱所说的“毛体字”（怪哉，毛本人的手迹中没有发现一个“毛体字”），不过那时毛的爷爷的爷爷的……还没有出生。“往”字没有简体。“开”字多了一个简体的门框，比繁体“開”字，还是简化了。画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藏山东曲阜孔府），题词“删述六经垂憲萬世”中的“经”字为简体，是简体的另一种写法。可见，现在《汉字简化方案》中的某些简体字，至少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就开始流行了。南京曾发现一块朱元璋撰的石碑。这块碑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标点符号断句，但都是圆圈；二是使用大量的简体字。我只记得有“礼”字、“云” 字与现在的简体字完全一样。希望南京的朋友去把它找来，抄录上网，供小朱批判。 

汉字发展的现阶段，简化是历史的进步趋势。为什么汉字一定要简化？道理和提倡白话文是一样的。  

最初，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一致的。《论语》的书面语言就是孔子当时口头语言的记录。一旦成为书面语言，总是相对稳定的；由稳定而至于呆滞、僵化。而日常的口头语言是生动的，由生动而多变、活跃。于是在一定条件下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发生了分离。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就是使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重新趋于一致，从而充分表达新思想。以提倡白话文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古代的书籍都是手写的。自从发明了印刷术，也发生了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离。印刷体是僵化的，手写体是活跃的。在手写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简化字。现在的汉字简化方案就是将不同的简化字整理、归纳，加以规范化，克服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离。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不久即宣布作废。因为其中新创的字太多，站不住脚。不是从流传中来，也就不能回到流传中去。反证第一、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之所以能站住脚，本来流传已久，约定成俗。  

语言和文字都是发展的，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与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总是活跃的东西战胜僵化的东西。  

小朱的文章涉及的事件都是一九五〇以后，不过五六十年，而汉字的历史是五六千年，以五六十年论断五六千年，不能不是臆断。据说“简体字的原罪”是造成“文化的断裂”。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中国文化早就断裂了。先秦的典籍绝大部分是以六国的文字书写的。如果考古工作者发现一部“本体字”的《论语》，恐怕热衷于“本体字”的小朱认不得几个字。我们现在能读通的《论语》就是经过汉字简化的小篆以后的版本，相当于“简体《水浒》”、“简体《红楼》”。所以，把事情放在五六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结论就很清楚了，“简体《水浒》”、“简体《红楼》”究竟是文化的断裂还是文化的延续？ 

小朱承认：“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需要进行适度的手术。”这一句话把文章的全部论据都否定了。其实，文章除了表达对简体字的义愤之外，没有什么像样的论据。既然“过繁的文字需要进行适度的手术”，这就是肯定了简化的必要性，不管这种必要性适用于多少汉字。人们在书写的过程中简化笔画，体现了“进行适度的手术”。什么叫“过繁”？标准是什么？台湾的印刷体是繁体字。人们的手写体中，把馬英九的“馬”字四点变成一横，把連戰的“戰”字两个口字变成两点。按小朱的标准，“馬”字和“戰”字恐怕都不能算“过繁”，难道这种“适度的手术”就不能允许？什么叫“少”？汉字简化的数额由谁来规定？现在简化汉字在全部汉字中还是少数，难道因为不符合小朱的“少数”就应当加以反对吗？ 

朱大可先生的这篇文章或许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和空洞无物的内容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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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丙甫：现行汉字文本优、缺点及其改革设想 

一   “汉语热”中理性看待汉语的优缺点 

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我们也需要用一种全球眼光来重新评价汉语，从而为汉语的世界化找到更好的途径，使“汉语热”能以更健康的方式发展。 

这种全球眼光，主要是通过世界各国语言文字的对比，理性地看到汉语的优缺点，从而自觉地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扬长避短，使汉语更顺利地进入国际社会。 

首先我们要冷静地看到，跟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热”相比，“汉语热”的规模是非常小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也以空前的速度扩张着它的地盘。英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事实上的共同工作语言。尤其是因特网普及以来，英语飞速渗透进亿万网民的日常生活。英语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产业，全世界英语教师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学科的教师，英语课时也超过任何其他课时。仅以中国为例，有40%的教育经费用在英语教育上（彭泽润2005）。估计大学生用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比例，也跟这个数字不会相差太大。英语的扩展伴随着英语文化的扩展，麦当劳、肯德基代表的快餐文化以及好莱坞电影的遍及全球就是一个例子。 

反观国外的“汉语热”，实际上不过是跟以往汉语课程作为冷门课程只在少数著名大学中才设置的情况相比，现在把汉语列入主要外语的学校越来越多了，甚至开始被列入中学外语课程之中。但这仅仅是国外通才教育的一部分，国外多数的汉语学生往往只是带着好奇心理，尝浅则止学到初级水平就不再学下去了，能够坚持下去学到基本掌握汉语并能运用的学生，在华裔学生之外，是少之又少。其实，国外对汉语教学的需求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华人移民和华裔学生的大量增加，一些华人较多的国际大都市的院校中，选修汉语课的学生也以华裔学生为绝大多数；这是中国向世界大规模移民的一个附带积极效应。 

面对英语扩展的积极应对策略，除了加强改革开放的深度以增强综合国力，从而根本上增加汉语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价值外，也应该包括汉语自身的优化，使之成为更方便有效的工具。吕叔湘（1990）先生曾说过：“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二十世纪剩下的十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

经过多年的“汉语热”之后，汉语在自身的优化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在各国外语课程中，汉语通常是被列为难度最高的外语之一，即达到同样水平，学习汉语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其他的语种。这里面除了语言亲属关系的近远之外（如学习跟自己母语接近的语种，因为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相似程度高，当然就比较容易），汉语本身的一些特点也造成了学习的困难。 

在汉语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性语言这一过程中，汉语本身需要作一些改进，使之成为更加完善、方便的交际工具，提升自己的适应力和竞争力。汉语文本的改进，应该成为中文学科中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汉语应用研究的范畴。本文下面在跨语言文字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改进书面汉语，即汉语文本的建议。 

二   建立“全球华语”观念以扩大共同汉语的发展基础

在中国之外，汉语社区遍于全球。各地海外汉语社区都会有一些适合当地社会文化的特有词汇，以及受当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有语法手段。这些词汇和语法手段如果能够及时吸收进汉语的共同语，汉语共同语的基础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大。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并加强全球汉语的观念，即“华语”的观念。东南亚地区具有海外最大的华侨居住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把汉语称为“华语”，我们不妨沿用这个名称，用来强调全球性的汉语。事实上，“华语”这个名称现在已经广泛流传，在许多场合也不能用“汉语”来替代它（郭熙2004）。按照郭熙的定义，“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实际上也就是“普通话加上各地带有方言色彩的非标准普通话”，其涵盖面比“普通话”大。应该把海外汉语社区看作汉

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是汉语得以发展和丰富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基础。

词汇方面不必细说。就说语法吧，新加坡华语中，许多“万”被“千”所替代，如说“五十万”为“五百千”等等。这显然大大便于大数目的汉-英对译，使大数目对译能够免去换算的过程而得到根本的简化。事实上，“千进制”在科技方面运用起来比“万进制”更方便，因为国际度量衡制都是“千进制”，如一千克为一公斤，一千公斤为一吨等等。这种语法现象就很值得加以推广而吸收进华语共同体。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往往发起于传统主流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区。香港虽然不是汉语的主流地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语文建设通讯》，长期以来一直是倡导汉语文字改革最积极和得力的刊物。海外华语社区也很可能为汉语的改进提供积极的推动。 

三   增加拼音字母的用途 

为了使海外汉语能够更方便地吸收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的词汇、语法，汉语书面文字，即汉语文本，也需要进行一些改进，以便于对新词汇和语法手段的吸收。在海外中文媒体普遍采用直排的过去一段时间，汉字中夹进字母表达（外国人名或科技计算公式等），往往需要把阅读材料转90度横过来看。短的人名等等不一定要横过来看，但总还是别扭而影响阅读速度，复杂一些的公式、长一点的数学计算等等，则不能不横过来看。这样，阅读时把阅读材料横来倒去，显然大大增加了阅读难度。在海外汉字媒体逐渐采用横排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善了。由此可见汉字文本改进的重要性。 

书面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尽管也有表音成分），这是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但是汉语跟拼音文字的这一差别，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所有发达的文字都具有表音成分和区别同音词的手段，不过具体方法和运用程度不同而已。 

作为汉语基本表达形式的汉字系统，其中也有表音成分，如“绡、削、销、消、逍、宵、硝、霄、蛸、魈”中的“肖”。在区别同音词方面，英语是利用不同的拼法，如 no 和 know，new 和 knew，I 和 eye，right 和 write 等等。这些不同写法虽然来源于历史音变，但在今天实际上起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如果上述那些常用的一对对同音词写法相同，显然不利于阅读。法语单词中也有大量不发音的字母，起着类似的分化同音词作用。汉字的复杂写法可以说是分化同音字手段的极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 “绡、削、销、消、逍、宵、硝、霄、蛸、魈”这样根据表意部首的分化方法，虽然复杂，但具有很强的语义基础，因此也有方便学习和阅读的一面。（学渊按：乃是汉语过分简单之必然后果） 

这样看来，汉字跟其他文字的差别，只是表音手段和区分同音词手段之运用程度和复杂性的不同，不象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根本的本质不同。 

汉语这些方面的复杂性，有缺点也有优点。 

汉字虽然难写，但是因为信息丰富，在阅读上有某种优势。如赵元任（1980）说过，“至于文字的传递，中国文字啊，有两幅度的变化；外国文字虽然每个字的结构，还是一个一个字母，一条线排下去，一连串的是一度的，那么在这个上头啊，除掉刚才说的学习上的困难之外，在已经学会了过后，就有些方便的地方。比方我可以说我对于英文跟读中文差不多一样熟吧，可是我在书里头找一个东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为中文的这个字跟那个字实在不同，你翻翻，翻到了，那个字就好象对着你瞪着眼儿，就看见了。英文字都是那二十六个字母颠倒去的，即使拼起来还是缺乏个性一点儿，难找一点儿。在这一方面德文比英文更糟糕。英文loop 左高右低，pool左低右高，plop  中高外低，lapel 中低外高，这样全字多少有一点儿个性，并且字短，就首尾字母不同看得出一点儿。德文的各词就一长串拼在一块儿，就比英文更难认了，俄文多数字母一般高，更缺乏个性了”。（学渊按：拼音文字缺乏个性，以字长取胜） 

至于汉字的缺点，如上面赵元任提到的，主要是难学、难写等等。但是人们一生中阅读文字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文字和书写的时间，因此，人们从阅读方便中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了难学、难写的损失。特别是可以用计算机输入代替手写的今天，难写的问题更不重要了。 

今天看来，汉字最大的缺点，其实是适应能力比较差，吸收方言、口语和外来语方面很不方便。其结果造成了汉语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相对贫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有20万词条，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只有6万5千多个词条。这当然跟收词的方法有关，但这无法否认英语词汇比汉语词汇丰富的基本事实。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作为表音工具的不便。 

汉字表示一个个完整的音节。这就局限了它吸收新音节的可能。例如，人人能发的 ki 音，就无法用汉字表达。小孩子模仿汽车喇叭声和枪声的dü dü dü 和 piang piang piang ，汉字也写不出。西北有名的biangbiang 面，用汉字只好写作“棒棒面”，不但歪曲了实际发音，还使人望文生义误解成象棒子一样的面[①]。又如，上海话中一个很有表达力的 dia 这个词，用汉字写成“嗲”，很容易读成“爹”，失去了原来的韵味。汉语的方言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方言中有大量富有表达力的音节、词语，由于汉字表音功能的限制而无法或很难吸收进共同语中。 

现在许多语言学者提出要保护方言，但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全面维护方言是不现实的。我认为把方言中生动的、特有的成分尽快吸收进汉语共同语，是保护方言最重要的并且最现实的措施。这些成分一旦以拼音形式吸收进书面汉语，就再也不会消失了。并且这也反过来大幅度增加了汉语共同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

广州话中许多很有表达力的特有词汇，用一些标准汉字中没有的特殊汉字表达，就很难被吸收进汉语共同语。 

如今，外来的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地位已经确立，成为汉语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用字母来拼写方言词汇呢？这方面是不应该内外有别而歧视本国方言的。（这一点根本就是鬼扯淡！迁就不能没有底线--版主注）

在丰富汉语的词汇方面，我们首先可从方言中寻找资源，不可舍近求远。如果用拼音吸收方言口语中的生动成分，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词汇量一定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提升。 

从另一方面来看，拼音的扩大使用也能大大减少汉字使用的混乱。外来字母词目前主要用于科技领域和新科技产品，如X光、B超、DVD 等，或者专有简称，如WTO 等等，一般的专名主要采用汉字转写表音。在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有限的前改革开放时代，外来专名不多，用汉字表音问题还不很大。但是当代文化交流的速度无限增长，外来新词语大量而快速地涌进汉语，用汉字转写转不胜转，加上各人选择汉字不同，同一个外来专有名词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汉字，造成了不少混乱。 

并且，用汉字音译外来语，这就使汉字除了它们原来的用法外，还要增加作为表音符号的功能，结果导致某些汉字承担功能太多而职能不明。如“美军称叙帮助伊军与联军抗衡”，这里的“叙”表示“叙利亚”，可是汉语水平不高或不熟悉时事的人，很容易把“称叙”误解成一个类似于“声称”和“叙述”组成的复合词。汉字一般用“翁”对译外来语中on 这个音，于是希腊神话中的Pygmalion 就成了“皮格马利翁”，很容易使人把这个多情青年国王误会成一个老头。大量汉字作为纯标音符号去音译外来语，给汉字文本的阅读带来很大的困惑。（真是本来就不应该用汉语来注音，那会将汉语垃圾化。）

总之，用汉字去音译外来专名，会增加汉字使用的混乱，还不如直接用拼音转写比较好，如Pygmalion 用汉语拼音就可以写成Pigmalion，或者直接用英语原文。 

字母的扩大使用，也可以丰富汉语文本的形式；正如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因为形体特征鲜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阅读数字信息的效率。字母的扩大使用，也必将有效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至少使外来语的身份一目了然。日文中用片假名拼写西方外来语，就有便于阅读理解的明显效果。 

此外，汉语中字母词数量的增加，也会缩小汉语跟世界通行拼音文字的距离，便于汉语走向国际，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

四   汉字文本的改进和丰富 

汉字文本中增加拼音的夹用，是改进和丰富汉字文本的主要内容之一（更是鬼扯！！！）。现行汉字文本的一个缺点是虽然语义信息丰富但是语法信息极其缺乏（这点说的极是。可如何处理尚无灵丹妙药）。少数例外包括发音相同的语法后缀“的、地、得”在“认真的态度，认真地学习，认真得使人佩服”中分成三个写法，以区分“定-名”、“状-动”和“动-补”结构，这种分化有利于书面语言的精确化，并且能提高阅读效率。这种方法应该扩大使用。 

标点符号也是专门表达语言结构信息的工具，它们可以明确标示句子的界限以及语气等等。标点符号的引进是现代汉语文本的一个重大改进。首先，它极大地提高了汉语文本的精确性。想一下学者们在诠释文言经典时因没有标点而导致的大量讨论，想一下标点《二十四史》作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了数百学者十多年的精力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标点符号的伟大意义了。其次，标点符号的引进也极大地提高了语文教学的效率。

我们今天不需要象古人那样为学会看文章而“十年寒窗”，标点符号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汉语文本至今仍然不用标点，小学生学会看文章恐怕至少要多用一、两年时间。更重要的是，标点符号使我们日常阅读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这一点，只要去试试阅读一篇去掉所有标点符号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了。 

高家莺（1994）指出，“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这里指出了汉字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是影响汉语阅读速度的主要因素。

所谓感知单位和语言单位的一致，在世界通行的拼音文字中，除了通过标点符号来表达外，主要是通过分词排版来实现的。现行标点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断句，只能传达句子界限、句子类型等粗线条的语法信息，标示句子间的大停顿、大节奏，基本不管句子内的小停顿、小节奏，无法表示词语界限等更细致的语法信息。而分词文本中空格的功能则是进一步“断词”，所以可看作标点符号功能的深化和延伸，即空格可看作一个分词的标点。 

现行汉字文本完全没有采用分词排版，在精确反映语言结构方面就有很大的缺陷。如果汉语文本实行分词排版的话，排除了过渡阶段的不习惯等等因素，从长远看，其阅读效率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人们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极大的适应能力，往往是“生在繁中不知繁”。习惯了没有标点的古人，并不特别感到没有标点的麻烦。我们现在习惯了，就感到离不开。我们现在因为适应了不分词的文本，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感到不便。但是在某种场合对，不分词对于阅读理解的干扰是很明显的。例如一个“性”字，作前缀时表示“性别”等意义，作后缀则表示“性质”。没有划分词界，“创造性功能、全国性科学会议、临时性娱乐服务税、一次性服务”都有歧义，很不方便。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多，并且根据上下文也不难解决。但是，因词界不明而造成的程度比较轻微的歧义，是比较普遍的，如“美国会通过某法案”中前三个字，可以理解成“美国国会”，也可以理解成“美国将会”。况且，在某些场合，例如包括宪法等政府文件、法律文件中，即使根据上下文能消除的歧义也不应存在，因为这给故意曲解和钻法律条文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当代汉语由于外来新词语的大量增加和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也使分词排版越来越成为必要。从前有个“专名号”，现在一般只用在古籍中，白话文中不再使用。在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外来专名相对稳定、增长不快，专名号的确不那么需要。但是现在随着国际交流的飞速发展，音译外来新专名也飞速猛增，专名没有标记就不很方便了。采用分词排版，至少可以明确专名跟一般词语的界限，增加其辨析性。 

当然，引进分词排版，当然也会有一些困难和麻烦。当初标点的引进，在开始阶段会使人感到不习惯，如以前写文章不用考虑标点，现在要选择用什么标点，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但经过一个阶段就能适应。汉语文本要实行分词排版，在开始阶段必然也会有类似困惑。其实标点的正确使用，也反应了思维的条理明确，因此这个麻烦实际上对于思维的清晰化是个必要的工具。很难想象一个连标点都无法正确熟练运用的人，其思路能做到非常清晰。 

不过，这种改革不可贸然推行，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准备和过渡的阶段。例如，可以先在某些领域进行试验，如对外汉语教学中等等。 

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标准日文也是没有分词排版的。由于日文文本有汉字、片假名、平假名三种形式，有一定的分工（片假名主要拼写西方外来语，汉字主要书写实词，平假名主要用于词尾形态），文字的语法信息比汉字文本丰富，因词界不明造成的阅读困难比汉语文本小得多。尽管如此，日本语文学界和教育界仍然高度重视分词排版的作用。日本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课本、读物全部采用分词排版；到了三四年级，才开始逐渐增加不分词排版的教材。日本的许多对外日语初级教科书中，也采用分词排版以减少初学阶段的困难。 

在初级对外汉语教材若能采用分词排版，必将大大减少初学者对汉字的巨大不适应。等掌握汉语到一定程度之后，再逐渐取消分词的空格，这样就能分散初学阶段的难点。 

我国有关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2004年6月南昌大学举办的“汉字文本改进国际研讨会”上，分词文本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一些具体设想，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陆丙甫2004，2005）。 

有些学者也已经在汉语文本的分词排版方面做了些积极的尝试，如彭泽润、李葆嘉（2002）主编的《语言理论》，整本书采用分词排版。可惜其中的空格是半个汉字的空档，即1/2 格，似乎嫌大了一点，读者较难适应。中国第一本全部采用分词文本的杂志《语言应用研究与教学》（吉林人民出版社主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协办）于2006年创刊，其中的词间空格比较小，看起来就舒服得多。其实，类似问题，如今的计算机排版技术应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计算机的文字处理，不但克服了汉字难写的缺点，也可以为引进分词文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用手写难以把握控制的细微差别，在电脑文本中很容易做到。总之，当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汉语书面形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个技术资源。 

据《语言应用研究与教学》的编辑李开拓先生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编辑，开始接触分词排版时，很不习惯；过了一个阶段后，阅读不分词的文本反而感到不习惯了。 

吕叔湘先生（1979:65）说过，由于缺乏形态标记，“汉语里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可见，做为一种语法手段，层次在汉语中的承担的表达功能超过其他语言中。而分词是表达最基本层次单位的手段，在汉语中能够传达很丰富的信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阅读分词的汉语拼音文本比阅读虽有声调但不分词的汉语拼音文本容易得多。这似乎说明分词在语言交际中提供的信息比声调多；由此可见其在提高阅读效率的巨大潜力[②]。吕叔湘（1979）本人也在标点的改革（如对专名号的扩大使用）作出了一些尝试（陆丙甫 2007）。 

即使在不能全面实行分词排版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引进空格作为一个标点。在某些要读一遍以上才能明白的长句子中，可以用空格来指示停顿。如下面这个句子，第二个写法增加了两个空格，对于阅读理解就有明显的帮助。 (1) 对科学技术等领域智力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加以法律保护。(2) 对科学技术等领域 智力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 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加以法律保护。 这些场合，需要一个停顿，但加逗号又显得太小题大做，不妨用不那么显眼的小空格。 

五  汉语文本的“一语五文” 

鉴于汉字学习的困难以及汉字计算机处理的不便等等因素，在某些汉字使用不便的场合，可以使用汉语拼音文本；这就是许多语文界人士所提倡的所谓汉语的汉字文本和拼音化文本同时并用的“一语双文”战略。 

这样的场合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子邮件通讯中，汉字不仅存在内码选择和转换的麻烦，而且转化过程经常会导致乱码，甚至内码的完全毁坏而无法恢复。二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某些领域中，如某些外国人学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日常生活的口头交际，并无全面掌握汉字阅读的需要。 

汉字分词文本的试验，可以看作是传统汉字文本和拼音文本的一种中间状态：虽用汉字但却像拼音文本一样分词。这种中间状态可作为走向“一语双文”的过渡形式，能为“一语双文”积累一些经验，提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果把分词的汉字文本也看作另一种汉字文本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一语三文”了。 

自五四运动开始提倡白话文，到白话文彻底战胜文言文而成为唯一法定标准语，经历了30年时间（不包括台湾地区）。在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国实际上是新旧两种语言（文体）并存的双语状况。为了慎重、逐步地优化汉语，为什么不能容许汉语的汉字文本和拼音文本同时存在的“一语双文”呢？现代汉语的分词文本，甚至拼音文本，跟传统汉字文本的区别，实际上比白话跟文言之间的差别小得多，适应起来的困难，不见得象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汉语的分词文本和拼音文本，也将为国际友人学习、运用汉语，为汉语走向世界减少阻力。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的重要性更不应忽视。                                                      

此外，两岸三地简、繁文字的并存，也是一种“一语双文”，不过这是一种消极的“一语双文”。我们应该在促进上述积极的“一语双文”的同时，设法缩小乃至取消简、繁并存的“一语双文”。缩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简体系统稍作调整，使之在软件的简、繁转化中能够接近100％的“一对一”就可以了。由于汉字简化中归并了某些繁体字，这就形成了“一简对多繁”的情况，因此繁体转简体没有问题，而简体转繁体就会出现某些混淆。所以，做到简、繁一一对应，只要在简体系统中恢复若干繁体字，经常引起转换混淆的不过是十多个繁体字。如“髮﹑幹﹑後”等，把这些繁体字恢复到简体系统中，即在简体文本中“解放”这些繁体字，就能基本达到简、繁之间的一对一关系。香港语文学会刊物《语文建设通讯》就这一问题自1999年开始进行了多年的讨论。香港语文学会理事会已经就“解放”12个繁体字向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下设的《规范汉字表》（送审稿）专家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期望这一建议能得到有关语文立法部门的积极回应。 

其实，除了纯汉字文本（不排除少数字母词，如WTO等），分词的汉语文本、纯拼音文本这三种文本外，还可以增加一种大量、系统采用拼音的汉字-拼音夹用文本。日文中汉字主要书写实词，平假名主要书写表达语法信息的虚词、语法词缀等，而片假名主要书写西方外来语（今年来用拉丁字母直接引进西方科技新属于新产品的趋势也大大增加）。有实验证明，这种分工，大大提高了日文的阅读效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用拼音字母来书写所有的虚词（连词、介词、疑问语气词等），这样虚、实交叉，虚、实分明，层次分明的文本，经过一个适应阶段，必将大大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这就好像数学书、记账本中，用阿拉伯数字代替汉字数字能大大提高阅读效率一样。 

这种虚词用拼音表达的汉字文本可以采用分词形式，也可以不用，可以分别称为“（汉字和字母）双体系不分词文本”和“双体系分词文本”。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后有五种文本可根据不同需要而选用。它们是：传统汉字文本、双体系不分词文本、双体系分词文本、纯汉字分词文本和纯拼音文本[③]。 

汉字文本需要“与时俱进”。历史上每次书写、印刷工具的革命，往往也引起文字形式的巨大改变。计算机输入和电子文本排版的普及，这一书写、印刷技术的改革，比以往这方面任何一个改革都更彻底、根本。信息时代的新技术为汉语文本的改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条件，积极推动汉语文本的改进，使汉字成为更方便、更科学的工具，从而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更好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