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hui.news365.com.cn/yw/200906/t20090609_2349736.htm
蒋介石怎会被改名叫“常凯申”
学界的浮躁之风又一次“吹”远了常识，这次“吹”得够远
日期：2009-06-09 作者：吴越 来源：文汇报
“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 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 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本报北京6月8日专电） 高山杉:
本书中的这些误拼和误译问题，要是偶尔出现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和编辑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
王奇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176页，28.00元
中俄国界东段划分，是政治问题，也是语文学兼史学（philologico-historical）问题。说是语文学兼史学问题，因有多语本《尼布楚条约》（拉丁、满、俄、汉、法文诸本）、《瑷珲条约》（满、俄、蒙、汉文诸本）、《中俄天津条约》（满、俄、汉文诸本）、《中俄北京条约》（满、俄、汉文诸本）摆在那里等待诠释，另有浩如烟海的相关史籍和档册。东西学人整理并研究这些材料，自《尼布楚条约》签订时（1689年）算起，至今已有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产生出无数的专著和论文，以至于“中俄国界东段划分研究史”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术史科目。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正是这门学科的一本新作。
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学者、俄国（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我不通俄文，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明。
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 lin还原成“林青霞”呢）；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费尔班德（J. K. 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林 T. C. （T. C. Lin）→林同济；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赫萨（T. A. Hsia）→夏济安
书名（论文名）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
《1689年尼布楚条约：鲜为人知的托马斯·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的案例分析》（The Treaty of 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 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689年尼布楚条约：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Thomas Pereyra或拼 Thomas Pereira，为葡萄牙耶稣会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担任通译，汉名徐日升，作者在第102-103页提到过，此处缘何不知）
《托马斯·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前书把Thomas Pereira译成“托马斯·佩雷拉”，此处又译作“托马斯·皮埃尔”，本身就不统一）
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 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 Seuberlich《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中叶”的意思）
《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
《太平洋历史回顾》或《太平洋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历史评论》
作者名和书名（论文名）的误译：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 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Louis Pfister, S. 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冯承钧汉译本，作者把书名译成“俄国在华传教士”，实在莫名其妙）
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W.Fuchs: ■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 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司撰、张星烺译《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却不知“福克司”和她翻译的“福彻斯 ”是同一人；福克司是德国满文、汉学大家）
拉迪莫尔《满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Mongols of Manchuria）→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对“满洲里”有癖好，凡遇见“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译作“满洲里”）
福彻斯《茗燕图录》（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康熙朝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茗燕图录》，可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息，请参看：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 /PMH01016/CD002675/html/CD002675_1263.html；在这个网址上面，《茗燕图录》和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后在拍卖，作者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
休谟尔《1644-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
苏埃曼纽尔《危机论：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 年）》（Immanuel G. J. Hsu：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 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伊犁危机：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作者把C. Y. Hsü误拼成G. J.Hsu）
苏伊姆（I. Hsu）编《中国近代史之解读》（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编《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同一位“徐中约”，作者先后翻译成“苏春月”、“苏埃曼纽尔”和“苏依姆”，可谓荒唐之极）
布雷斯特赛德《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原文明明是“西亚”，作者却译成“南亚”）
福彻斯《满洲里概况》（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福克司《清世地图史料考》（书名原文拼写有误，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
郎文、格林和伦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伦敦的朗曼格林书局
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问题要是偶尔出现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她在 “后记”中称这本书为“心血之作”）和编辑（“后记”中提到“编辑同志们的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什么专业不清楚，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技术”成分），长期研究中俄（包括中苏）关系史，竟然闹出“常凯申”的笑话，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自“门修斯”（Mencius）事件发生之后，相信“常凯申”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
延伸阅读
●Chiang Kai- shek: China's Destin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ung- hui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 New York : Macmillan , 1947
●《中国之命运》
蒋中正著，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初版 「蒋介石」成了「常凯申」
柳叶
继多年前有学者把「孟子」（Mencius）译成「门修斯」後，最近学界又爆出一个大笑话：「蒋介石」（Chiang Kai-shek）居然译成「常凯申」！
出此笑话的并非一般译者，而是国内名牌高校清华大学的历史系副主任！在这位学者的新书《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类似错译人名的问题比比皆是，如把瞿同祖译为楮东苏丶夏济安（T. A. Hsia）译成赫萨。这本书的出版者也不是什麽杂牌出版社，而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发现并揭露这个笑话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者高山杉。这位高人自去年七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创刊以来，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十多篇书评，几乎篇篇见血，剑锋所指，俱为海内外名家高手，如他批评甘阳夸张不实，批评邓晓芒连「表面的丶零星的」问题都谈不对，批评倪梁康译注唯识论典问题多多，批评牛汝极的《十字莲花》集各类学术硬伤之大成，批评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文章系抄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批评陈开科的巴拉第研究太粗糙……
有意思的是，高山杉批评的这些书大都属於非常偏门的学问，原本读者甚少，但高山杉的批评文章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来与学界的朋友聚会，几乎每次都会议论到高山杉，不仅佩服他学识渊博，更佩服他的勇气可嘉。因为在所谓的学术批评领域，早已经是吹捧成风，高帽子乱飞，看不到真正严肃的学术批评。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这并非高山杉的危言耸听，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揭露出来，那所谓的学术繁荣，真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堂堂中央编译出版社，也跟「野鸡」出版社没什麽区别了：「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丶『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
但愿「门修斯」丶「常凯申」这类的笑话不再有续篇。
北大毕业 清华任教 不识蒋介石的历史副教授就是她(图)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11/44467.html 上海《文汇报》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所着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被网民发现错漏百出，当中更将中国近代着名人物----蒋介石（Chiang Kai-shek）误为常凯申。 该书2008年10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责任编辑陈琼指，由于时间很赶，误译引用资料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麽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表示，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曾经出版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  王奇曾是2001年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王奇婉拒记者採访，知情人士透露，王奇正在将网友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将给读者准确的订正本。
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显示，45岁的王奇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6年7月-1991年3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
1991年3月-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
1995年1月-今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获奖情况:
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001年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曾荣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荣获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2003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先进个人。
论著、论文: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毛泽东思想概论》（39万字，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承担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著述工作（2.3万字）。
4、《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承担了全部俄文资料的编撰工作（5万字）。
5、《中俄两国入世前后人才流失现象分析及其对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文集》，清华大学2004年3月版。
6、《“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应对举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7、《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志士的摇篮》，《“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2003年8月。
8、《“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7期；《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7期。
9、《充分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开展中俄关系史的科研工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10、《二战后国际大背景中的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注：《远方纪程----追寻留苏学子的足迹》电视资料片主编，2004年3月发行。
科研项目:
1、“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2000年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变革----苏俄、欧美、日本中国留学生之社会角色研究”，2003年韩国高教财团、清华大学亚洲中心项目。
3、 2004年3月，在清华大学组织召开“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一行8人、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教育部长一行13人、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财经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中心的专家学者；国内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的领导，社科院、北京大学、北外、中共中央党校等专家、学者100多人到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教学情况:
开设《近现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专题》（硕士生）、《二战后中俄（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本科生）、《19-20世纪中外关系史》（本科生）、《毛泽东思想概论》（本科生）等课程。
学生情况：
指导硕士研究生7人，其中3人毕业，4人在读。
版主： 还好由于出此错误，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新世纪的“黄俄罗斯”人在20年后主导对俄的绥靖政策。好好。 这个篓子捅得好！ 太及时了。想想看，对于鲸吞蚕食中国上千万平方领土的沙俄，它在欧亚大陆东段对大中华的巧取豪夺之强盗历程，竟然成为中国学术界里的一门专精的学术领域——“既然被强奸了，那就不妨躺下尽力想像为在享受了罢”！什么东西！！ 返回到： 斜眼陶渊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