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遭到中共當局政治謀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三年。他在嚴密監禁下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年，有病無法得到及時診療，家屬無法得到他健康診療的充分資訊，探視的權利屢遭剝奪，家人甚至遭受連坐迫害。在他生命最後的兩個星期裡，世人才得知他肝癌晚期的消息。這信息發布的時間和方式，展示出中共當局赤裸裸的殘忍和傲慢。是的，對眾生的殘忍傲慢，正是中共集團的統治特色，在習近平時代愈加表露無遺。劉曉波對此早有深刻的認識。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殺後，人們常說，劉曉波是一個「有爭議」的人。提起他在知識界的影響，又常常有人說，劉曉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暴得大名」，是當時的「文壇黑馬」。其實，了解他的寫作或者在九十年代後和他有過交往，就會理解，他能走過關於天安門懺悔的舊「爭議」，他能不理會是否有「敵人」的新「爭議」，而且一直到法庭最後陳述、面臨長期監禁時，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那都是因為他經過了痛苦的反思和自省。

他遭遇的爭議，都是因為在具體政治情勢下的選擇引起的。在政治強權壓迫下，每一個追求正義良善生活的個體，都不得不時時面臨關乎個人和家人的困難抉擇。每一次選擇，在具體的個人層面都是無可厚非的。劉曉波的選擇引起爭議，正是因為他不願、而且也不能把自己的選擇僅僅放在個人層面處理。他無法迴避內省和反思，總是需要如魯迅那樣「解剖」自己，把尖銳時刻的選擇聯繫到哲學的存在意義上來理解。於是，他在政治衝突時刻的選擇，通過他的寫作成為別人眼中的「爭議」，成為政治意義上的公共事件，同時也成為文化思想意義上的公共事件。他曾經為自己在六四鎮壓後配合當局辯護，這種辯護最終結束在他向丁子霖教授懺悔，向天安門母親致敬，結束在他之後二十多年堅持不懈為受害者呼籲的努力當中。他堅持「沒有敵人」，反駁他的人卻很少去閱讀他的寫作，去了解這個立場背後他曾經有過怎樣的哲學思考。

確實，政治策略方面的種種爭議，遮蓋了劉曉波始終堅持如一的文化批判，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這方面，是他自八十年代以來基本不變的一面，常常為人所忽略。到了新世紀，弘揚「中華傳統」成為官方言說，要在公共場合聽到劉曉波的聲音，更加不容易。在劉曉波離世三週年的時候，我願意向大家鄭重推薦他最早引起公眾注意的著作：《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這本書最早於1987年出版（六四鎮壓後有台灣出版的繁體字版），可以看作是劉曉波自覺地作為五四精神傳人的宣言書。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論點，就是批評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中國社會個體萎縮，個人自由和個人發展被集體意識擠壓到最底層。而這種狀況，只有經過長期不斷的啟蒙努力，才能根本改變。

劉曉波在這本書裡批評中國傳統中的「民本」思想其實是相對於「君本」，是建立在穩固的等級意識基礎上，完全沒有基於公民個體自主權利的「民主」因素。他說：「對民本和博愛的絕對抽象肯定，⋯⋯實際上造成了每個人將最深層的自我動機自覺地、或非自覺地壓抑下去和隱藏起來，以一切為『公』，來變相地獲得『私』利。從哲學的意義上說，就是把人的本性隱藏裝飾起來，通過一種非人的途徑，來滿足其本性的需求。而真正能夠利用這種途徑的，只有極少數的掌權者，無權的大眾只能被剝奪。」所以，他說：「用清官反對貪官、用民本反對等級的結果只能是貪官不絕，等級永存。因為這一切都是同一塊文化土壤的果實。」

劉曉波在這本書裡還重點批判了儒家人文思想，批判孔子和顏回所代表的「孔顏人格」。他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覺的奴性。」所謂「仁愛」，所謂「憂患意識」，都是這種奴性的表現。他堅持說，「只有當人真正地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時，人才是人。」下面這段話是他在1987年寫的——

中國知識分子在「廉價的理想主義」驅使下，一旦「啟蒙呼聲，得不到來自經濟、政治以及其他階層的支持，知識分子就會因孤獨而走向絕望，復歸傳統。⋯⋯ 一旦來自現實的抵抗超過了啟蒙的思想力量，他們便由速熱的激憤走向速冷的淡漠。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在理想破滅後，仍然敢於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冷靜，缺乏長期置身於絕境之中的韌性」。

這些，都是他致力要改變的。他為此確定的個人目標是：「我也許會失敗，但我並不悲哀，我為自己能夠投身於反封建運動的激流之中而慶幸。」

在劉曉波離世三年後重讀這部著作，我不由得驚嘆他始終如一的信念，也為他一直到生命終點時的誠實和坦然所折服。「敢於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冷靜」，「長期置身於絕境之中的韌性」，我願用劉曉波提出的這些原則，與各地的朋友們共勉。我們也許會失敗，但我們並不悲哀。我們為自己能夠投身於爭取公民權利的激流中而慶幸。我們在書寫歷史，書寫歷史黑暗一頁中仍然閃耀不滅的光明。

2020.7.13.